由于一个偶然的机会，鲁迅重返一度令他十分厌倦的教坛。这个机会对他的一生具有重大意义。从此，他成了青年学生的精神领袖，从“父与子”的对立立场，进一步站到与资产阶级学者名流相颉抗的新起点。在实际斗争中，他结识了自己的人生伴侣，从而结束了长期的孤独者的生涯。
北京大学国文系打算增加一门小说史，系主任马幼渔找周作人商量，请他讲授。周作人想，自己虽然未曾专门弄过小说史，家里倒搁着一部鲁迅辑录的《古小说钩沉》，可以拿来做参考；那么至少上半年最麻烦的问题可以解决了，至于后半，再敷衍着看吧。他当时一口答应下来，事后心里总觉得不大踏实，便同鲁迅说起这件事，以为改由他担任这方面的教学更为相宜。鲁迅说试试也好，这样，马幼渔便把聘书送过来了。
对于从小接触的中国小说，可以说烂熟于心；当他想到要任课编讲义时，却不禁顿觉欠缺起来。虽然经过十多年积累，毕竟还是不够，尤其是唐宋以后的部分，无论作品或史料，都必须匀出时间来认真地搜寻。不过，他认为，有这样一个机缘也好，可以把被中国人视为“闲书”的小说理出一个端绪来。在目前，好像还没有人把小说当作一种并非卑贱的独立的文体，从中国文学史中分出来进行自成体系的研究。自己的此番摸索，虽然未必可以说在深山大泽中拓出一条大路，但是，哪怕插一些路标出来，也多少可以为此后的跋涉者省去若干查找的工夫。他觉得，工作着是充实的。
但是，现在，他已经失去大量购书的能力了。
一年多以来，政府一直闹穷，部薪不能按月发放，加以家庭大，开销多，统管经济的信子又爱花钱，这样便常常入不敷出，得靠借贷来弥补，有时候还被弄得相当窘迫。
在傅岳棻代理教育总长期间，他自己就曾加入部里自发组织的索薪团，带着面包和水，到财政部包围总长李思浩。那结果是一场骗局，长官签发的支票和应许的诺言，全都不能兑现，从此对索薪也就冷淡得多了。
在这人世上讨生活已是相当艰难，又遑论购书呢？许多珍贵的书籍，只好四出走动，向图书馆和私人借阅。单是为了评述《水浒》，他就查看了一千多万字的古籍。这途中辗转耗费了多少时间？除了他，不会有人知道。
从讲义的宏阔和谨严来看，鲁迅完全无愧于作中国现代的第一代学者。然而，他所见的黑暗实在太多了；自从借狂人的口喊了一通以后，要完全返回到古代去已经不可能了。从前往往苦于麻醉法不能生效，现在则是根本无须乎麻醉了。他天生是一个叛逆社会而又同时与自己作对的人物，一个永远无法平和无法冷静的人物，因而也就绝对做不成那种方巾气十足的所谓学者。一个深受压抑的骚动的灵魂，只要可能，总会从学术的束缚中奔突出来，在最需要安静的地方作最不安分的独白。
鲁迅在北大开课的消息，给学生群带来莫大的兴奋。
临上小说史课，预备钟还未敲响，教室里已经没有虚设的座位了。两人一排的座位常常挤坐着四五个人，找不到座位的就站在门边，走廊，甚至坐在窗台上。本来，这是国文系的课程，而听讲的却不只是国文系的学生，别系和别校的青年也不少，有的甚至是从老远的外地跑来的。
当鲁迅踏进教室，周围立刻安静得只剩下呼吸的声音。他站在课桌旁，用了探究般的目光缓缓地扫视过听众，就开讲了。接着，有一种沙沙的细响发出，如千百只甲虫在干草上急急爬行，那是许多铅笔在纸片上作着记录。整段时间都保持着一种少有的静肃，只有当教育部委派的督学前来视察的时候，这种空气才会被打破。不过，虽然督学是奉命而来，又是按照视察的惯例悄悄进行，究竟难以避免陡然而起的驱逐的嘘声。这时，鲁迅必定停讲，把书本合放在课桌上，在不满方丈的教坛上来回踱步，直等到“嗤”的一声把督学最后送出门外去。
对于这种监督教学的作法，他感到十分可恶，但只幽默地对学生说道：“我生怕扰乱他检查，所以才停下，想不到他不检查便赶紧回去汇报了！”
