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上海，鲁迅第一次直面死亡——当生命未及进入巅峰状态的青年群体的死亡，非自然的死亡，暗暗的死亡！
1931年1月7日，中国共产党六届四中全会在上海召开。这次会议是共产国际的集权主义和教条主义的产物，是由国际代表米夫操纵下进行的。为了树立自己选定的代理人的威信，米夫在会上把王明当成国际路线的忠实执行者而加以鼓吹，并且反复说明国际支持王明等组织临时中央，是改造中国党的必要手段。国际的指示是至高无上的。即使反对派占多数也无济于事，在短短的时间内，中央的实权终于掌握在王明手里。
李伟森、何孟雄等对四中全会的召开十分不满，于是发动了一批同志，于1月17日在东方饭店开会表示反对。可是，整个会场已经陷入国民党特务的包围之中。会议未及结束，便遭到突袭，三十多个与会者全部被捕。
这中间就有柔石，还有殷夫、胡也频、冯铿和李伟森，也都是左联中的作家。
柔石被捕的消息，是第二天中午魏金枝跑到寓所里告诉鲁迅的。前天夜里，柔石还来过，说明日书店请他去做编辑，他答应了；又说书店想印自己的译著，托他来问版税的办法，自己曾将和北新书局所订的合同抄了一份交给他。记得他往衣袋里一塞，便匆匆地走了，不料这一去，竟然成了永诀！
没有悲痛的时间。
问题是，柔石的衣袋里还藏着那印书的合同，这就留下了株连的根据。不是说官厅正在找寻自己吗？合同是白纸黑字明明白白地写着的，但是你既不愿意到那些不明不白的地方去辩解，又还有生之留恋，那么还是赶紧逃走吧！……经过反复考虑，第三天，鲁迅决定找内山去。
“老板，我要搬家！”
“搬到哪里好呢？”
“总之要快，不能慢吞吞的。”
“那么就搬到我家里来吧。”
“不行，你家里出入的人太多了。”
“拉摩斯公寓呢？”
“也不行。”
内山说不远处有一家日本人经营的花园庄旅店，来客并不很多，并说老板是他熟识的。花园庄就花园庄。鲁迅决定了。天底下其实本没有什么安全的地方。
次日晚间，内山委托王宝良雇了几辆黄包车，亲自把鲁迅一家护送到花园庄去。
连日来，眼前一直浮现着柔石的面影：晶亮的前额，眼镜片后面的永远燃烧着热情的目光……一个很好的青年，具有台州人的硬气而又忠厚得有点迂的青年……他弄文学，创作，翻译，组织朝花社，努力扶植刚健质朴的文艺，理想是高远的，但是又不是那种心粗气浮的物类，连最细琐的杂务都统统归他做了……他受同类的压迫，遭同类的虐杀，而生前总相信人们是好的。有时同他谈到人会怎样的骗人，怎样的卖友，怎样的吮血，他就惊疑地圆睁了近视的眼睛，抗议道：“会这样的吗？——不至于此吧？……”他迂到不敢跟女性一同走路，后来改变了，也总是保持了三四尺的距离。然而，当他和自己走路的时候，可就走得近了，简直是扶住自己，生怕被汽车或电车撞死……总之，无论从旧道德或新道德看来，只要是损己利人的，他就挑选上，自己背起来……
还有殷夫、冯铿……自己曾托柔石送过两回书给殷夫的：一回是裴多菲的两个集子，一回是一个美国记者作的中国游记。然而，先后都落在“三道头”之类的手里了……
还有毕磊，还有刘和珍，还有秋瑾……
