长征红军在艰难中行进，经过遵义会议的斗争，长期遭受压抑和打击的毛泽东，终于打败了惟共产国际之命是从的教条主义者。虽然，他只是作为军事委员会的三人小组成员之一，重返军事舞台的前沿，但是他那脱胎于中国传统而又富于灵活变化的个人思想，对于众多来自广大乡村的红军将士来说，显然具有越来越大的精神凝聚力。1935年10月，红军胜利到达陕北。这时，毛泽东思想的涵盖面开始遍及边区的政治、军事、经济和思想文化各个领域，并且渗透到国统区内，产生意义深广的影响。
共产国际和斯大林对远东及整个国际形势的估计，确定为帝国主义企图发动反苏战争，因此，极力要把日本点燃的战火控制和熄灭在中国土地上。“武装保卫苏联”，成了苏联这一时期对华政策的出发点。斯大林认为，中国共产党还未足以壮大到可以成为反侵略斗争的领导者，只有蒋介石才能领导中国抗日，于是把大量的军事援助倾注于国民党，对于共产党，只提供急需的药物、医疗设备和政治读物，以及不容违拗的指示。七八月间，共产国际召开了第七次代表大会。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团以中国共产党的名义发表《为抗日救国告全国同胞书》，即《八一宣言》，要求停止内战，一致抗日，并号召全国人民不分阶级，不分党派联合起来，组织国防政府和国防联军，挽救民族的危亡。会上，共产国际的主要负责人季米特洛夫作了《法西斯的进攻与共产国际的任务》的报告，中共代表王明作了《论反帝统一战线问题》的报告，关于统一战线的建立，报告虽然提及对右倾机会主义和反对削弱共产党的领导作用的必要性，但是基本精神，仍然反映了莫斯科方面的政策立场。
自东北四省沦日以后，华北五省“自治运动”相继发生，亡国灭种的大祸迫在眉睫。12月9日，北平学生开始走上街头，愤怒地喊出“打倒日本帝国主义”、“反对华北自治运动”、“停止内战，一致对外”、“争取爱国自由”等口号，集中涌向新华门。国民党当局不但拒不接见请愿学生，还出动军警，用水龙、木棍、大刀等进行驱赶。在搏斗中，学生有百余人受伤，三十多人被捕。第二天，全市宣布总罢课。16日，市学联召集全市学生再一次举行集会和示威游行，声势浩大的斗争浪潮，打乱了政府的计划，以致傀儡组织冀察政务委员会也不得不延期成立。学生的爱国行动，得到北平广大市民的热烈同情和支持，他们纷纷送水和面包前往慰劳，抗议军警的无理镇压。
学潮的发生不是什么偶然性的爆炸事件，它反映了中国潜伏已久的深刻的政治危机。“一二九”运动以后，全国各地学生迅速响应，并且扩大到社会各阶层，形成为不可遏止的抗日救国的洪流。12月下旬，平津学联组织了南下扩大宣传团，上海大中学生组成了救国宣传团，深入乡村进行宣传。可是，没有工人、农民和士兵的斗争的配合，学生运动要冲破反动政府的戒严令，警察、侦探、学棍、法西斯的破坏和屠杀政策而获得持久的发展是不可能的。接着，南下宣传团便被强令解散，成员遭到拘押，斗争只能以别样的方式继续下去。