他是一个很普通的人，身材矮小，常穿的一件黑色的短短的旧长袍，臂弯上、衣身上打着惹人注目的补丁，皮鞋的四周也都缝补过。不常修理的头发粗而且长，根根直立，使整个方正的前额袒露出来。两条粗浓的眉毛平躺在高起的眉棱骨上，眼窝微微凹陷，眼角朝下垂着，仿佛永远挂着忧郁。在突出的颧骨周围，满布着深刻的皱纹，浓密的短髭一直遮掩到唇际。总之，样子是一点也不奇特，既不威严也好像并不慈和。说起话来，声音平缓而清晰，既不抑扬顿挫，也无慷慨激昂，那拿着粉笔或讲义的两手，也从来没有作过任何姿势去演绎他的语言。表情也是那么凝静，即使他的话不时激起满室的笑声，以至于要被迫停讲，而他自己，苍白的脸上也始终不曾露出一丝微笑。
鲁迅的魅力在什么地方呢？
在一个专制或是动荡的时代，思想始终是吸引人们注意力的中心。鲁迅讲课的特点，正在于极力突破课程的规范，把原来的小说史讲成了中国社会和国民灵魂的历史。因此，他从来不逐段逐句地照搬讲义，而是在这个基础上，不断地加以生发、穿插，处处显露出他所特有的思想批判的锋棱。
他对学生说，许多史书对人物的评价是靠不住的。讲到两种英雄，即“社会的英雄”和“非社会的英雄”，即旨在破除传统的英雄史观。岳飞是社会的英雄，大家了解他的忠诚爱国，都敬重他。在一个“家天下”的中国社会里，他到底属于哪一个谱系呢？有一些真正的英雄，连所谓“正史”也往往不能遮掩其光耀，却为社会所不容：谴责，流放，杀戮，永远湮埋！这样的社会是正常的吗？能够改变的吗？作为社会中的一分子，在座诸君作何感想？他没有直说。他的话，只是一种启示，一个方位，导引着学生作自觉的反思。
讲到文学现象，也并没有停留在一般性的介绍上面。他比较了唐宋传奇，得出宋不如唐的结论，理由是：一、宋传奇多含道德说教，故不是好小说，因为文艺作了道德说教的奴隶了；二、宋传奇又多以古代为题材，不敢干预时事，忌讳太多，文情又不够活泼，自然不如以多谈时事为风尚的唐代传奇。在论述传统小说的演变时，他虽然注意到了艺术的独立价值，但始终不会放弃社会学方面的批评标准。他特别推崇《儒林外史》、《金瓶梅》和《红楼梦》，以为这几部小说具有真实的、讽刺的力量，表现了中国罕有的人道主义的胚芽。
从《会真记》里，鲁迅这样谈到中国人的矛盾性。他说，中国人矛盾性很大，一方面讲道德礼义，一方面实行起来又绝不相关；又喜欢不负责任，如《聊斋》的女性，不是狐就是鬼，不要给她穿衣吃饭，不会发生社会舆论和公共监督，都无非是对人不需要负担责任。中国男子，一方面骂《会真记》、《聊斋》，一方面又喜欢读这些书，都是固有的矛盾性的表现。
他重视学生的知识积累。其中包括最古老最僵固的古文字知识，但总是设法通过事物之间的多边联系，使知识激活起来。为思想革命的观念所辐射，这些知识以不同的整合方式，显示着世界的光明与黑暗，真实与虚伪，美好与丑恶；于是，欢乐与悲哀，热爱与仇恨，忏悔与愤怒……便潮水般从四面八方弥漫过来。当人们从感情的沉湎和激荡中间抬起头来，方觉鲁迅苍白冷静的脸上，有亲切的光辉浮动，如严冬的太阳……
每到上课，他经常提前半个小时来到休息室，这时，许多等候他的青年便立刻把他包围起来。他打开十分醒目的黑底红色条纹布包，将许多请求校阅和批改的稿件拿出来，一面仔细地散发、讲解，一面又把新的接收过来。直到上课钟响了，他才拿起布包，夹在这些青年之中走上讲台。时间海绵般被他抓得很紧，总是两小时的课连堂上，课间休息的十分钟也用了。即使这样，他犹觉得时间不够用似的，越讲到后来越是加快速度，就这样拖延着往往忘了下课，直到下一门课的教授来拉门，以等待的微笑催促他为止。
下课以后，他仍然处于被包围状态，有些学生甚至跑到途中截获他。他备有一根铅笔，来不及回答的问题就用它速记下来。有同学发现，在长长的归路中，这根铅笔也一直紧紧夹在他的耳朵上，没有放下……
被缠得太厉害，自然也有逃之夭夭的时候。
这时，鲁迅驾驶的是三匹马车：学术，创作，翻译。
在译事方面，仍然上承留日时代的宗旨，着重介绍弱小国度的作品，使国人更多地了解世界上被侮辱与被损害的民族的命运和感情。
