处长说：“王处，作为我们发改委这样的重要部门，不要轻易表达支持一个项目或反对一个项目，我们心里有数就行了，如果省长有明确指示，我们就办快一点，如果没有省长的明确指示，管他什么人来找，也要先卡着拖着研究研究再说。只要一研究就会出效益，就会出权威，像你这样不研究就报批了，下次他们还会来找你吗，他们县长、书记还会来找你吗，市长和市委书记就更不用说，他们直接就去找主任或省长去了，我们这一关就被架空了，没有作为，也没有了地位和权威。”
“那我也得找个理由否定他们。”
“要找理由还不容易，没有理由就是理由。他们能把我们怎么样，他们县里市里要求我们处里的事多着呢，不怕他下次不来，姜太公钓鱼，愿者上钩。”
处长可能看在周省长的分上，给我说了这么多，也没有太多地责备我，这一席话完全是在帮助我提高水平和办事能力。
第二天，我的大学同学又来了，同来的还有县长和书记，他们感到我这个人太好了，不管这个项目以后最终批不批，总得感谢我，县长、书记一定要来见我一面，交个朋友，以后办事方便。
我拉着我的同学到一边，悄悄地把红包塞给他说：“昨天他们不是送了一些礼品，还送了一个红包了吗？”
我的同学哈哈大笑，说：“你在省政府办公厅快十年了，这点意思算什么，你不会连这点行情都不懂吧？老同学不要装。”
我真是哭笑不得，在省政府办公厅时，从来就没有因为工作原因收到过上两千块钱的红包，逢年过节也就接到过下面单位送的一些土特产或几张几百元的消费卡之类，昨天的五千块钱的红包就已经超过了纪委立案的数字了，这不是要犯错误吗？
我的同学撇开县长和书记，把我拉到一边对我说：“你在这么重要的位置上肥得很，不要白不要。你看每个领导，拿的工资不都是几千块钱，你看他们抽的烟起码是三百多元一条的，住的房子至少也是上百万元，哪个领导现在没有几套房子，他们的工资不吃不喝连抽烟的钱也不够，不用说其他的了。我想不到老同学还这么清廉。”
“你让我受贿我可不干，万一出事了，我可划不来。”
“你这个死脑筋，事是死的，人是活的，作为老同学当然不希望你犯错误进监狱，可以灵活机动嘛！”
“怎么个灵活机动法？”
“你昨天收了他们五千块钱，谁会去举报，就是举报了纪委会去查吗？他们纪委不都是这么收的吗？现在只有比较贪婪的人才去大笔收贿，稍微聪明一点的人是不会干这样的事的，要么利用自己的权力合伙与人家办企业，让自己的亲戚家属占股份，明目张胆地干，万一查起来，我实实在在投资了，应该得到回报，顶多是违纪，没有管好自己的家属而已，不会追究自己的责任。要么就采取化整为零的方式，今天收一千，明天收二千，这个单位收一次，另外一个单位收一次，天天有收入，每次每个地方数目都不大，但加起来，一年的收入也是可观的，这叫做可持续发展战略。绝对不会出大事，更不用说违法乱纪了，这叫安全为上。”
“你这个家伙真是鬼精鬼精的，不像是北大出来的人。”
“北大怎么啦，北大人穷的原因就在于太注重自己的责任和理想了，动不动就以推动中国进步为己任，动不动就以民族兴亡、国家兴亡为自己义不容辞的责任，北大人牺牲了多少，北大贡献了多少新思想，还不是苦了北大人，幸福千万家。”
“也不能这么说北大，我认为还是要点精神的，虽然不能将钱财视作粪土，但也不能为了钱财丢掉自己的灵魂和信念。”
“今天我不与你讨论理想与信念的问题，就事论事谈你的工作，如果你想在发改委待下去，并且还想有所进步，必要的基础设施建设，必要的积蓄还是要的，以后肯定会有点用，但又不能贪污受贿，最好的也是大家目前采用最多的办法，就是你多到下面去走走，下面报上来的材料能拖就拖久一点，时间拖长一点有好处，今天收个小红包，明天收个小红包，日积月累，反正你和你的家里不需要用钱，所有的开支都有人给你包了，收的小红包和你与嫂子的工资，就是你的积蓄，几十年下来，也是一个百万千万富翁。”
我的这个老同学虽然不在官场，道理倒比在官场的我还懂得多，也许是不识庐山真面目，只缘身在此山中的原因吧。不过，我还是认为，作为我刚到发改委这个热门部门，要很快适应并熟练操作这等无师自通的权术或创收游戏，恐怕还要一定的基本素质作保证，单独依靠一个局外人的简单教授，或自己琢磨一下，恐怕是很难修炼到家的。我想，自己在官场的学习和修炼，其路也漫长，其过程也复杂，其转型也将痛苦，还是慢慢来吧。