对于这次继“五四”以来的最大规模的一次学潮，鲁迅是关注的。但是，他有他的观察和评价角度。在本月19日致曹靖华的信中，他慨然道：“青年之遭惨遇，我已目睹数次，真是无话可说，那结果，是反使有一些人可以邀功，一面又向外夸称‘民气’。当局是向来媚于权贵的，高教此后当到处扫地……”两天后，他又在给台静农的信中说：“北平学生游行，所违与前次无异，闻之惨然，此照例之饰终大典耳。上海学生，则长跪于府前，此真教育之效，可羞甚于陨亡。”次年1月，他还在信中向曹靖华说及学生问题，说：“北方学校事，此地毫无所知，总之不会平静，其实无论迁到那里，也决不会平安。我看外交不久就要没有问题，于是同心协力，整顿学风，学生又要吃苦了。”总之，他是以悲悯的态度看待学生运动的。在学潮刚刚过后所写的《“题未定”草（六至九）》里，虽然他也称赞说北平的学生和市民并非庸愚，被愚弄诓骗压迫到现在而仍然“明黑白，辨是非”，也强调说“石在，火种是不会绝的”，但最后的话，仍然是九年前的主张的重申：“不要再请愿！”在他看来，官民严重对立的现象是无法消除的。如果政府可以足够地代表国民，那是无须乎请愿的；但是，要是不足以成为国民的代表，请愿下跪，流血呼号，又有什么用处！
鲁迅不相信一个专制、腐败的政府有可能成为爱国的政府。在学生斗争的压力面前，国民党政府做出某种保护人民的姿态，借以影响社会舆论，这是不足奇怪的。但是，它的反人民反民主的实质决不可能因此而有任何改变。在同一天内，他写信给两位朋友，几乎完全重复同样的说话：国事至此，政府将有“保护正当舆论”之说，“正当”二字，加得真真聪明，但即使真加“保护”，也须付出极大的代价。在这国难当头的时刻，如果不是依靠千百万奴隶自身觉醒的力量，而是寄希望于政府，在一批军阀政客屠夫的身上，难道可以得救吗？
12月，中共中央政治局在陕北瓦窑堡举行了会议，着重讨论民族统一战线、抗日联军和国防政府问题，进一步确定了“把国内战争同民族战争结合起来”的基本方针。会后，毛泽东在党的活动分子会议上作了《论反对日本帝国主义的策略》的报告，报告明确指出，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领导权，必须属于中国工人阶级及其政党——中国共产党。在领导权问题上，毛泽东从党的利益出发，对蒋介石所作的必要的揭露和谴责，与鲁迅对国民党政府的敌对态度是相一致的。但是，鲁迅并不十分了解共产党的真实立场，在上海，凭借国民党管制下的有限的几个报纸，他不可能获得更多的关于共产党和红军方面的信息。这时，左联党组本来就处于与党中央隔绝的悬空状态，何况“周扬之流”又从中把他间隔开来呢！
在时局面前，他时时感到愤慨、苦闷与悲凉……
12月5日，他曾书写了自作的七律一幅赠许寿裳，云：曾惊秋肃临天下，敢遗春温上笔端。
尘海苍茫沉百感，金风萧瑟走千官。
老归大泽菰蒲尽，梦坠空云齿发寒。
竦听荒鸡偏寂，起看星斗正阑干。同一天，还为友人写了两幅字，其一是唐人钱起的《湘灵鼓瑟》：“善鼓云和瑟，尝闻帝子灵。冯夷空自舞，楚客不堪听。苦调凄金石，清音入杳冥。苍梧来怨慕，白芷动芳馨。流水传湘浦，悲风过洞庭。曲终人不见，江上数峰青。”再就是明人项圣谟的“风号大树中天立”的一首，只是，他写的已不只一次了。
数天后，他以唐代刘长卿的《听弹琴》书赠日本朋友：“冷冷七弦上，静听松风寒。古调虽自爱，今人多不弹。”“苦调”可堪怨慕而曲终人杳，“古调”虽然自爱却为世所弃，都是一种无人理解的寂寞。3月间，他为徐写：“金家香弄千轮鸣，扬雄秋室无俗声。”“金家”，实系他所说的“文坛之闻人绅士所聚会之阵营”；这里说的“无俗声”，分明是阿Q式的自矜。又为今村铁研写：“顽绝绝顽绝，以笑为生业。刚道黑如炭，谁知白似雪。笑煞婆娑儿，尽逐光影灭。若无八角眼，岂识四方月？”“婆娑儿”既有人面狗心的文氓，也有善于变化的“同人”，“笑煞”此辈，当是何等自傲！但无论如何，这种近乎自恋情结的东西，是含有很深的孤独感在里面的。仍在同一天为增田涉所写的条幅，选取南宋郑所南的《锦钱余笑》，就不是偶然的了。诗云：“生来好苦吟，与天争意气。自谓李杜生，当趋下风避。而今吾老矣，无力收鼻涕。非惟不成文，抑且错写字。”一切豪情都如虹霓在眼，瞬息而逝，幽默里包含着无力收拾的辛酸。