生与死总是纠缠在一起。当鲁迅深深怀念着这些已殁的生命时，他不能不因死亡的方式而追索人类生存的一种特殊方式，也即斗争方式来。秘密到组织会党，暗杀，公开到请愿，散发传单，飞行集会，一代又一代，难道非此不足以解救中国吗？当冯雪峰到花园庄里看他，他不只一次地说过类似的话：“做法是还得想一想的。”也许，他一生也不可能知道内情，不知道柔石的被捕是否根源于叛徒的告密，正如不知道苏联党内斗争的详情，不知道其后著名的“大清洗”一样，但是，至少他是不同意共产党青年目下的这种过激的方式的。
而更多的是沉默。在过度的愤怒或过度的悲哀时，都会使他一语不发。冯雪峰初来，他的话就总共不超过十句，偶尔说的，也是笼而统之的近乎抗议和感叹的话：“这样下去，中国是可以给他们弄完的！……”
由于中国的封闭和愚昧，鲁迅不能不把改革的希望寄托在先觉的知识阶级的身上，而民众是只好等将来再说的，这是无可奈何的事。然而，现实斗争使他看到，中国的知识阶级仍然是那么缺乏独立性，那么空虚，那么软弱，甚至趋附于黑暗势力。这种种矛盾一直煎熬着他，以致使他惟只确信自己的独战力量，而视各种的知识集团为空无。可是，一个人的力量又何其单薄呢！在对于同代人的失望之中，他不能不对年轻一代的知识者抱有期待。中国毕竟需要知识者。而今，连这惟一的希望也被摧毁了！……
国民党自从成为执政党以来，就把先前的关于自由、民主、人权等种种政治诺言完全抛弃了。他们成了中国历史上最黑暗的动物。然而，他们是权势者，诅咒又如何呢？政权依然傲视你而岿然存在！
没有文章。只有沉默。
这时，谣言蜂起了。上海的《社会日报》，天津的《益世报》、《大公报》，沈阳的《盛京时报》等，纷纷揭载鲁迅被捕或已死的消息，甚至传为“共党中重要分子”、“任沪红军领袖”。这些谣言，是足够可以杀人的。于是，用书信、电报探询鲁迅的人，一天天多了起来。远在北平的母亲，竟也为此担忧成疾。
逃难的当晚，就把积存的信札给烧掉了，为的是避免连累无辜的朋友。此刻，朋友的心都在周围悸动了，信又怎么可能不写？写了得毁掉，毁掉了还得写。就如眼下的世界，在不断的破坏之下，也还得有人去修补一样，即使那结果不免仍归于徒劳。
他接连给许寿裳、李小峰、韦素园、李秉中、荆有麟、曹靖华等去了信。开始给许寿裳写的一封，体裁和从前的大不相同，全无句读，避掉真名而用“索士”和“令斐”，其实都是同一个自己，为许寿裳所知悉的。而且以换住医院的说法，代替出走，等等。然而，无意的幽默总觉凄然。他写信给在日本的李秉中说：我自旅沪以来，谨慎备至，几乎谢绝人世，结舌无言。然以昔曾弄笔，志在革新。故根源未竭，仍为左翼作家联盟之一员。而上海文坛小丑，遂欲乘机陷之以自快慰。造作蜚语，力施中伤，由来久矣。哀其无聊，付之一笑。上月中旬，此间捕青年数十人，其中之一，是我之学生。（或云有一人自言姓鲁）飞短流长之徒，因盛传我已被捕。……其实我之伏处牖下，一无所图，彼辈亦非不知。而沪上人心，往往幸灾乐祸。冀人之危，以为谈助。……文人一摇笔，用力甚微，而于我之害则甚大。老母饮泣，挚友惊心。十日以来，几于日以发缄更正为事，亦可悲矣。今幸无事，可释远念。然而三告投杼，贤母生疑。千夫所指，无疾而死。生丁今世，正不知来日如何耳。东望扶桑，感怆交集……他焦苦地等待着柔石等案件的发展。
