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5年12月，正当左联面临解散的危机时期，鲁迅一连写了四个取材于上古史的短篇小说：《理水》、《采薇》、《出关》、《起死》。这种特别的兴致和出手速度，实在是很出人意料的事。
早在北京时期，他就说过，史书是可以翻翻的。其价值就在于：“知道我们现在的情形，和那时的何其神似，而现在的昏妄举动，胡涂思想，那时也早已有过，并且都闹糟了。”年头，他在给萧军、萧红的信中，重提了翻阅史书的事，说：“近几时我想看看古书，再来做点什么书，把那些坏种的祖坟刨一下。”这四篇作品，正是“刨祖坟”的产物。作者为现代社会形形色色的人们找到了各自的原型，是关于现实的伟大而深刻的寓言，在自称“油滑”的叙述中，到处闪耀着天才的隐喻的光辉。
同时，它们又是作者借以“抒愤懑”的最合适的情感形式之一。在这里，生活内容和形象画面不但丰富了杂文般的讽刺力量，而且抒写了内心深处的孤独感、爱，与无助的悲哀。
《理水》，可以看做是一篇放大了的“包围新论”。
“我们从古以来，就有埋头苦干的人，有拼命硬干的人，有为民请命的人，有舍身求法的人……虽是等于为帝王将相作家谱的所谓‘正史’，也往往掩不住他们的光耀，这就是中国的脊梁。”鲁迅曾经写道：“这一类人们，就是现在也何尝少呢？他们有确信，不自欺，他们在前仆后继的战斗，不过一面总在被摧残，被抹杀，消灭于黑暗中……”《理水》中的大禹，就是这类“脊梁”人物的代表。小说写他处在三层包围之中，最近的一层是“大员”，也即特权阶层，他们即使下去考察灾情，也是前呼后拥，威风十足，吃喝玩乐，不识民间疾苦为何物；所谓工作，也无非是听汇报，看“条陈”而已。外面一层是文化人，他们聚集在文化山上，食粮也都是从奇肱国用飞车运来的，因此不怕缺乏，有余裕研究学问。当洪水浸野，民不聊生的时候，他们养尊处优，清谈终日，满嘴谀词，粉饰太平，是一群现世制度的辩护士。最基层的是所谓“百姓的代表”，他们的职责一是传达“大人的吩咐”，二是把“体面”化了的民情呈报“上头”。这三层包围都可以统称之为“文化包围”，目标全在于使被包围者脱离大众，昏于世事，结果“龙驭上宾于天”。
但是这种结果，作品并没有直接显示出来，与其说，大禹一样的“脊梁”人物被“消灭于黑暗中”，毋宁说是被黑暗所“消融”。有意思的是，黑暗是以充满光明的太平景象加以透达的。
在鲁迅的笔下，大禹是一个面貌黑瘦粗手粗脚的大汉，连袜子也不穿，满脚底都是栗子一般的老茧。他出门没有仪仗，连随员也是乞丐似的；议事毫不虚骄，没有繁文缛节。首先，他是一个实践家，为了查明山泽的情形，征求百姓的意见，不辞辛劳，到处奔走，以致在外八年，三过家门而不入。他有主见，不但不惮于关于他的各种流言，也不顾大员们尤其是老官僚的实际阻挠；坚持以富于创造性的“导”法代替“老大人的成法”——湮。在整个混浊的环境中，大禹的确是一位举世罕见的光辉的人物。然而，悲剧也恰恰出现在这里。传统的保守势力，毕竟占据了统治地位，而他的改革方案又得不到百姓的了解，在大众传媒中，他始终是一只黄熊，跟他的父亲一样。所以，他最后的演变是必然的。当舜爷确定他为接班人，托他管理国家大事之后，皋陶就赶紧下一道特别的命令，叫百姓都要学禹的行为，不然立刻就算是犯了罪。个别领导人改变了，但是，作为统治集团的全体却丝毫没有改变，制度和法律，仍旧是专制的老一套。
