炮声隆隆。
正当国民革命军开始北伐的时候，鲁迅接受厦门大学的聘请，决定到南方去。
鲁迅是由林语堂介绍到厦大任国文系教授兼国学院研究教授的。在段祺瑞执政时期，他们同是被列名通缉的人物，鲁迅辗转逃难的同时，林语堂也曾弃家出走。5月下旬，他率先离开北京，就任厦大语言学正教授、文科主任兼研究院总秘书。离京前，在女师大饯别的茶话会上，他有辞行片和照片赠与鲁迅；待到了厦大，便极力推动校方，聘鲁迅和沈兼士、孙伏园等著名人士一同到校任教。
经过熟人推荐，毕业后的许广平将回到她的母校——广东省立女子师范任职。虽然她和鲁迅不是同在一地，但相去不远，接应容易。为此，他们交换了意见，决定分头为社会服务两年，一方面为事业，一方面也为自己积聚一点必需的钱，两年之后再相见面。
他们就这样比翼南飞了。
由于早有辞京南下的打算，因此，鲁迅决计把所有应当做的工作赶快做完。
其一是翻译《小约翰》。
他极其欣赏荷兰作家望？蔼覃著的这本长篇童话集，自己所爱吃的东西，往往不自觉地想别人也能吃，故在东京时便起了翻译的念头。可是，那时候能力不济，直到1925年计划《未名丛刊》的书目时，才决心利用暑假的时间，仗一本辞典走通这条路。不料，时间并不属于自己，几个月的生命都委弃在正人君子的围攻里了。卖了广告的事情是不能不做的。他觉得对于作者和读者，都负了一宗很大的债务，而且拖欠久了，一天天地愈加窘迫。
等到拔出笔来要译的时候，却又怀疑起外国语的实力来了。他问齐寿山可肯同译，齐寿山答应了，于是约定在暑假期间译完。
中央公园。每日下午，他们便躲进一间偏僻的红墙小屋里对译；有时进行得很快，有时争执得很凶，有时商量，有时一筹莫展，身边一壶好茶和身上一大片汗是一定不缺的。译得头昏眼花时便看看小窗外的日光和绿阴，慢慢地听那高树上的蝉鸣，偶或想起几个月前的避难生涯，也应当算是一种享受了。
8月13日，童话终于译完。当天，齐寿山特意请鲁迅在来今雨轩吃晚饭，还约来了许寿裳和戴芦。庆祝也罢，送行也罢，总之一周以后鲁迅就得走了。
工作之二，是校定《小说旧闻钞》，并作了序言。
本书是在编写《中国小说史略》的过程中，从许多旧笔记、旧集子以及其他古籍里搜集来的有关宋以后小说的史料编纂而成的。这本史料集参考了九十余种书籍，计一千五百七十五卷，费去精力可谓不少，但也同许多编辑已久的旧稿废置在一起，没有时间理会它。只因为陈源对《中国小说史略》的诬词，他才从尘封中翻检出来，陈放案头。许广平见了，极力怂恿他编定付梓，并乐于做他的助手和誊写员。两个人的密切配合，使书稿很快得以出版。
序言说，“今年之春，有所枨触”，对本事特加点明。这样，下面的“自愧读书不多，疏陋殊甚，空灾楮墨，贻痛评坛”，以及“未尝转贩”诸语，便变得明显有所指了。陈源者，流言家也，——鲁迅立意让本书提供一个有力的佐证！
此前，鲁迅完成的又一项工作是，为任国桢的同学胡翻译的勃洛克的长诗《十二个》写一篇后记。本书将是被译介到中国来的第一部苏联文学作品。因此，他工作起来既充满激情，又十分慎重。
6月间，他对美国来访者巴勒特说过：“中俄两国间好像有一种不期然的关系，他们的文化和经验好像有一种共同的关系”；“俄国文学作品已经译成中文的，比任何其他外国作品都多，并且对于现代中国的影响最大。中国现实社会里的奋斗，正是以前俄国小说家所遇着的奋斗……”他翻译过不少俄国小说，他本人的小说创作也深受俄国作家的影响，对俄国文学是相当熟悉的，如为韦丛芜所译《穷人》作小引，对著者陀思妥耶夫斯基的分析，便使人感到有一种知己般的惊人的深刻。可是，对苏联文学的评介，能够做到类似的精确和熟练吗？
《〈十二个〉后记》开始就刮大风暴。它“怒吼着，震荡着”，猛烈地打击着“癞皮狗似的旧世界”，“枯朽的都拉杂崩坏”，在这“连底的大变动”中覆灭了。他第一次如此鲜明地赞扬了苏联的十月革命。在这里，他以对十月革命的基本态度为界标。描述苏联“诗人”的分化。为他过去所喜欢的安特莱夫，显然被他划入“旧的诗人”一类。因为在十月革命的大风暴中，安特莱夫经不起考验，远离他的祖国和人民。而勃洛克，则因为他“用整个身心、整个意识来谛听革命”，“向着革命这边突进”，虽然还不是“新兴的革命诗人”，《十二个》“也还不是革命的诗”，鲁迅仍然给予了很崇高的评价。他指出：“《十二个》于是便成了十月革命的重要作品，还要永远地流传。”