在此前后，他见过柔石写给同乡的两封信。在头一封信里，报道已经上镣，并说案情牵累太大，一时恐难出狱；又说跟殷夫学德文，没有忘记自己的事业和应作的努力；还透露一个讯息说，捕房和公安局几次讯问“周先生”的地址而终无所获，仍然像以往在马路上行走时一般，以生命保护着他。第二封信便很不同，措词非常惨苦，还说冯铿的面部都已浮肿了。传说跟着更加纷繁，说可以赎出的也有，说已经解往南京的也有，但都没有确信。
天气愈来愈冷，他不能不常常惦念柔石在那里有没有被褥？信中要的洋铁碗可曾收到了没有？……但终于有一天，一切侥幸的想法都被铁的事实粉碎了，再也无须乎牵挂。一个可靠的消息说：柔石和其他的二十三人，已于2月7日或8日晨，在龙华警备司令部被枪毙了，柔石的身上，足足中了十弹！
浩茫的心海顿时呜咽起来……
日本京华堂主人小原荣次郎买兰归国，他书赠一首七绝，表白了一个现代的流放者的悲痛的心情：椒焚桂折佳人老，独托幽岩展素心。
岂惜芳馨遗远者，故乡如醉有荆榛。几十年前的积习重新苏醒，从此，他断续地写了不少旧诗。真正的诗是从痛苦的深渊里产生的。在中国传统诗歌的韵律里，有一种与生命本体的悲剧成分密切关联的因素。他找到了这种因素，并且娴熟地运用富于民族象征意味的古老的意象，使之和谐地唱出世纪的忧伤。
他还为在花园庄里时常陪坐的长尾景和作字一幅，题的是唐人钱起的《归雁》，全诗云：“潇湘何事等闲回，水碧沙明两岸苔。二十五弦弹夜月，不胜清怨却飞来。”月亮！月亮！他多少回呼唤着凝望着照彻人生长夜的这一轮孤光，而不胜其寂寥！时间逝去，生命逝去，埋首于哀悼又有什么意义？长天渺渺，月轮皎皎，清怨不绝，亘古如斯！……
又《湘灵歌》：昔闻湘水碧于染，今闻湘水胭脂痕。
湘灵装成照湘水，皓如素月窥彤云。
高丘寂寞竦中夜，芳荃零落无余春。
鼓完瑶瑟人不闻，太平成象盈秋门。又《无题》：雨花台边埋断戟，莫愁湖里余微波。
所思美人不可见，归忆江天发浩歌。美人不可得见，高丘依旧寂寞，同样使用楚辞的凄迷的意象，寄寓伤悼的情怀。
又是月夜。
狭小的院子中，周围堆放着破烂的什物；人们都睡觉了，许广平和海婴也都已沉沉睡去，发出柔弱的鼾声。鲁迅枯树般立着。夜凉如水。月光一样纯净的影子蹒跚而至，在眼前不息地浮动、闪烁，使他再度沉重地感到失掉了很好的朋友，中国失掉了很好的青年，于是，在悲愤中凑成了这样的几句：惯于长夜过春时，挈妇将雏鬓有丝。
梦里依稀慈母泪，城头变幻大王旗。
忍看朋辈成新鬼，怒向刀丛觅小诗。
吟罢低眉无写处，月光如水照缁衣。在中国的现在，的确是没有写处的。倘说还有，那就是，他终于将这首诗写给了一个长住内山书店后面的日本女诗人，亲密的朋友山本初枝了。
两年过后，他写了有名的《为了忘却的记念》一文。末尾写道：不是年青的为年老的写记念，而在这三十年中，却使我目睹许多青年的血，层层淤积起来，将我埋得不能呼吸，我只能用这样的笔墨，写几句文章，算是从泥土中挖一个小孔，自己延口残喘，这是怎样的世界呢。夜正长，路也正长，我不如忘却，不说的好罢。但我知道，即使不是我，将来总会有记起他们，再说他们的时候的。……又是“将来”！
是出于内在的确信，还是了无写处中的绝望的寄托呢？……
返回旧寓，已是2月末梢。正如鲁迅在诗里说的，又有一个初春，从长夜般的幽暗与拘系中过去了。