小说的结尾写道：……商家首先起了大恐慌。但幸而禹爷自从回京以后，态度也改变一点了：吃喝不考究，但做起祭祀和法事来，是阔绰的；衣服很随便，但上朝和拜客时候的穿着，是要漂亮的。所以市面仍旧不很受影响，不多久，商人们就又说禹爷的行为真该学，皋爷的新法令也很不错；终于太平到连百兽都会跳舞，凤凰也飞来凑热闹了。制度法令没有本质的改变，人民的文化心态依然如故，习惯和适应着这一切。古老的僵死的政治内容，于是从新领导新法令中得到合理的延续。大禹的蜕变是渐进式的，将来如何不得而知，然而这开始却不是好兆头。
小说饶有意味的结尾令人想起年头写的另一个短篇《非攻》里的墨子，也是一个禹似的人物，连外表也都一样像乞丐。那劳形苦心、扶危济急的“贱人的东西”是他所具备的。他活在一个战争频仍、灾难深重的时代。在得知楚王打算攻打贫弱的宋国时，他一面布置学生在宋国备战，一面长途跋涉到楚国，凭自己的口舌——“义的拒”，先后降服了公输般和楚王，解除了宋国的危险。
墨子一生行义，只求有利于人。他的只身使楚，就并非为了个人的利益，也不是接受了哪一位王者的派遣，而是出于“兼爱”，——内心的使命。但是，正是这样一个义士，一心为了宋国反而为宋国所拒绝。
故事的最后这样写道：墨子在归途上，是走得较慢了，一则力乏，二则脚痛，三则干粮已经吃完，难免觉得肚子饿，四则事情已经办妥，不像来时的匆忙。然而比来时更晦气：一进宋国界，就被搜检了两回；走近都城，又遇到募捐救国队，募去了破包袱；到得南关外，又遭了大雨，到城下想避避雨，被两个执戈的巡兵赶开了，淋得一身湿，从此鼻子塞了十多天。此种无路可走的晦气，实在不能比大禹结局的辉煌。然而，两个具有喜剧色彩的结尾，都一样带着深隐的悲剧意味。墨子和大禹，在中国历史上，是代表底层民众利益的坚苦卓绝的象征性形象。在这里，鲁迅一方面检讨传统文化，一方面考虑现实政治。远在塑造阿Q的时候，他就思考了“阿Q党”在几十年后的存在问题。近几年的政治经验，同一营垒内部的矛盾与斗争，环绕左联党团为中心而活动着的一些党员人物，不能不唤起他的新的警觉和某种不信任感。通过《非攻》和《理水》，他表达了对未来中国的前途的隐忧。
《采薇》、《出关》、《起死》三篇，更多地把焦点放在文人集团上面。
伯夷、叔齐兄弟并非《采薇》所要着意表现的人物，甚至可以说，他们只是一个坐标，一面反光镜。由他们所反射出来的对面的人物才是重要的。
他们原是辽西的孤竹君的儿子，因为逊让王位，先后一起逃走。两人在路上遇见，便一同找西伯——文王，进了养老堂。不料文王死后，周王竟然扔下老子不葬，“以臣弑君”，出兵讨伐起纣王来了。他们认为国王不仁不孝，于是冒死进谏，遭到拒绝后，决计离开养老堂，不再吃周家的大饼，到华山去吃些野果和树叶打发残年。又不料，遭到华山大王小穷奇的搜劫，而且勒令滚蛋，他们不得已坚守首阳山，不食周粟，采吃薇菜度日。倒霉透顶的是，不用多久就又来了一批看客，还引动了首阳村的第一等高人小丙君，以及阿金。“‘普天之下，莫非王土’，你们在吃的薇，难道不是我们圣上的吗！”在这样的质问底下，他们不胜羞惭，只好绝食饿死了事。
这两个古典式人物，是坚守主义者。为了一个信仰，他们可以交付生命的代价，姑不论信仰的内容如何。比较起来，小丙君简直不名一文。他原是妲己的舅公的干女婿，做着祭酒，因为知道“天命有归”，便带着五十车行李和八百个奴婢来投明主了。而这个变节小人，居然大义凛然，斩钉截铁地指责起他们在吃“我们圣上”的薇，气势汹汹地批判他们，说不肯安分守己，“为艺术而艺术”，既不是孝子更不像良民。鲁迅不只一次慨叹中国人缺乏真正的信仰，多的是见风转舵的党徒。这里的小丙君，可谓其中的代表人物，没有信仰正是他的信仰。