其实，鲁迅从来没有把自己视作“新兴的”无产阶级作家，而是视同勃洛克一般的向着革命突进，然而也时而返顾而且受伤的“过客”式人物。因此，在写作后记的中间，也就自然应合了心灵的和鸣：突进！突进！向革命的南边突进！……
他所以肯定《十二个》，归结到两点，就是：它跳动着诗人的“真的神往的心”，又能在描写的事象里发现“诗歌的要素”。真诚与诗艺，对于一个诗人来说是缺一不可的。具体到作品题材，只要不是空洞的，虚假的，则无论呼唤血火，或是咏叹酒和女人，以及赏味幽林秋月都一样可以写出好诗。不过，他特别重视都会中的日常生活，也就是与近代文明密切关联的社会现实，所以批评说中国没有勃洛克一样的都会诗人。至于诗艺，诗的“象征化”，“神秘底写实”，显然是他所欣赏的。
书中还由鲁迅添译了一篇《勃洛克论》，那是从托洛茨基作《文学与革命》的日译本中选择出来的。在后记中，他向读者介绍说：“在中国人的心目中，大概还以为托罗兹基是一个喑呜叱咤的革命家和武人，但看他这篇，便知道他也是一个深解文艺的批评者。”《马上日记之二》里，他还说过：“我觉得托罗兹基（Trotsky）的文艺批评，倒还不至于如此森严。”他是把托洛茨基同所谓的“纯马克斯流”相对而言之的。从这里可以看出，鲁迅对苏联二十年代发生的文艺论争不仅有比较深入的了解，而且有着自己的独立的认识。对于挂着“革命”招牌的纯之又纯的理论，从这时候开始，他便保持了某种警觉。
《十二个》还以封面及四幅插图，向中国读者展示了苏联版画的丰采。插图是玛修丁的版画。鲁迅在后记中，把他称作“版画的名家”，作品“虽被称为艺术底版画的典型”，在对苏联版画所作的尝试性的介绍里，他强调版画艺术与人民斗争的联系，说：“俄国版画的兴盛，先前是因为照相版的衰颓和革命中没有细致的纸张，倘要插图，自然只得应用笔路分明的线画。然而只要人民有活气，这也就发达起来。”显示了作为一个艺术行家的恢宏的独到的眼光。
此外，他还翻译了个别深为他所欣赏的文字，如《所谓怀疑主义者》等，可以说，这些单篇译文，多少同他的创作一样，带有抒释情怀的味道。
他不能不说话。而说话本身是最重要的，至于分什么翻译创作，他倒并没有多大兴趣。对他来说，两者其实是二而一的东西。
8月17日，一位日本青年到西三条拜访了鲁迅。
远客在这时的到访，使鲁迅特别感到高兴。原来他是盐谷温教授的女婿辛岛骁，东京大学中国文学系的学生。他给鲁迅带来了盐谷温教授的赠礼：一部元代小说《全相平话三国志》影印本，两种有关我国古典小说传奇的书目，那是小说史研究的难得的史料。
继《中国小说史略》之后，在东京，宫原民平的《支那戏曲小说史概说》一书出版。本书多处援用了鲁迅著作中的材料，但是作者从不提及，对此，辛岛骁颇为不满。见到鲁迅，他便自做主张地替宫原民平表示了歉意。他究竟是日本人。
鲁迅不但不以为意，反而自责道：“我的那本书还有很多缺点，现在被人引用，实在令我不安。”
意外的回答使辛岛骁十分感动。
为了使这位异国的青年学生得到更多的专门性知识，鲁迅向他介绍了一位古典小说研究专家马隅卿，并且把自己的名片交给他，以方便他的拜访。
如果说鲁迅留给辛岛骁的最初印象是一个谦和的学者，那么再见时，则完全成了另一个偏激的忧郁的普通中国人了。
过了两天，辛岛骁应鲁迅的邀请再次到他家里造访。
当他们一起喝着绍兴老酒，微微有些醉意时，鲁迅开始变得激动起来。他所谈的，不复是中国旧小说的事情，而是折磨着他的严酷的中国现实。
桌间只有两个人，没有其他陪客，这样，他的谈话也就愈加肆无忌惮了。
他谈中国，谈北京，谈军阀，谈“学者”，谈“三一八”惨案……他第一次如此猛烈攻击示威队伍中的某些领袖人物。他们的利己行为，在他的心里制造了过多的愤懑，但是，却一直压抑着不愿意公开，直到这时，才在一个异邦人的面前找到了这种机会。