到家后，他立即投入山上正义所译的《阿Q正传》的校阅工作。在不到四五天的时间内，便校完了全稿，并细致地写下八十五条校释。这不是仅仅属于他个人的书，严格说来，是一部纪念柔石等烈士的具有强烈的政治色彩的文集。本书于10月5日在日本东京出版，书前印着李伟森等人的遗像和悼念他们的献辞，内文在《阿Q正传》之后译载了柔石、胡也频、冯铿等人的作品和小传，日本革命作家尾崎秀实特意为此写了《谈中国左翼文艺战线的现状》的长篇序文。生命是被扼杀了，声音可以被扼杀吗？让死去的声音传遍全世界吧！
3月间，史沫特莱从菲律宾回到上海，知道了二十三个年轻的共产党人遇害的消息，立即赶到鲁迅家里去。
她发现，鲁迅整个地变了，慈父般的仁爱被深深地掩盖起来，表露出来的是严秋的憔悴与冷峻。他的面色灰暗，没有刮胡须，上竖的头发蓬乱不堪，如一团黑色的火焰，两颊深陷下去，眼睛闪耀着简直要撕毁一切的猛烈的电光。他的声音里充满着一种可怕的仇恨，使之想起狂人。
“这里有一篇文章，”他说着，把手稿递给史沫特莱，“把它译成英文，拿到国外去发表吧。”
蚀刻般的字体写着：《黑暗中国的文艺界的现状》。
随着，他说了一下大意：在中国，无产阶级的革命的文艺运动其实是惟一的文艺运动，除此之外，中国已经毫无其他文艺。单单的杀人究竟不是文艺，他们已因此自己宣告了一无所有了。这用刀的“更好的文艺”，却在事实上，证明了左翼作家正和被压迫被杀戮的无产者担负同一的命运，“将来”正属于这一面的。
文章毫无隐瞒地说了三个左翼作家之死，说了警备司令部，说了统治阶级的官僚，而且直接指出惟有通晓“杀戮法”或“侦探术”的某一位政府委员和侦缉队长——这是可以发表的吗？史沫特莱警告他说，如果发表了，他一定会被杀害的。
“这几句话是必须要说的，”他说得很慢，很沉着，声音里有一种金属似的刚硬的东西，“中国这么大，总得有人出来说话！”
临走前，史沫特莱和鲁迅一同起草了一份宣言：《为纪念被中国当权的政党——国民党屠杀的大批中国作家而发出的呼吁书和宣言》，向西方知识界控诉对作家艺术家的屠杀。史沫特莱把它带到茅盾即沈雁冰那里。这时，茅盾已经从日本回来，并且加入了左联。他把它译成英文，然后交史沫特莱送美国《新群众》杂志发表。宣言发表后，立即激起文化界人士对国民党当局的强烈抗议。签名的人有苏联的法捷耶夫、法国的巴比塞、德国的珂勒惠支等。
柔石等牺牲后，冯雪峰接替冯乃超当左联党团书记。他做的头一件事，是同鲁迅商量出版一个纪念战死者的刊物：《前哨》。
鲁迅觉得这是自己应该做的事情。商定以后，他很快交了一篇悼文。由于催促得紧迫，《中国无产阶级革命文学和前驱者的血》这个题目还是冯雪峰给临时加的。此外，他还写了《柔石小传》。作为悼文，丝毫也没有显示出悲痛，因为悲痛已经升华为另一种物质了。在这里，有的只是愤怒、仇恨和蔑视，以及对于左翼文学的前途的确信：“中国的无产阶级革命文学在今天和明天之交发生，在诬蔑和压迫之中滋长，终于在最黑暗里，用我们的同志的鲜血写了第一篇文章”；“我们现在以十分的哀悼和铭记，纪念我们的战死者，也就是要牢记中国无产阶级革命文学的历史的第一页，是同志的鲜血所记录，永远在显示敌人的卑劣的凶暴和启示我们的不断的斗争。”
这是一篇奴隶解放的直言，彻响着广大被压迫的人类的庄严伟大的声音。