阿金是小丙君府上的婢女，奴才的奴才。她的聪明，全在于通晓主子的心思，留声机一般重复主子的语言。奴性的发展，甚至使她比主子更势利、更刻薄，当伯夷、叔齐死去，她散布关于“故意饿死”的谣言，说是上山奚落了他们几句，傻瓜就撒赖绝食。老天爷看见他们快要饿死了，就吩咐母鹿，用它的奶去喂他们。可是贱骨头不识抬举，得步进步，居然动手杀鹿来吃。老天爷讨厌他们贪嘴，便叫母鹿从此不要去。因此，他们的饿死全在于自己的贪心。这样，她就又很轻松地把可能的责任推卸干净了。她是一个十足的谣言家。以谣言杀人是更可怕的。
还有小穷奇。他以打劫为业，却有一套十分动听的君子言辞，露骨的虚伪令人作呕。要钱，就说“请你老赏一点马路钱”；要物，就说“小人们也遵先王遗教，非常敬老，所以要请您老留下一点纪念品”；要搜查，就说“小人们只好恭行天搜，瞻仰一下您老的贵体。”当他确定他们是两个穷光蛋时，便做出十分恭敬的样子，拍着伯夷的肩膀说：“老先生，请您不要怕。海派会‘剥猪猡’，我们是文明人，不干这玩意的。什么纪念品也没有，只好算我们自己晦气。现在您只要滚您的蛋就是了！”比起伯夷、叔齐的迂直，相去实在太远。鲁迅在介入文坛论争之后，多次描画过这类人物，如《论辩的魂灵》、《牺牲谟》，还有1928年关于“流氓”的杂文系列。大半年以后，他愤而写《半夏小集》，开头一小节就是类似的暴露：他们以最时髦最漂亮的名义，掩盖剥夺别人的勾当。
看客形象的创造，是《采薇》一篇中的重要内容。鲁迅早期的“反庸众”思想，可以在这里找到继续发展的线索。对于一个启蒙战士来说，群众必然要成为他关注的对象和主题。
当周王出兵时，大路两旁就挤满了民众，站得水泄不通。人们在威风凛凛的王爷面前，个个肃然起敬。伯夷、叔齐的进谏，使人们万分惊恐；而听得姜太公称之为“义士”，便又赶紧让开道，恭而敬之地放他们走了。民众没有定见，因为无须思索，重大的事情惟听帝王和圣贤的训示。战争发生后，无论哪里，总有一群人眉飞色舞地听讲来自战地的故事，津津乐道于纣王的宝贝，头，姨太太，以及姨太太是否漂亮，妲己是否为狐狸精所变，娘儿们的脚如何等等。还有特地上首阳山看伯夷、叔齐的人。有的当他们名人，有的当他们怪物，有的当他们古董。甚至于跟着看怎样采薇，围着看怎样吃薇，指手画脚，问长问短，令人头昏。而且对付还须谦虚，略不小心，皱一皱眉，都会有人说是“发脾气”。也有几个小姐太太之类看了，回家去都摇头说是“不好看”，上了大当云，于是，参观者日渐减少。但当伯夷、叔齐死于石洞的消息一传开，就又哄动了一大批来看的人，一直闹到深夜。人们听到阿金姐说兄弟俩死于贪嘴的故事，临末都会觉得肩膀的轻松，甚至恍恍惚惚地想像着他们拼命的大口吃鹿肉的情形……
仍是自私、愚昧、凉薄的一群。他们简直无始无终地存在，从《呐喊》、《坟》和《热风》的时代一直绵延至今。
所有这些人物，都是环绕鲁迅而实际活动着的，是以构成可怕的生存环境。但是，他是一个意志力十分顽强的人，他必须持续着他的对抗，而至于陷入情绪的纠缠，无论悲哀，无论愤怒。《出关》中对老子的刻画，便鲜明地表示了他的态度。