八年前，因为梦境的放逐来到上海，经过几番意气风发的论战，现在仿佛又回复到了当年的孤独彷徨的状态。所不同的是，现在的政治意识更强烈了，更深邃成熟了，他的寂寞感和悲凉感，无时不与复仇的意志胶结在一起。他的悲哀是独战的悲哀。他不再如过去那样，自觉孤独时就纵酒自戕，而是时时想到玩，歇，虽然实际不能。他要尽量地保存自己，以继续进行他的战斗。一场意义特殊的战斗，在他的意识中，其实才刚刚开始。
死亡的阴影……
共产国际第七次代表大会之后，王明两次指示国际革命作家联盟的左联代表萧三写信回国，在组织上取消左联。另一位中共代表康生也以反对左倾关门主义为由，从中做说服工作。这样，萧三终于写了一封信寄往上海，由鲁迅转给左联。
信里写道：这封信愿和你们谈一件事——一件重要的事。
左联自成立至今五年余以来，尤其是从满洲被占及上海战争后，在严重的白色恐怖之下，而能积极努力，克服一切困难，作了不少的工作……
……但是由于左联向来所有的关门主义——宗派主义，未能广大地应用反帝反封建的联合战线，把这种不满组织起来，以致“在各种论战当中，及以后的有利的情势之下未能计划地把进步的中间作家组织到我们的阵营里面来”（见去年左联向I。U。R。W的报告），许多有影响的作家仍然站在共同战线之外，“新月”固然仍然是“新月”，“沉钟社”和周作人等仍退避现实，林语堂只是“幽默”而继其“一笑了之”的态度，“第三种人”多数以中立自命……
同志们！在这里我们要追溯一番左联关门主义之由来。我们以为左联之关门，要从其唱“普洛文学”说起，因为这个口号一提出，马上便把左联的门关上了，因为这一口号，这一政策，便不能团结一班先进的，但仍未能一旦普洛化的文人以及自由派的作家，尤其在当初的时候普洛文学家对非普洛者的态度更只是漫骂，大有“非我族类，群起而诛之”之概，这和苏联过去“拉普”之“非同盟者即仇敌”口号很相符合。这样一来便也使我们忽略了反帝反封建的文学，于是我们不能打破一切政治上的困难，取得较公开的地位。……
因为左联内部工作许多表现，也绝不似一个文学团体和作家的组织，不是教育作家，吸引文人到反帝反复古之联合战线方面来的组织，而是一个政党，简单说，就是共产党！
一般人也认为左联便是共产党。加入左联便要砍头——这在文人是要想一下子才能决定的呵。
……我们的工作要有一个大的转变。我们认为：
在组织方面——取消左联，发宣言解散它，另外发起，组织一个广大的文学团体，极力夺取公开的可能，在“保护国家”，“挽救中华民族”，“继续‘五四’精神”或“完成‘五四’使命”，“反复古”等口号之下，吸引大批作家加入反帝反封建的联合战线上来，“凡是不愿作亡国奴的作家，文学家，知识分子，联合起来！”
——这，就是我们进行的方针。
…………
自从巴黎举行的世界作家保障文化大会后，我想同志们已经很看得出这一趋势，I。U。R。W的命运，所以也会是很短的了。一个时代有一个时代的策略，我们不是死板的书生。过去所做的有其过去的价值，现在如仍照过去的作下去，则是有妨碍于现在和将来的发展，即以苏联取消“拉普”而改组苏维埃作家统一同盟一例亦可知是何用意了。何况在今年巴黎保障文化大会之后呢？