三年前，当周瘦鹃所译的《欧美名家小说丛刊》三卷出版后，由中华书局呈送教育部审查注册时，他因为看到其中有一册是专收英美法以外各国的，不禁大为惊喜，立即带回会馆给作人看，于是两人合拟了一条评语，特别称赞了那些于哀情之外的更为纯洁之作，喻为“昏夜之微光，鸡群之鸣鹤”。
他以自己的翻译思想影响作人和建人。他们所译的文章，从篇目的抉择到跋语的撰述，也都或多或少参与了他的意见。他信上建议作人介绍显克微支等人的作品时，就曾批评沈雁冰他们过于趋鹜新潮，希望作人能够坚持独立的翻译方向。
在翻译俄国、芬兰、保加利亚、捷克文学的同时，鲁迅还翻译一批日本作家的作品，其中除明治时代的森鸥外和夏目漱石以外，都是大正时代的新进作家，如“白桦派”的有岛武郎，“新思潮派”的芥川龙之介、菊池宽等。他们都反对流行已久的自然主义文学，不满于对生活纯客观的拘泥的反映，而主张尊重个性，表现自我，高扬理想而逼近人生，具有浓厚的人道主义和个性主义色彩。
森鸥外的《沉默之塔》是一个恐怖的故事。鲁迅认为，它是很可以借来比照中国的。
小说写派希族内部分裂，把一批创作、翻译和阅读“危险的洋书”的青年杀掉，然后用车子运往沉默之塔喂乌鸦。“危险的洋书”的说法是一大发明，为了消灭异端而连累禁止一般的出版物，使“文艺的世界成为疑惧的世界”。从派希族的眼光看来，凡是文艺，只要有点价值的，只要并非平庸的，便无不是危险的东西。小说写道：无论哪一个国度，哪一个时期，走着新路的人的背后一定有反动者的窥伺；只要遇到机会，他们就会起而加以迫害。只有那口实，会因为国度和时代的不同而有所变化，“危险的洋书”者，也不过是一个口实罢了。
鲁迅翻译的作品，几乎无一不是对中国国情的针砭，对非人类行为的猛烈的抗争。为了赚取五卢布而甘愿裸身站在雪地里被杖打的妓女赛式加，在无人诉语的境遇中服毒自杀的阿末，走投无路而终于被杀的美少年右卫门，他们惨苦的命运，都将使人永远无法忘怀。在小说《三浦右卫门的最后》里，那些豪杰之士从小便如飞行家研究奇技一般，专门研究使别人吃惊的致死方法，“在他们，凡有生命以外的东西，是什么都贵重的；只有这生命，是无论和什么去交换，都在所不惜的。”
通过这些作品，鲁迅力图向中国读者揭示生命的本来意义，呼唤世间所缺乏的诚与爱；但是，对人道主义与个性主义固有的冲突却又不无困惑，在内心深处，有一种难以驱除的孤独、寂寞与悲凉。
翻译与创作，对鲁迅来说是一致的，他往往把译事看做自己的思想情绪在别一渠道中的宣泄、补充与扩大。在写作《我们现在怎样做父亲》的后两天，当他在有岛武郎的《著作集》里读到《与幼者》一篇，便大有知己之感，翻译过后，还另外写下一则随感，其中说：觉醒的有岛氏“也免不了带些眷恋凄怆的气息”。灵犀一点，其实又何止于作者如此呢？
没有哪一部文学史批示说这些作品都是代表性的，它们的移译，全凭了鲁迅个人的兴味来取舍。这种自由选择，充分表现了译者高度的自主意识。
谈到这段在大学兼课的日子，鲁迅曾向郁达夫说道：“忙倒也不忙，但是同唱戏的一样，每天总得到处去扮一扮。上讲台的时候，就得扮教授，到教育部去，又非得扮官不可。”
至于他的创作，其实也在“扮”，他说“删削些黑暗，装点些欢容”，就是这个意思。由于他自觉思想太黑暗，又不能确知是否正确，因此所说的话，也就常常与所想的不尽相同。有些感伤的情绪，也都主张掩盖起来，不必形诸文字的，他对刘半农发表的《寒食诗》就有类似的批评。从表达自己这方面看，恐怕翻译要少顾忌一些，少“扮”一些。那些意识和潜意识中的阴暗面，只有到了《野草》时期才得以袒露出来。
或苦于“扮”，或乐于“扮”，人生之“扮”则一。而人格的辨识，惟在这苦乐之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