中国是否存在“无产阶级革命文学”？它的实绩如何？对于鲁迅来说，此前的估价基本上是一个负值。但是，他从来重视“革命人”，因此也就特别看重这次用鲜血写成的文章。可以说是这些“文章”，促进了他的某些文学观点的改变。以前，他的文章都是代表他个人的，是独战的记录，梁实秋使用“我们”一词便曾经一度遭到他的嘲弄。现在他是毫无忌讳地使用这个复数了。在左联里，他是一个士兵，而且永远是个士兵，当此左联遭受压迫的时候，他终于从壕堑里公开站出来，不但宣布自己为左联的一员，而且要成为左联的代表。面对血腥的政权，他不怕成为敌对的代表，他要抗争。他不能为权力者所征服。当青年把鲜血和生命慷慨地贡献于阶级和民族斗争的时候，当屠夫暗暗得意于他们的恐怖手段的时候，如果保持隐匿和沉默，他是无法饶恕自己的。他一生中，第一次扛起“中国无产阶级革命文学”的大旗，以旗手般的雄姿，屹立于布满杀机的前哨。
《前哨》的名字是鲁迅想出来的，刊头也由他亲笔写就，因为来不及制版，只好用木头刻成。为安全起见，刊物分头印刷，五个烈士的照片，还是事先在别处印好，然后拿到冯雪峰家里，一份一份地印，再一张一张地贴上的。
在这期“纪念战死者专号”编定的当天，鲁迅特意携了眷属，邀请冯雪峰全家一起留影。他有理由感到轻松，为了已经失去共同的同志和朋友，毕竟做了一点事情。但是，他也同时感到沉重，说不定身边的这位诚实有为的青年也会在哪一天遽然消失。他无法排除不祥的预感。不但现在，过去和未来都在折磨着他。
惨淡经营的《前哨》，才出一期就无法办下去了。左联的刊物，除了《萌芽》，《拓荒者》第二三种出版过几期以外，其他的也都只配维持一期的生命。文禁如毛，即使地下印刷也无法通过封锁线，只好将《前哨》改名为《文学导报》，姑且骗骗检查官。
9月，又一种大型文学刊物《北斗》创刊了。
主编是丁玲，胡也频的妻子，一个充满活力的年轻女性。她很希望手编的刊物能登载几张插图，装潢得更漂亮一些，于是找冯雪峰商量。冯雪峰告诉她，鲁迅有版画，可以向他要；过了几天又通知她说，鲁迅让她自己到他家里挑选。在鲁迅那里，她是第一次接触到珂勒惠支的版画，鲁迅向她作了一些简要的介绍，特别拿出其中题作《牺牲》的一幅交给她，嘱咐说，如果同意刊发，他可以为它写一点说明。
那是一个母亲。
全身裸露着，简直一无所有，除了双手高高举到额际的婴孩。她把爱子奉献给谁呢？她是那么悲哀，悲哀而且愤怒，眉目低垂，却没有眼泪……
画中的母亲，样子很像画家本人，她的第二个儿子就死在战场上。但是，在鲁迅看来，那完全是被侮辱被损害的母亲形象，至少包容了柔石的母亲在内的慈爱而坚忍的女性。记得柔石在年底返回故乡，住了好些时候，到了上海以后很受朋友的责备，便悲愤地诉说道：他的母亲双眼已经失明了，要他多住几天，他怎么能够就走呢？……而今，柔石早已睡在土里了，再也无须牵挂，而那双目失明的母亲还在惦念着他吗？她一定以为她的爱子仍在上海翻译和校对的吧？
身心的极度痛苦比苦难本身更深沉。今天，他总算选了一幅《牺牲》，写下几行文字，算是无言的纪念。只有一个人心里知道的纪念。
野地上有一堆烧过的纸灰，旧墙上有几个划出的图画，在这里面，各各藏着一些意义：爱，悲哀，愤怒……而且往往比叫喊出来的更猛烈。经过的人会注意到吗？有几个人真正懂得这意义？几年过后，在鲁迅的心底里犹自发出深深的感叹。
最可怕的是连纸灰一类也没有留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