两个仇人种下的致命的祸根使。
一对命运多舛的情人结束掉生命。
罗密欧与朱丽叶。
不期而遇。
1920年5月12日的下午，索密斯从自己暂住的武士桥旅馆里出来，打算上科克街附近一家画廊看画展，顺便察看未来派的行情。他步行去。自从大战以来，只要能避免的话。他从来不坐马车。在他的观念里，那些马车夫都是一群没有礼貌的家伙，不过现在战争已经结束，马车又开始供过于求，这班人遵照人性的习惯，又开始变得有点礼貌了。但是，索密斯仍旧不能忘怀，心灵深处总把这些人和过去阴暗的记忆里那些人认为是相同的。而现在，就如他所属这个阶级的人一样，隐隐约约又把他们和革命看成一体了。大战期间，他曾经有一个时期相当焦虑，而和平时期，他的焦虑还要厉害，这些经历都产生了一种顽强的心理影响。由于过去经常在想像中看见自己破产，所以他现在已经不相信这在实际上的可能性了。一个人每年付掉四千镑的所得税和超额税，情况还不会坏到哪里去。二十五万镑的财产，又有多方面的投资，而且只负担一个老婆和一个女儿，这一切提供了他雄厚的实力保障，就是有人异想天开要征起资本税来，也丝毫奈何他不得。至于把战时利润充公，他是百分之百地赞成，因为他自己一点没有，而那班穷家伙正活该这样下场！不但如此，古画的行情如果说有什么上扬的话，他自从大战开始所收藏的画就越加值钱了。还有，空袭对于一个生性谨慎的人说来，也有使他获利的效用，进而使一个向来顽强的性格变得更加坚强了。由于空袭使人担心到财产整个被摧毁，那些由捐税造成的部分损失也就不大使人害怕了；另一方面，由于对德国人的厚颜无耻痛恨惯了，使得他对工党也自然而然地痛恨起来，如果不是公开地痛恨，至少在自己灵魂的神殿里是如此。
索密斯一路走去。时间还早着，芙蕾跟他约好4点钟在画廊碰面，而现在才不过两点半。走走路对他有好处-他的肝脏有压痛感，而且神经有点紧张。他妻子只要进城，总是不待在旅馆里，他的女儿总是到处乱闯，就像战后多数的年轻女子一样。虽说如此，在战争期间，她因为太年轻以致不能做什么事，这一点总得感谢老天。当然，这不等于说他在战争开始时没有全力支持国家，不过在全力支持和让妻子女儿抛头露面之间，还是有一道鸿沟的，这由于他的性情有种地方很古板，就讨厌情感过分激动。比如说，他就曾经强烈反对安妮特回法国去(在战争的刺激下，她开始称呼它“亲爱的祖国”)看护那些“勇敢的士兵”那时候她非常之漂亮，而且在1914年时才34岁。果真如此，那会把她的健康和容貌都毁掉！但听她的口气，就好像她的确是个看护似的！他当时就坚决阻止她。还是让她留在家里给兵士做做裁缝和编织吧！安妮特因此没有去成，可是从此就变得和以前完全不一样了：渐渐养成一种嘲笑他的习惯，但并不是公然嘲笑，而是在一些小地方不断地嘲弄他。至于芙蕾，战争总算替她解决了要不要上学的复杂问题。鉴于她母亲对战争的态度，芙蕾最好离远一点，这样还可以避免空袭，也不至被刺激而做出逾越的事情来。有了这样的认识，所以他把芙蕾送到西部很远的一个学校，在他看来，地点和学校的素质都算兼顾了，可是自己对这个孩子却想念得厉害。芙蕾！这个带有点外国情调的名字，是她出世时自己突然决定给她取的，这个名字是对法国人明显的让步，可是他从来没有懊悔过。芙蕾！名字漂亮，人也漂亮！可是好动，太定不下来了，性情又那样执拗！而且蛮知道挟父亲以自大！索密斯时常提醒过自己，这样钟爱女儿实在不应当。真是老糊涂了！65岁了！年纪不算小，可是自己并不觉得，原因是，尽管安妮特那样年轻貌美，他的第二次婚姻却只是一件冷淡的恋情而已。也许这是个运气。他一生只有一次真正热恋过，那就是对他的头一个妻子伊莲。对了，他的堂兄佐里恩，那个娶伊莲的家伙，听说已经是老态龙钟了。72岁的人，从他第三次结婚起又过了二十个年头，也难怪如此。