《出关》发表后，就有不少的批评，或者以为攻击某一个人，或者以为是作者的自况。左联的人邱韵铎指作者本人就是老子，说：“至于读了之后留在脑子里的影子，就只是一个全身心都浸淫着孤独感的老人的身影，我真切地感觉着读者是会堕入孤独和悲哀去，跟着我们的作者……”为此，鲁迅特地写了《出关的“关”》，否定以上两种意见，并且指出邱韵铎是用了“巨大无比”的抽象的封条，将一篇无利于老子的具象的作品封闭了。邱韵铎把仅有的“孤独和悲哀”这样一份无为的精神遗产硬派给作者，当是一种有意的错误，如作者所疑心的。
但是，老子形象有着作者的影子，却是一个无法推脱的事实。
说老子与作者有某种相似之处，是因为：一、小说里说孔子和老子“道不同”，譬如同是一双鞋，孔子是上朝廷的，老子却走的是流沙。流沙是与朝廷对立的。鲁迅自己就曾有置身于沙漠之中的比喻，他并不惧惮，也不想遮盖“灵魂的荒凉和粗糙”，甚至有些喜欢这“转辗而生活于风沙中的瘢痕”。二、老子非常明敏，他看透了别人背地里算计或掇弄他的鬼把戏。对于知己知彼这点，鲁迅每论起来，是颇有点自得的。三、老子被称为“老头子”，而且小说里面还笔涉“牙齿”，他是被说成爱“发牢骚，闹脾气”的人，这些都是读者所熟悉的称呼和说法。在小说中，老子一直被利用，这是无法避免的。而在鲁迅的书信中，也都不时有着被利用的记录。
然而，鲁迅并不承认老子是一种自况，最重要的是：孔老相争，孔子以柔进取，老子却以柔退走；孔子是“知其不可为而为之”的事无大小，均不放松的实行者，老子则是“无为而无不为”的一事不做，徒作大言的空谈家。因此，他不惜将老子加以漫画化，然后送出关去。结末的关尹喜讥讽老子道：“这家伙真是‘心高于天，命薄如纸’，想‘无不为’，就只好‘无为’。”这段话，可以看做是鲁迅对老子思想批判，至于出关的结局，自然也如关尹喜说的：“我看是后来还要回到我们这里来的。”逃避现实的人最终必将为现实所报复。就整个的精神实质而言，鲁迅是道家思想最坚决的反对者，因此把老子说成是他的自况是他所不能同意的。就对现实的态度而言，应当说，他更倾向于孔子式的积极进取，只是相反的与“朝廷”对抗而已。而老子式的“‘大而无当’的思想家”，满口空谈，不做实事，与他印象中的左联的一些领导者倒是十分近似的。
关尹喜是一个很有特色的政客式人物。在全篇里，除了一声吆喝以外，并不显得凶险，但比起周围一类的角色，却是城府甚深的。当远走流沙的老子来到关上，他听到报告，见面就即刻滚鞍下马，说是“机会难得”，躬请“老聃馆长”到关上讲学。然而，还不待回答，四个巡警就把老子扛上牛背带走了。为了郑重，讲学的时候，关尹喜让巡警、签子手、探子、书记、账房和厨房全来听取“教训”。这种牛头不对马嘴的安排，作为导演的关尹喜不是不知道。要老子写讲义的事情他不在场，实际上，仍然是出于他的意旨。所以，当老子交稿的时候，他显得非常高兴，非常感谢，又非常惋惜，坚留多住一些时，看见留不住，才又换了一副悲哀脸相，答应了，命令巡警给青牛加鞍。一面自己亲手从架子上挑出一包盐，一包胡麻，十五个饽饽来，送给老子做路上的粮食，并且声明：这是因为他是老作家，所以非常优待，假如他年纪轻，饽饽就只有十个了。
这一切都做得非常得体，无可挑剔。直到老子走后，他才解下了虚假的面具。这里，他的所有议论、作为，都几乎无一不暴露着内心的阴暗。
