女娲与弗洛伊德五四运动成了新文学运动的添加剂。一年间，由原来仅有的三份白话杂志，迅速发展到四百余种白话报刊；几家有影响的大杂志，也都逐渐白话化了；报纸的附张不复刊载娱乐性新闻，而改作文艺副刊，发表白话小说、新诗、论文和译作。大小文学社团纷纷出现，随着《新青年》的解体，多中心的局面开始形成。胡适曾经预言，白话运动需要三五十年的奋斗过程，结果三五年间就获得了决定性的胜利。
1922年1月，《学衡》杂志在南京创刊。
作为新文学运动的反对派，如果说林纾、辜鸿铭之流尚属散兵游勇，那么麇集南京的一群，就算是第一次有组织的抵抗了。
有趣的是，复古派分子都不是地道的“国产货”。《学衡》杂志的几员大将，如胡先骕、梅光迪和吴宓，都是曾经留洋的学生。他们不但可以动用祖传的刀剑，而且可以操使洋人的枪炮，然而，从势头上说毕竟是强弩之末，只消一两个回合，便告全线溃退。
胡先骕主张语文不应合一，否则看不懂古代的书，这样，文化遗产得不到继承，新的文化也就不能“脱胎”了。他既认为单纯的文学不是文章，又指责古文家故作堆砌艰涩之文，比起林纾的一味漫骂，这种战法有着更阴险的成分。梅光迪和吴宓的文章则超出文学的范围，以反“进化论”的思想，攻击新文化运动和它的领导者。
面对这股逆流，周氏兄弟奋起反击。他们不把论战局限在文学的小圈子内，而是把文学同文化联系起来，一如既往地把重心放在思想道德的批判上面。
周作人写了《思想界的倾向》、《复古的反动》、《我的复古的经验》等文，指出现在思想界，是一个国粹主义勃兴的局面，它必然产生两种倾向：复古与排外。复古反动也有两个方面，一是文学的，一是道德的，而旧道德还有很大的惰性。他主张青年放开眼界，扩大心胸，成为真的“古今中外派”，给久经拘系的中国思想界一点自由与生命。
鲁迅不取议论的形式，而采用杂文笔法，随手拾来“学衡派”那些“自相矛盾”、“文且未亨”的部分，集中加以批驳。
他在有名的《估〈学衡〉》里说：“夫所谓《学衡》者，据我看来，实不过聚在‘聚宝之门’左近的几个假古董所放的假毫光”；“倘使字句未通的人也算是国粹的知己，则国粹更要惭惶煞人！‘衡’了一顿，仅仅‘衡’出了自己的铢两来，于新文化无伤，于国粹也差得远。”这种轻蔑的态度不是没有根据的，《“以震其艰深”》、《所谓“国学”》、《儿歌的“反动”》、《“一是之学说”》、《不懂的音译》等文都提供了有力的实证。像他所说的那样，如此的“假古董”本是无须认真对付的，“只要估一估就明白了”，后来所以继续“毛举起来”，好像连自己都不免感到琐屑，都因为不得已，复古的“恶作”实在叫他难以忍受。性格注定了他无法超脱。虽然，他的思想不会粘着于个别文字或译名上面。他明确指出：“暴发的‘国学家’”与鸳鸯蝴蝶派是一丘之貉，“道尽途穷”是必然的。
此前朋友说他“毒奇”，此后论敌说他“刻毒”，都一致承认了他的毒性。从他写作杂文以来，迎击“学衡派”的一组恐怕是最“毒”，最富于论战性的了，只是手法显得直露和单一了点。
但是，随着环境的复杂化和个人思想的深化，论战的技巧必将在他的手里变得娴熟和丰富起来。
在中国，由于社会的凋敝，人性的禁锢，使现实主义和浪漫主义文学在新文学运动中同时获得了勃兴的机会。在所有的文学社团中，突出地代表前者而标榜“为人生的艺术”的是文学研究会，代表后者而主张“为艺术而艺术”的是创造社。文学思想的歧异与行帮意识的介入，使它们一开始就陷于论争的状态。创造社攻击文学研究会为“垄断文坛”，“党同伐异”，压制天才；接着是关于如何介绍欧洲文学问题的不同意见的发表，文学研究会是以着重19世纪俄国文学、被压迫民族的文学，以及各国的批判现实主义作家的作品为宗旨的；后来发展到为了一两处误译，居然也要大动干戈，组织长文进行诋毁。这种内耗现象，给整整几十年的中国现代文学运动留下深重的影响。但是，它们作为国内最大的文学社团，既有理论，又有创作，共同构成的对旧营垒的冲击力量仍是强大的。