但是，处长由不得我慢慢修炼，他认为，我是操作程序的异类，直接挑战过去的潜规则，当然影响处里的正常工作操作流程，如果不是周省长的关系，处长可能就要对我强制培训或强制待岗学习，等到操作熟悉后方可上岗。于是，处长再次与我进行了一次促膝谈心，几乎以耳提面命的方式，将他几十年在发改委及其他热门部门或叫做富裕部门的工作经验，毫无保留地传授于我，以达到让我迅速进步的目的。
处长告诉我，作为一个第二省政府，即发改委，权力大得很，但也责任重大，风险也巨大，肩负着全省几乎所有的投资项目的考察和审批工作，大到与国家宏观政策乃至国际上的风云变幻紧密相连，小到与普通老百姓的利益休戚相关。因为国家、地方政府或企业新上一个项目，都将对原来的生产力和生产关系发生改变。比如，重新批准一个火电厂上马，不管是民营投资还是国有资本，都事关电力公司的利益，怎么上网，如何定价，旺季和淡季如何平衡各电厂的关系，原来的电力企业和管网供求关系都将被打破。再则，火电厂还涉及电力设备企业、煤炭供需企业、火车运输、电力企业辅助设备供应商等，原来的所有暂时平衡和固有经济秩序都将发生重大改变，而发改委在审批这个项目时，都要考虑清楚，从大的方面说是为国家分忧，小的方面说是为老百姓解难。
“这么复杂的关系，我们发改委能弄清楚吗？”我问。
“弄不弄得清楚和如何审批是两个不同的概念，表面上看起来要审批或不予审批，首先要弄清楚这些复杂的关系和过程，这是我们发改委最基础的工作，也是审批人要具备的最基本的素质。但是，无论是硕士、博士研究生学历，还是具有留学国外背景的杰出人才，一个部门或一个具体的审批人，都无法满足内容庞杂且千变万化的众多项目所要具备的审批知识的要求。国外是没有人在是否投资或不投资，把决定权拱手相让给与这个项目毫无相干的人的，谁投资谁负责谁受益，这是市场经济最基本的原则和运作规律。但我们国家不一样，主要投资人是政府，说是政府其实就是被政府掌有实权或话语权的领导说了算。他们为了工作需要也好，为了个人功绩甚至私人某种目的需要也罢，乃至为了满足某些领导的某些个人偏好也可以不顾客观条件的限制，作出投资某个项目的决策来，主要原因就是决策者不需要对这个项目是否盈利亏损负责，这资本金包括后续资金，都不是来自领导者本人，而是来自政府财政或银行贷款，这个项目如果盈利，政府、单位、领导人都可以得到好处，如果亏损甚至倒闭，当年决策的领导们一走了之，甚至还可能在砸锅卖铁企业改制中得到好处，而最终买单的是国家、地方政府，一句话，最终买单的是纳税人。”
“处长，您的话我当然明白，但与慎重审批这个题目关系似乎不是很大。”
“你不用着急，我看来要把问题与你说透才行。”处长不知为何来了这么大的雅兴，要将自己全部的知识和心血，毫无保留地免费贡献给我。
处长继续说：“正因为决策者不用对决策科学与否、盈利与否负责，激发了一些地方政府首长的投资冲动，只要是投资额大的项目，只要能使政府体现面子和形象的工程，只要与垄断性行业有关联的企业，地方政府首长都争先恐后、削尖脑袋往里面钻。你和他们只要存在或曾经有过一点千丝万缕的联系，他们都可能通过七大姑八大姨的关系找到你。你不批准他报批的项目，你就有可能成为忘恩负义、背典忘祖、是可忍孰不可忍的道德审判对象。因此，你不必为是否懂与不懂某个项目而发愁，你也不必以学习了解掌握了多少相关知识作为工作能力和水平的评判标准。是否审批，最根本的标准只有一个，领导同意我同意，领导暗示我明批，领导拒绝我想方设法挽留。”
“领导拒绝批准某个项目，作为处里还有能力挽留下来？”我越听越糊涂。
“领导同意与否，也没有一定的规范性的标准，如果有更大的领导要求批，他们当然批。另外，报批人与领导们走得近，沟通得多，或利益关系密切的项目容易批，即使被枪毙的项目，与领导循环游说疏通一番，或主管领导换人，那时，找出尘封已久的卷宗，说不定又可‘复活’……”
一席话说得我茅塞顿开，终于认识到：权力只有在这个时候才能体现一个人的价值，也只有在这个时候才能凸现出耀眼的光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