这是一个主要的重大问题，也就是我这封信的中心问题，很希望同志们过细讨论。
其次在创作方面。……我们追溯一下左联成立至今五年多以来的创作，或则专写工人斗争，或则专写农民暴动；而关于工人领导农村革命及反帝反封建的这一点，无论大的或小的作品差不多完全没有。这决不是一个偶然的现象，这应该以左翼作家没有充分了解中国革命现在阶段之革命动力，不了解工农联合革命来作解释，再，即检讨一下反帝的文学时，有大意义的保护上海战争，左翼作品很少很少描写过，写东北义勇军也是很关门的写法，此外描写工农民主政权的作品有一些，但写英勇的红军的也差不多完全没有……
第三在策略方面。……他们提倡“民族主义文学”，我们不必空口反对他们这一招牌，而应把它夺过来占为己有，即充实它的内容。多写民族救国英雄，如东北义勇军事实，复活岳飞，文天祥，史可法……痛骂秦桧，吴三桂，袁世凯……使成为革命民族战争时代的革命民族文学。……
末了，再重复一句：当此国亡无日，全国民众只有共同起来组织广大的人民反帝——抗日统一战线才可图救。政治上的口号，策略，我们作文学运动的至少是要追随它，符合它。说到这里，同志们大概都已很明白了，用不着多赘了，我便就此收笔。鲁迅很清楚，萧三的信不只代表他个人。
信里的许多观点，在他看来是混乱的，糊涂的，错误的。怎么可能把“新月派”和“第三种人”也拉到同一条战线里来呢？提倡普罗文学能算是关门吗？以前的几场论争，是不是都成了军阀混战？“非我族类，群起而诛之”，是普罗文学家对非普罗者的态度呢，还是权威者及其叭儿对普罗文学的态度呢？林语堂、老舍式的幽默算什么？文学界的郑、陈可以作政治社会组织的宋、蔡……等着看吧。关于创作，为什么写农村就一定要写工人阶级领导？没有工农出身的作家，怎么可能要求他们写出工农化的作品？“东北义勇军也是很关门的写法”是什么意思？《八月的乡村》呢？算什么呢？复活岳飞、文天祥，大家做臣子，“臣诚惶诚恐死罪死罪”，笑话！
“统一战线”是什么战线？“统一”到哪里去？国家，民族，不要忘记这样的字眼从来有利于权力者！
茅盾在他家里看了信。他没有多说什么，只说：看一看再说。
对于解散左联，他内心充满了矛盾，其实要说也说不清。左联内部的关门主义和宗派主义的严重性，他比任何人都有着更清楚的了解。他对人说过，“他们实际上把我也关在门外了”，岂止关在门外而已？还要鞭扑不止！1935年至1936年间，“鞭子”作为一种譬喻，也在信中就不知使用过多少次！但是，这种恶劣倾向的出现，并非因为组织本身的缘故，而是出于党组领导，有周扬他们的那里做。他们不会因为没有了左联，就从此不做了……
其实左联早已布不成阵了，名虽存而实亡。那么，现在当有人提出要在名义上也将它取消掉，他为什么又不愿意呢？
左联成立时，他甘愿被利用，一者因为盟员们都属于文学青年，二者是为了对付当局。那时候，说起态度来，还不算怎么积极坚决的。可是，等到柔石他们牺牲以后，他就从感情深处把自己同左联的命运连结在一起了。这是血的连结，真真正正的“血缘”关系。现在，要他把这笔血债忘记掉，全盘放弃这个柔石们为之付出鲜血和生命代价的组织，他能够做到吗？不久前，瞿秋白也是被处死了的，单是处死一个瞿秋白，就足以判杀人者为罪大恶极！现在就要同杀人者携手联合吗？因为要联合，就要非把为杀人者长期以来必欲除之而后快的组织拆掉吗？而且得由自己人亲手拆掉！左联毕竟是战斗过来的。