周氏兄弟自然不满于创造社，但是在创造社与文学研究会的论争中，他们都基本上采取独立的态度，即使周作人是文学研究会的发起人，也少有关于这个方面的文字。他们深感旧社会的顽固和旧势力的猖獗，因此用力也在对付旧派；保护整体的新文学运动，使之不致在萌芽期蒙受损害，这是十分重要的。
就在这时候，他们一致行动，对“学衡派”批评家一流企图扼杀新文学创作《沉沦》和《蕙的风》的做法，实行了一次出色的狙击。
《沉沦》是郁达夫创作的小说集，大多为自传性质，描写了现代青年的苦闷。由于笔涉性的要求与灵肉的冲突，便被打杀为“不道德的小说”。《蕙的风》是青年诗人汪静之的处女作，集中所收的真挚、热烈的爱情诗，在知识青年群中造成很大的影响。有人甚至认为，它所引起的骚扰，是比陈独秀的政论还要大的。诗人曾将原稿托请鲁迅看过，修改过，并且提出过指导性的意见。诗集出版后，随即遭到封建卫道者的非难和攻讦。东南大学学生胡梦华先后写了几篇文章，斥之为“不道德”、“堕落轻薄”、“有意的挑拨人们的肉欲”、“变相的提倡淫业”等等，进而污蔑诗人“思想卑劣，情感弱露”，乃至追究整个新文学运动的责任，说：“年来士气颓丧，未始非文风堕落之故；轻薄的文学，若不再施以严厉的批评，让他兴盛下去，实有亡国之忧。”也有报刊起而响应，突出地显示了正统思想的力量。
周作人作了著名的《〈沉沦〉》和《情诗》二评，从反对旧道德、维护新道德方面立论，充分肯定了这两部作品。
在《〈沉沦〉》里，周作人引证了美国文艺评论家莫台尔《文学上的色情》一文关于三种“不道德的文学”的意见，认为其中的“反因袭思想的文学”，实际上是“新道德的文学”。他指出，从因袭的社会看来是“离经叛道”和“不道德”，正是一切革命思想共通的命运。他认为必须从“人性的本然”出发，把“不端方的小说”同“中国的‘淫书’”严格地区别开来。在他看来，在色情上“倾向于裸露的描写”是“反抗旧潮流的威严”，是对于“禁欲主义或伪善的清静思想”的反动，所以，《沉沦》虽然有猥亵的成分，却并无不道德的性质，而是一部描写不同于传奇时代的现代人的悲哀，描写理想与现实社会冲突的成功的艺术作品。对于《蕙的风》，他也辩护说，“这旧道德上的不道德，正是情诗的精神”。在诗评的最后，他高度赞扬青年人的歌唱是“诗坛解放的一种呼声”，并且热情地期望他“精进成就”。
鲁迅没有从正面进行评价，而是通过对攻击者的悖于常理的言论的驳难，进而肯定这两部新作。不同于周作人的引经据典，侃侃而谈，“杂感家”鲁迅的否定性思维是特别的健全而敏捷，一下子就抓住了要害问题，并且上升到理性的高度，就文艺批评的一些带普遍性的问题，表示了建设性的意见。
《对于批评家的希望》，是迄今为止他写得最精粹最成功的一篇文艺短论。它的密度很大，论及文艺批评必须具有实事求是的态度，注重现象和本质的区别，考虑到范畴的规定性和真理的相对性等等。而所有这些，都是取喻类比，以讥诮的语调进行论述的。对于日见其多的批评家，他轻蔑地写道：独有靠了一两本“西方”的旧批评论，或则捞一点头脑板滞的先生们的唾余，或则仗着中国固有的什么天经地义之类的，也到文坛上来践踏，则我以为委实太滥用了批评的权威。试将粗浅的事来比罢：譬如厨子做菜，有人品评他坏，他固不应该将厨刀铁釜交给批评者，说道你试来做一碗好的看；但他却可以有几条希望，就是望吃菜的没有“嗜痂之癖”，没有喝醉了酒，没有害着热病，舌苔厚到二三分。作为姐妹篇，《反对“含泪”的批评家》则不作宏观的抽象的议论。鲁迅把胡梦华当成惟一的靶子，逐条反驳，皆中鹄的。对于旧派人物堵塞新潮流的进行这个基本事实，周作人一面反对“忍受”，一面又主张“宽容”；鲁迅则要求“聪明的批评家”，都“应有对于新兴潮流的理解与承认”。他以为，“中国之所谓道德家的神经，自古以来，未免过敏而又过敏了”，因此，无论是“老先生”或是“小先生”，他都并不抱什么奢望。他研究过国民性，并不相信气质这东西会是那么容易改变的。