他猛然从座位上站了起来，由于激动，酒后的脸显得更红，颈上的静脉鹰爪般纷纷怒张。“前进！前进！——”他伸直一只手臂，模仿着那些领袖人物的样子和口吻，说：“他们号令天真的学生们向枪口突击，可是他们自己，是决不会站到队伍的前头去面对子弹的！这样干，你说，中国能有救吗？”
一双饱含泪花的眼睛，凝视着辛岛骁，一动不动。
辛岛骁惊呆了。这般激情的鲁迅风貌，他从来未曾看见过，此后也再没有看见过。一个人的内心世界何其丰富，但一生中也只有若干部分有过一次炫目的闪耀，或许连这一次也没有。
话题最后落到出走厦门的事情上，但是鲁迅好像存心绕开，并不想深谈似的。默默地，他呷了一口故乡的陈酒，然后停下来，目光无力地垂落到杯子上。杯内，是一圈涟漪……
“是朋友叫我去，我才去的，”他黯然茫然地说，“将来很难说，那里能否长期呆下去，不得而知。”
离京已成定局。辛岛骁想不到他还会有这般无可奈何的心情，但是一时又拿不出什么可以应对的话语……
告辞时，鲁迅写了一张纸片递给他，并交代说“这是厦门的地址”；接着，又赠了一部明人小说《西洋记》和一部《醒世姻缘》。
离京前四天，鲁迅回到女师大去，参加毁校周年纪念并发表演说。
因为要重印《工人绥惠略夫》，早一个晚上，他一直忙着校阅，且连带想及许多有关中国改革的事情，弄得脑子里很混乱，睡觉也不安稳。这次演讲，就是从书里的内容说起，着重在两个问题：破坏和建设。
去年今日，章士钊、杨荫榆们利用文士的流言和三河的老妈，将一班“毛鸦头”赶出学校，结果学校并没有按照他们的意志解散，居然还开了纪念会来。应该说，这是很可庆幸的。然而，去年的骨干分子，有的已经走散，有的不在人间，不也是破坏者的功德吗？谁可以料想，将来会不会有着更惨重的破坏呢？
他不能不借此机会再次抨击破坏者。演讲措词激切，又游刃有余，闪烁着讽刺的光芒。其中说的“教人要本分的老婆子”式的文人，即指现代评论派中的人物。老婆子自称被主人掌过嘴，其实同《现代评论》一度被段祺瑞的京师警察厅间接没收差不多，都是“忠而获咎”。后来，主人知道老太婆冤枉了，就亲手赏了他一百卢布，不正好同《现代评论》通过章士钊接受了段祺瑞的一千元津贴的事实毫无二致吗？所以鲁迅说：“我们的文人学士措辞决不至于如此拙直，文字也还要华赡得多。”
但是，这些中国式的破坏者同绥惠略夫临末向社会复仇的破坏是极其不同的。至少，绥惠略夫先是为社会做事的，他的破坏一切也是由于社会的迫害所引起；而中国人所以“总要破坏了才快活”，则完全出于利己的动机，他们何尝为社会设想？于是，我们的生活，便成了一面受破坏，一面修补，一面受破坏，一面修补的生活；而中国的文明，也便成了这样破坏了又修补，破坏了又修补的疲乏伤残可怜的东西。但是，却很有人夸耀它，甚至于连破坏者也夸耀它，——这是何等地教人气闷！
演讲将近结束，鲁迅本着战斗的师生情谊，再次以他的“希望”说鼓舞面前的大群青年。他说：我们所可以自慰的，想来想去，也还是所谓对于将来的希望。希望是附丽于存在的，有存在，便有希望，有希望，便是光明。如果历史家的话不是诳话，则世界上的事物可还没有因为黑暗而长存的先例。黑暗只能附丽于渐就灭亡的事物，一灭亡，黑暗也就一同灭亡了，它不永久。然而将来是永远要有的，并且总要光明起来；只要不做黑暗的附着物，为光明而灭亡，则我们一定有悠久的将来，而且一定是光明的将来。具体的将来很难逆料。就说这女师大，在鲁迅的演讲以后十余天，就由新任的教育总长任可澄和师范部的学长林素园以合并于女大为名，率领警察厅保安队及军督察处兵士武装接收了。从此，被毁的女师大便永远成了教育史上的陈迹。
鲁迅编《华盖集续编》时，收入了这次演讲的记录稿，并作附记曰：“原来刚一周年，又看见用兵了。不知明年这日，还是带兵的开得校纪念呢，还是被兵的开毁校纪念？”无须回答的设问，透露了内心的无可排解的悲愤。
权力者的破坏带有更大的随意性和灾难性。对此，除了慨然兴叹，实在是无法可想。