在左联内部，即使受中伤，受鞭扑，受压迫，他宁肯暗暗包扎伤口，也不愿意把内情公开。这种隐忍，不正是不愿看到仇者的快意的笑脸吗？现在，宣布解散它，简直等于向敌人宣告自己的失败！来信说，作文学运动的要追随符合政治上的口号、策略。什么叫政治？奴隶同奴隶主讲“统一”是哪一家政治呢？他常常说他自己不大懂政治。他的所谓不懂，只是不懂从事政治的手段或策略罢了，即使懂得也不会应用，懂得应用的是政治家，政治家和文艺家的歧途就出在这里……
此外，对于由外部或上面指示解散的做法，也不是他所能接受的。组织的成立与解散，都是组织内部的事情。关系到左联命运的大事，不管是谁的命令，都不能代替盟员自己的意向。因此，在把信转给党组之后，他期待大家有一次平等的讨论或磋商……
但是，他没有想到，解散左联的计划实际上早已在酝酿之中了。
早在10月上旬，“文委”在同中央失去联系的情况下，完成了它的重建工作。“文委”成员为周扬、夏衍、章汉夫、钱亦石、吴敏。其中，章汉夫和吴敏都是周扬介绍夏衍认识的。
周扬仍被推举为书记，兼左联党团书记，他要夏衍在分管电影、戏剧之余，再做一些上层的联络工作。在此前后，周扬还和“中国共产党上海临时工作委员会”，也即临委的胡乔木、邓洁取得联系。“临委”同样是未经中央批准，由原文委系统下的一些党员自动成立的。
新“文委”组成后不久，周扬等从巴黎出版的《救国报》和共产国际机关报《国际通讯》上分别看到了《八一宣言》和季米特洛夫在共产国际大会上的报告，为了适应新的形势需要，他们开始为建立抗日联合战线而积极行动，萧三的来信，促进了具体计划的完成。12月间，周扬在他家里召开了一次“文委”扩大会，决定解散“文委”所属各联，其中包括左联，并且把成立中国文艺家协会提到了议事日程上。会上还决定“文总”解散后，成立一个新的党团实行统一领导。
左联解散问题，就这样很轻易地解决了。
但是，要解散左联，必须取得鲁迅的同意。这是一个大问题，他们都知道，这个老头子是不好对付的。研究的结果，最后决定由夏衍先找茅盾，通过茅盾了解一下鲁迅对萧三来信的意见，然后再考虑下一步的做法。
1936年正月初，夏衍约了茅盾到郑振铎家会面，把解散左联和成立新组织的决定说了。他问茅盾有什么意见，茅盾便说，还要考虑考虑，等同鲁迅谈过以后再说。茅盾处事从来是谨慎的。夏衍说，因为鲁迅不肯见他们，所以，这事情只好托请茅盾转告。完后，他们约定三天以后听候回音。
茅盾向鲁迅转达了夏衍的意见。鲁迅的回答很简明：组织文艺家抗日统一战线的团体我赞成，“礼拜六派”要是赞成抗日，参加进来也不妨。但是，这个组织的核心必须是左联，倘使左联解散了，组织就没有了核心，这样我们不但统不过来，结果恐怕还得被人家统了去。看来，这个问题他早已考虑成熟了。
茅盾如约将情况告诉了周扬和夏衍。夏衍极力辩解说，组织不会没有核心的，我们这些人都在新组织里面，不就是核心嘛！茅盾表示愿意把这个意见再传达给鲁迅。
第二天，茅盾到鲁迅家里，把夏衍的话原原本本地说了，谁知鲁迅听了，什么意见也没有，只是笑了笑，说：“对他们这班人我早就不相信了！”茅盾见这么说，知道事情不会有什么结果，而且弄不好还会被鲁迅怀疑是周扬的说客，于是托郑振铎把鲁迅坚持不解散左联的意见转告夏衍，自己尽量回避不再与夏衍见面。
事情不能因此耽搁下来。周扬决定让徐懋庸以组织的名义，再次找鲁迅谈。鲁迅毕竟是鲁迅，绕开走是不行的。