关尹喜让老子折腾了那么长时间，让公家花费了不少的饽饽，按理应当非常珍重《道德经》讲义稿，其实不然。小说的最后一段，就是写他把两串木札“放在堆着充分的盐，胡麻，布，大豆，饽饽等类的架子上”。一个令人颇为费解的问题是：既然关尹喜如此作贱哲学手稿，那么又何必装得那么认真的留老子写它呢？在这里，“充公”的字眼是很可注意的。关尹喜打发老子的时候，所选的饽饽恰恰也是装在一个“充公”的白布口袋里的。表面上，关尹喜不徇私情，不谋私产，一切为“公”；而骨子里头，却掩藏了更大的私欲，即盗名欺世。为做官而做官，这是有别于《理水》中的大员的又一类官僚的哲学。
有人认为，鲁迅在借关尹喜讽刺傅东华。的确，译文事件给了他很大的刺激，他憎厌一些人的精于算计，善于盘剥。此外，文坛中的作家阀倾向也是他所反对的。然而，即使关尹喜的形象构成借用了与傅东华有关的细节，也并不等于傅东华。鲁迅是向来不用单独的模特儿的。倘要从某一具象中寻出原型来，在鲁迅的小说中是不易做到的；尤其是这类的新编故事，一个人物，往往身首异处。在《出关》中，关尹喜是把握着一定权力的人，如果把作为关官的关尹喜同老子的部分表现结合起来，或许倒可以看做在实际生活中间，致使鲁迅不得不横站相向的“工头”、“总管”式人物的肖像画。
《起死》里的庄子，其唱高调与老子相近，无赖之处颇类小穷奇，而善于做戏，又很像孔子和关尹喜。杂取了种种人而合成的这一个，从整体上，则更具“第三种人”的特色。
庄子说：活就是死，死就是活，奴才也就是主人公。这种相对主义的理论，是必然导致“做人要圆滑”的处世哲学的。司命知道他能说不能行，于是使一个在庄子看来不知是活是死的骷髅还原成一个汉子，赤条条的向他索取衣服。开始时，他指责汉子“胡涂得要死”——“专管自己的衣服，真是一个彻底的利己主义者”；待到被汉子缠住不放，他就威胁说要把汉子扭去见保甲了。最后，当汉子揪住他，并且扬言要揍死他时，他便图穷而匕首见，从道袍的袖子里摸出警笛吹起来，巡士应声跑来以后，他任由汉子与之互相纠缠，自己竟逃之夭夭了。他身为“隐士”，却一心见王者；以超脱自命，却备有警笛，趋附权门，实际的寻求庇护；斥人为“利己主义者”，自己倒是自私至极的小人，所谓“彼亦一是非，此亦一是非”，十足的滑头主义、机会主义，无非借貌似客观、辩证的理论掩盖自己的实质性倾向罢了。
鲁迅指出：“我们的有些人，阵线其实倒和他及第三种人一致的，虽然并无连络，而精神实相通。”可以认为，庄子形象的创造，是包含了鲁迅对“第三种人”，以及在左翼文艺队伍内部，鼓吹为适应形势的变化而变化自己的一类人物的憎恶和讽刺的。
这几个小说，形象地凝聚了他在这一时期里的紧张思考，和深受压抑的战斗激情，它们在短短一个月内完成，足见其中人物，在他的胸中已经存活许久了。
1936年1月，他把它们，连同数年前写作的同类故事编在一起，交由巴金在文化生活出版社出版。这就是《故事新编》——一生中的最后一个小说集。
鲁迅的处境越来越艰困。这时，连可供发表作品的地方也变得非常有限了。
《申报？自由谈》、《太白》、《涛声》等都已经停刊，有些刊物，如《现代》、《文学》则是他主动退避的，个别的像《作家》虽然保持着正常的联系，但也渐渐不满于它的平和，过多的从营业上着想，以致为了自身的安全起见而排斥一同进军者。
外力的围剿且不必说，他的过分的坚持与执著，就要把他逼到一个孤独者的位置。他要求太高了。曲高和寡。