索密斯中途停了下来，靠着海德公园骑道的栏杆休憩一下。这地方从他出生和他父母去世的那所公园巷房子，到他三十五年前享受第一次婚姻生活的孟特贝里尔广场的小房子，刚好是中点，所以是一个很适合的怀旧场所。现在他的第二次婚姻生活又过了二十年了，那出古老的悲剧就像是发生在前辈子一样-可以说，自从芙蕾代替他盼望的儿子出世时就结束了。多年来，他已经不再懊恨没有生儿子，连隐隐约约的恨意都没有了，芙蕾已经合乎他心理需求的条件了。反正，她姓的是他的姓，而且到什么时候会改姓，他根本就不去想它。真的，只要他一想起这场灾难，他就模模糊糊觉得，只要嫁奁相当阔气，说不定就可以把那个娶芙蕾的家伙买了过来，再叫他改姓，这有什么不可以，现在不是高喊男女平等吗？灾难，这种模糊的感觉使他稍稍感到宽慰。可是，私底下他仍然相信那是不可能的事，一想到这里，索密斯一只弯曲的手便使劲地擦起脸来，一直擦到他自己的下巴，那个使他感到安慰的下巴。幸亏平日饮食有节，这张脸并没有变得痴肥，鼻子很削，而且苍白，灰色的上须剪得很短，目力始终未衰。花白的头发秃上去一点，使前额显得高了起来，可是由于身体微微有那么一点伛，正好弥补了这个缺点，所以一张脸看上去并不太长。现在老一辈的福尔赛世家里只剩下一个倜摩西了(现在是101岁)。倜摩西如果看见他的话，就会像往常一样，说时间并没有在这个最阔气的小辈福尔赛世家身上引起任何变化。
筱悬木的绿荫刚罩在他整洁的杭堡帽上大礼帽他是早已不戴了，在这种日子里，引人家注意到自己的富有是没有用的。筱悬木啊！他的思绪一下子就飞往马德里。那是大战爆发前的那个复活节，当时为了决定买不不买下那张郭雅的画，他就像航海家为了发现陆地一样，特地跑到马克里，是啊！他于是买进。那次上马德里去，他还请人摹了一张叫《摘葡萄》的壁画，他从未有过这种行径，画的是一个一只手撑着腰的女子，他看了觉得很像自己女儿。这张画现在挂在麦波杜伦的画廊里，可是拙劣的很-郭雅是模仿不了的。可是碰到女儿不在场时，他还会看看这张画，原因是画中人那种轻盈刚健的腰肢，弯弯的开阔的眉毛，黑眼珠里蕴含的焦切梦想，都使他不由得想起自己的女儿。他自己的眼珠是灰色，真正的福尔赛世家没有一个是褐色眼珠的；她母亲的眼珠是蓝色，然而芙蕾偏偏生了一双黑眼睛，不过她外祖母的眼睛却是黑得像糖浆一样！
索密斯又开始向海德公园三角场走去。在全英国更没有比这儿骑道的变化更大了！由于他的出生地点离这里只有一箭之路，1860年以来的事情他全都记得。在孩提时他便被大人带到这里来，瞠目望着那些穿紧身裤、留腮须的花花公子以骑兵的姿势骑着马驰聘，看戴着白荷叶边大礼帽的人举帽为礼，神情最为闲散，还有那个弓形腿的矮子，穿一件长长的红背心，总是夹在时髦人中间走来，手里牵上几条狗，想要卖一条给他母亲：查理长毛垂耳犬，意大利跑犬，就喜欢挨在他母亲带衬的裙边-这些人现在全都见不到了。