那么，他为什么还要不断地往稿纸上写：希望、希望、希望呢？
一个时期以来，鲁迅的脑中一直萦绕着《兔和猫》和《鸭的喜剧》的主题：生命的创造与毁灭。
创造是伟大的。弗洛伊德认为，人类的一切创造活动，包括文学，都是受到压抑而潜伏在下意识里的本能冲动，是性的潜在的产物。很早以前，鲁迅就倾心于叔本华、尼采、柏格森、弗洛伊德一流的关于人类的灵魂、意志、生命的哲学，并且从哲学的研读和生活的体验中，获得某种生命的悲剧意识。至于那些只为物质世界寻找知性的基础，完全遗弃了人生意义的泛逻辑主义的哲学，对他来说就变得无足轻重了。
一天，他突然冲动起来，想采取弗洛伊德学说，描写性的发动和创造，以至衰亡，从中解释人和文学的产生。于是连带想到古代神话，想到人类之母的女娲，想到她的抟泥作人和炼石补天的故事……
女娲忽然醒来了。就这样开始。弗洛伊德释梦，谓源自现实世界的不满足感。不是不足就是太多，这是很可懊恼的。性苦闷。就这么回事。太阳，月亮，眼的星，浮云与斑斓的烟霭，都有一种凄茫。女娲打欠伸，诧异，惊喜，疲乏，头昏，无所谓不耐烦，不歇手地做，焦躁地伸手与信手地拉拽，讨厌，有趣而且烦躁，夹着恶作剧的将手只是抡，愈抡愈飞速，抡、抡、抡……
伟大而寂寞的创造。
因为出于生命的本能，女娲的创造动机是纯洁的。她补天，只是出于同情，出于爱，出于对自己无意间惹祸的忏悔。总之，真正的创造者，都不是群小们所可比拟的……
第一节完了。他于是读报，恰好看见胡梦华对《蕙的风》的批评，说要含泪哀求，请青年不要再写这样的文字云。这可怜的阴险使他感到滑稽。这样，一个顶长方板的手段细巧的小丈夫，无论如何要在女娲的两腿之间出现了。
都是小东西。尽管装扮不同，而且会变花样不同的脸，却都一样的怪模怪样，言动异常，可怜可笑。他们或是呕吐得很狼藉，或是互相攻伐，以至天柱折，地维绝，随意糟蹋和毁坏着这世界。直到女娲去寻石头补天，他们也只有“冷笑，痛骂，或者抢回去，甚而至于还咬伊的手”。自私，阴险，卑鄙，龌龊，然而又都是女娲一手所做的小东西！
有建设就有破坏，可悲的是，建设远不如破坏来的快……
最后，女娲在紧张的劳动中躺倒了。禁军终于杀来，在一柄极大极古的大之下，手持斧头躲躲闪闪地攻到女娲死尸的旁边。他们选择最膏腴的肚皮上扎了寨，并且宣布说，惟有他们是女娲的嫡派，同时改换了大旗上的蝌蚪字，写道：“女娲氏之肠”……
女娲的伟大创造不但不被人们所理解，反而成了可供利用的偶像。这之后，代代相传的也只是关于仙山的传说，完全与创造者的事业无缘了！
悲愤到极处就是讽刺。往女娲的胯下塞些小东西，实在是一件惬意的事，只是由此陷入了自称“油滑”的开端。记得开始时是很认真的，而且原意也并非如此，但是没有法，明知可能破坏前后结构的完整性也只得这么写。女娲毕竟已经不再呼吸了。
《不周山》。
当鲁迅把最后一篇连同从前的小说一起结集出版以后，创造社的批评家成仿吾便以“庸俗”为名，加以一笔抹杀，只推《不周山》为佳作。这种粗暴的批评自然不能使鲁迅心服，为报复计，在集子印行第二版时，即将此篇删除，作为回敬的当头一棒——任由你笑骂去吧！我的集子里，而今只剩下“庸俗”在跋扈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