然而，无论徐懋庸或是茅盾，出使都没有结果，鲁迅一点没有改变原来的意思：不赞成解散左联。
在左联常委会上，徐懋庸汇报了有关鲁迅的情况，并且表示赞同鲁迅的意见。这回出席指导的不是周扬，而是胡乔木。在徐懋庸讲话之后，胡乔木作了长篇发言，说，统一战线团体是群众团体，左联也是群众团体。在一个群众团体里面秘密存在另一个群众团体，就会造成宗派主义，这不好，而且会使左联具有第二党的性质，更不好。
讨论结果，大家一致同意把左联解散。会后，胡乔木还特地找徐懋庸谈了话，要他继续去打通鲁迅的思想。
于是，徐懋庸第二次去见鲁迅，把会议的决议和胡乔木说的一套道理向他说了。他听了以后表示：左联是大家的，既然大家主张解散，我也没意见了。但是，我主张在解散时发表一个宣言，声明“左联”的解散是在新的形势下组织抗日统一战线文艺团体而使无产阶级的文艺运动更扩大更深入。倘若不发表这样一个宣言，而无声无息地解散，社会上就会认为我们禁不起国民党的压迫，自行溃散了，这是很不好的。
徐懋庸把这意见带回给周扬。周扬起初说，这意见很好，等讨论一下再说。但是，过了几天，他对徐懋庸说：“讨论过了，认为文总所属的左翼文化组织很多，都要解散，如果都发表宣言，太轰动了，不好。因此决定左联和其他各联都不单独发表宣言，只由文总发表一个总的宣言就行了。”
为了这事情，徐懋庸第三次找鲁迅。这一次，鲁迅的答复很简单：“那也好。”
过了几天，周扬又说，文总也不发表宣言了，理由是，此时正在筹备组织文化界救国会，不久将要成立。如果文总发表宣言解散，而救国会又成立，就会被国民党把救国会看做是文总的替身，于救国会的存在不利。
于是徐懋庸第四次去见鲁迅，说明这一切。鲁迅听了，脸色一沉，一言不发。徐懋庸觉得很窘，赶紧告辞走了。
一度轰轰烈烈的左联，就这样从中国文坛上悄然消失！
1936年4月，徐懋庸看到日本的《改造》杂志有这样一段记录，“改造社”社长山本实彦来华时，向鲁迅问起左联的情况，鲁迅回答是：“我本来也是左联的一员，但是这个团体的下落，我现在也不知道了。”接着，又在《光明》半月刊上看到鲁迅复何家槐的信：“我曾经加入过集团，虽然现在竟不知道这集团是否还在，也不能看见最末的《文学生活》。……”他觉得鲁迅意气用事，不顾事实，于是给鲁迅写了一封信，说：“左联解散问题，我是前前后后多次报告了你的。解散得对不对，是另一问题，但你说不知下落，则非事实。”
他很快收了鲁迅的回信：……集团要解散，我是听到了的，此后即无下文，亦无通知，似乎守着秘密。这也有必要。但这是同人所决定，还是别人参加了意见呢，倘是前者，是解散，若是后者，那是溃散。这并不很小的关系，我确是一无所闻。
…………
至于“是非”，“谣言”，“一般的传说”，我不想来推究或解释，“文祸”已够麻烦，“语祸”或“谣祸”更是防不胜防，而且也洗不胜洗，即使到了“对嘴”，还是弄不清楚的。不过所谓“那一批人”，我却连自己也不知道是“那一批”。
……我希望这已是我最后的一封信，旧公事全都从此结束了。显然，这是一封绝交信。
但是鲁迅所拒绝的，绝不只是一个徐懋庸。鲁迅不会不知道徐懋庸的角色的分量，在给杨霁云的信中，就曾经这样指出：写信的虽是他一个，却代表着某一群。
即便是一群又如何呢！这个几十年前便曾神往于尼采歌颂过撒旦且为“人国”呼吁的人，是不能为“众数”所改变的。个人的独立与尊严，对他来说，是太重要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