对于杂志，他还是很想由自己来办，就像当年办《莽原》一样。这时，恰好萧军和聂绀弩都写信给他说要办刊物，他担心这样会分散火力，便建议他们同胡风合在一起来办。大家同意了。于是，聂绀弩找曹聚仁出面负担编辑和出版的法律责任，虚拟了“史青文”的假名字做编辑人，“海燕文艺社”发行，总代售则是“群众图书公司”。解决有关“钻网”的必要的技术性问题之后，由胡风把稿子集合，刊物很快就出来了——《海燕》。
刊名是胡风提出来的，鲁迅所写，借用的是高尔基的同名散文诗的寓意。可以说，这是鲁迅继《萌芽》、《前哨》之后在左联内部，同青年奴隶们一起战斗行动的又一新计划，但也是最后的计划。
第1期，他送去小说《出关》和杂文《“题未定”草（六至七）》，还有两则小杂感，以及瞿秋白译的高尔基的文学论文。第2期，他又为刊物续写了《“题未定”草》的两章，为日本读者写的文论《陀思妥夫斯基的事》，还有一篇因被审查机关禁登而搁了一年多的随谈《阿金》。此外，还有两篇小杂感。他是尽了全力支持这个刊物的。
《“题未定”草》最后四章，提供了知人论世的方法，这些方法是与他看重时代与人民的整体的价值观念相联系的。在文章中，他批评了各式的说梦者，痛斥了现代中国的或一群人的无聊，无耻与下流的“文学”，鬼蜮，变节者。《陀思妥夫斯基的事》评述一个伟大的天才作家因专制时代的重压而被扭曲了的残酷的事实，与此同时，严正指出中国“一般的人们”是没有陀思妥夫斯基式的百分之百的忍从的，“忍从的形式，是有的，然而陀思妥夫斯基式的掘下去，我以为恐怕也还是虚伪”。他说：“因为压迫者指为被压迫者的不德之一的这虚伪，对于同类，是恶，而对于压迫者，却是道德的。”这是一个天才的发现。在压迫者和被压迫者之间，他从来反对调和和统一；在这里，也多少可以窥见他在日益变得响亮的“国防文学”的口号面前拒绝参与的实质性的东西。《阿金》借说俗事而论国事，全篇充满机警的隐喻。的确，所写是一个貌不出众，才不惊人的娘姨，然而她所具有的足够闹出大乱子的威力全在于主子是外国人。身为奴才而以主子自居，阿金可谓画出了某些中国官方人物的嘴脸，同时隐含了将为“自己的主人所回复”的悲剧命运。难怪它要遭到扣压，鲁迅自己就怀疑，审查官是认定他讽刺宋美龄的。另外的四篇小杂感，或抨击专制主义，或反对奴才思想，大都是同民族革命战争中的专制中国这一大环境相关的。在这一时期，他特别喜欢谈论主人与奴才变节者一类名目，应当是很引人注目的。可是，人们却偏偏忽略了这些文字符号后面的伴随着灵魂震颤的伟大而深刻的思想。
《海燕》第2期出版后，政府有关方面就马上找曹聚仁算账了。这时，曹聚仁不得不把他知道的关于刊物的情况说了，并且声明不做它的发行人。
事后，曹聚仁写信给鲁迅作了解释。鲁迅答复说：“我不会误会先生。自己年纪大了，但也曾年青过，所以明白青年的不顾前后，激烈的热情，也了解中年的怀着同情，却又不能不有所顾虑的苦心孤诣。现在的许多论客，多说我会发脾气，其实我觉得自己倒是从来没有因为一点小事情，就成友或成仇的人。我还有不少几十年的老朋友，要点就在彼此略小节而取其大。”他是始终把仇恨投向统治者社会的。
但不管如何，《海燕》再也无法呼啸着飞翔了。它永远消失了。四围所看到了，依然是一片翻滚的乌云，喑哑的大海，灰的低矮到快要贴近波涛的天空……
在最后的岁月里，他横站着作战，瞻前顾后，格外艰难，终至于在心力交瘁中仆倒——
然而，无声的中国，犹在倾听他的日夜呼啸的灵魂……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