真的，现在什么上等人士都看不见了，只看见许多工人一排排枯坐在那里，除少数几个蹦蹦跳跳的年轻女子，戴着圆顶帽，跨骑在马鞍子上驰过，或者一些不懂骑术的殖民地的人，坐在雇来的、一副寒伧相的马上，来回奔驰，什么都没有得看的。偶然看见些骑幼驹的小女孩子，或者藉骑马舒散一下肝脏的老头儿，或者一个勤务兵试骑着一匹高大的“冲锋陷阵”的战马。纯种马看不见，马夫也看不见，礼貌、风度、谈笑-全看不见：只有这些树还是一样-只有这些树对人事的变迁漠不关心。一个民主的英国-又纷乱，又匆促，又嘈杂，而且好像一个没有完似的。索密斯灵魂里那一点乖僻的脾气激动起来了。那个高贵文雅的上流社会永不再来了！财富是有的-噢，是啊！财富是有的-他父亲就从来没有像他这样有钱过；可是礼貌、情趣、风度全不见了，失陷在一片广漠的、丑陋的、摩肩接踵的、闻见汽油味的粗鄙寒暄中。到处潜匿着一些中落的阶层，代表风雅和高贵的习气，可是零零落落的，正如安妮特常说的，非常寒伧，但是，要指望再看见什么坚定而合理的风气出现可别想。而他的女儿-他生命中的花朵-就是被扔掷在这片礼貌全无、道德败坏、乱糟糟的新世界里！等到工党的那些家伙掌握政权以后一如果他们有朝一日掌权的话-那就还要更糟。
他从三角场的穹门走了出去，谢谢老天爷，这座穹门总算不再被探照灯的铅灰色照得奇形怪状了。“他们最好在大伙儿都去的地方装上探照灯，”他想，“把他们宝贵的民主照得通亮！”他沿着毕卡第里大街那些俱乐部的门前走去。乔治·福尔赛当然已经在伊希姆俱乐部的拱窗前面坐着。这家伙现在长得更胖了，简直成天坐在那里，就像一双动也不动的、讽刺而幽默的眼睛注视着人世的衰谢。索密斯加紧了步伐，他在自己堂弟的视线下总是从心里感到不自在。从前听见人说，乔治在大战期间写过一封署名“爱国者”的信，抱怨政府毫无理由地限制跑驹吃的燕麦。瞧，他不是坐在那儿！又高大、又魁伟、又整洁，胡子剃得光光的，头发梳得亮亮的，一点儿不稀，涂的当然是最好的生发油，手里拿一张粉红报纸。哼，他可没有变！索密斯心里-这在他有生以来可能是第一次-忽然对这个具有讽刺性的亲人从心里感到一种同情。这样大的块头，分开的头发梳得这样整洁，一双眼睛就像巴儿狗那样凶，他这个人如果代表旧秩序的话，倒还不容易搬得动呢。他望见乔治把粉红报摆动一下，好像招呼他上去。这家伙想必是要问问自己财产的事情。这些财产现在还是由索密斯代管；原来20年前-那个痛苦的时期-他和伊莲离婚时，索密斯虽然只在律师事务所里挂个名，但是不知不觉地把所有纯属福尔赛世家的业务全揽过来了。
他只迟疑了一下，就点点头走进俱乐部。自从他的妹夫蒙塔谷·达耳提在巴黎去世以后-谁也不知道是怎么回事，不过肯定不是自杀-这所伊希姆俱乐部在索密斯眼中好像变得上流些了。乔治，他知道，也已经不再干那些荒唐事儿，现在一心一意只放在饮食享受上，吃起来总拣最好的吃，使自己不至更胖下去。至于赛马的玩意儿，照他自己的说法，“只养一两头驽马保持一点生活兴趣而已”。有这些缘故，所以索密斯在拱窗前伴随自己的堂弟时，并没有像过去上这儿来时，会感觉到做了冒失事的尴尬心情。
乔治伸出一只保养得很好的手来。
“战后还没看见过你，”他说，“嫂子好吗？”
“多谢，”索密斯冷冷地说，“还不错。”
乔治脸上的肥肉有这么一刹那挤出隐隐的揶揄，眼睛里也显露出来。
“那个比利时家伙，普罗芳得，”他说，“现在是这儿的会员了。是个怪异的人。”