别了，北京！
从兹一别，不知什么时候才能重见。离预定的日期愈近，鲁迅的心里愈混乱。
即使南方是中国的光明，个人希望的所在地，爱情惟一可以栖止的地方，但于故地，他还是不能不怀着深深的依恋。北京，毕竟是消磨了自己的许多生命的地方。这儿有慈母，有朋友，有仇敌，有灵魂粗糙的青年，有绿林书屋，有不断陨灭但确曾温暖过自己的梦幻，有搏斗，有纠结的悲欢……
往事总教人留恋，或许，就因为那里边包容了不复回返的可珍惜的生命吗？朝花夕拾，他毕竟是四十五岁的人了！……
过去的已经过去，将来的未必到来。一面有所追求，一面接受逼迫。这个东方血统的哲人，即使具有明彻的理性和顽强的意志，仍然不可避免对过往的某种情调或意蕴的追寻……
8月8日以后，友人多次饯行，使他深深地陷入一种氛围里。这里有留日的同学，也有相识未久的青年，他们在自己最孤独的日子濡之以沫，最艰危的时刻挺身救助，的确是很可感念的。到了厦门那边，这一切怕都未必有了……
一个人，说不清楚对母亲是怎样的感情，倘说里面有着一个最原始的解不开的情绪，无论如何是可靠的。对鲁瑞来说，她根本不会知道，儿子的南行会包含着某种感情的秘密。鲁迅原也是为了摆脱母亲留给他的那份负担而出走的，但离去之际，才知道自己原来还有着如此坚牢的系念。他不能把自己的追求原原本本地告诉母亲，即便倾诉了也无从理解，这就是人生隔膜的地方。那么，还是先到那边去，将来的事情将来再说吧……
既然成了一份负担，他也就不会不想到朱安，只是抗拒着不愿想下去……
书桌。钟。煤油灯。静静的笔架。烟灰缸……
藤野。
女师大合影。五个警察一个○。“望崦嵫而勿迫，恐鹈之先鸣”。……
老虎尾巴里的每一种物件，都是自己亲手触摸过的，都有各自无言的提示。最后一些日子简直什么事都不能做，尤其是夜晚，客人走散，块然独坐，便捏紧烟卷，一支接一支地抽。烟云过眼，而一切依然……
24日，章廷谦携了册页，到鲁迅家里求字留念。写什么呢？行李书籍都已捆扎好了，他就从废弃的《汉文学史纲要》的油印讲义上面抄录了一段《大人赋》：时若暧暧将混浊兮，召屏翳，诛风伯，刑雨师。西望昆仑之轧荒忽兮，直径驰乎三危。排阊阖而入帝宫兮，载玉女而与之俱归。登阆风而遥集兮，亢鸟腾而壹止。低徊阴山翔以纡曲兮，吾乃今日睹西王母，然白首戴胜而穴处兮，亦幸有三足乌为之使。必长生若此而不死兮，虽济万世不足以喜。《大人赋》是司马相如进奏汉武帝，讽谏他求长生而好神仙的。先生抄了它是什么意思呢？章廷谦想，莫不是他把厦门比做仙乡，明知不可去而去的吗？“必长生若此而不死兮，虽济万世不足以喜”，最后两句是很可以透露他离京的心情的。
章廷谦小心把字放好，只管扯别的话题，想到的意思却没有径说。
鲁迅与许广平一同启程了。
出发前，有一件很重要的事情是，因为担心“害马”冒失，中途惹出麻烦，鲁迅亲自为她携带了国民党党员证。
8月26日。下午。同到前门火车站送行的，除了押运行李的宋紫佩和许钦文以外，还有许羡苏、许寿裳、荆有麟、陶元庆、董秋芳等十多人，第二天，他在天津换乘津浦车的间隙，特别发出两张明信片：一寄齐寿山，一寄许羡苏。第三天抵浦口，又发出两张明信片：一寄许寿裳，一寄许羡苏。第四天早晨抵上海，再次给许羡苏个人发出两张明信片……
在上海，鲁迅只作了四天短暂的勾留。倥偬之际，他会见了郑振铎、刘大白、夏尊、陈望道、沈雁冰、胡愈之、朱自清、叶圣陶等文化人，直到离沪前一天，才有些余暇由许广平和周建人陪着逛了一下市街。
9月1日凌晨，他独自登上“新宁号”轮船；一小时过后，许广平也登上了“广大号”尾随着逐浪而去……
由于往南无法乘坐火车，也没有抵达厦门和广州的同班轮船，他们只好如此。海天空阔，波澜起伏，思念的时间开始了……
在权力和金钱的包围中间，他抗拒、守望成孤岛。
而涛声在远方……
已逝的岁月未必不堪回首。在海边，他默默地为自己建造一座坟：既是埋葬，也是保存。
埋葬和保存都因为期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