“很好！”索密斯说，“你找我有什么事？”
“老倜摩西，他说不定随时都会翘辫子的。想来他的遗嘱已经做好了吧？”
“做好了。”
“对了，你或者随便哪一个人应该去看一下他-老一辈子里最后的一个了，他现在是100岁，你知道。他们说他就像个木乃伊。你预备把他葬在哪里？按道理应当给他砌一座金字塔才是。”
索密斯摇摇头。“葬在高门山祖坟那边。”
“哼，我想如果葬在别处的话，那几个老姑太会要想他的。他们说他对饮食还有胃口。你知道，他说不定还会活下去。这些老一辈的福尔赛可真有办法。他们十个人-平均年龄88岁-我算过了。这应当和生三胞胎一样少见。”
“就是这些事吗？”索密斯说，“我得走了。”
“你这个不通人情的浑蛋，”乔治的眼睛好像在回答。“对了，就是这些。你去看望看望他那壮丽的陵寝-老家伙说不定要显圣呢。”乔治脸上肥线条形成的笑容消失了，他接着又说：“你们做律师的可曾想出什么办法逃避这种该死的所得税呢？固定的遗产收入受到打击的最厉害。我往常每年总有两干五百镑，现在弄得仅仅得到像求乞似的一千五百镑，生活费用却花了两倍。
“啊，”索密斯低声说，“赛马受到威胁了。”
乔治的脸上显出一丝勉强的自卫神情。
“哼，”乔治说，“他们从小就把我教养成一位游手好闲者，现在人老力衰，却一天天潦倒下去。这些工党家伙非全部拿到手决不干休。到那个时候，你打算怎样来谋生呢？我预备每天工作六小时，教那些政客懂点风趣。你听我的忠告，索密斯，去竞选议会议员，先把每年四百镑拿到手-还可以雇用我。”
索密斯走后，他又回到拱窗前自己座位上去了。
索密斯沿着毕卡第里大街一面走，一面深深玩味着他堂弟适才的一番话。他自己一直是克勤克俭，乔治则一直是又懒惰，又会花钱，然而，如果一旦把财产充公，受到剥夺的倒反而是他这个克勤克俭的人！这是对所有道德的否定，把所有福尔赛世家的原则都推翻了。离开了这些，试问还能建立什么文明社会呢？他认为不能。他那些藏画总还不会被充公，因为他们不懂得这些画值多少钱。可是，一旦这些疯子榨取资本起来，这些画又能值多少钱呢？全部因为供应太多而成为滞销货。“我自己倒不在乎，”他想，“在我这样的年纪，我可以一年靠五百镑钱过活，完全不会感到什么不便。”可是芙蕾！这笔财产，在投资上分布得这样广泛，还有这些经过谨慎挑选和收集来的宝物，不都是为了她！如果弄到后来都不能交给她或者遗留给她，那-人生还有什么意义，而且现在跑去看那些无聊的未来派作品，弄明白它们有没有前途，又有什么用呢？
不过，当他抵达科克街附近那家画廊时，仍旧付了一先令，拿起一份目录走了进去。大约有十个人正在东张西望。索密斯走前几步，迎面看见一座像是被公共汽车撞弯的电灯杆子。这东西就陈列在离墙三步的地方，在他那份目录上写的导“朱庇特”。他带着好奇心细看这座石像，因为他新近对雕刻也稍稍留意起来。“这如果是朱庇特，”他想，“不知朱诺又是什么样子呢。”突然间，他看见朱诺了，就在对面。在他看来，朱诺简直像一个帮浦带两只把手，穿一件雪白的薄衣裳。当他还在凝望这座像时，两个东张西望的人走到他左边停下来。“太妙了！”他听见其中一个说了一句法文。
“胡扯！”索密斯一个人暗骂。
另外一个的年轻声音回答：“你错了，老兄，他在捉弄你呢。当他像上帝那样创造了朱庇特和朱诺时，他在说：‘我看那些傻瓜的轻信程度有多少。’他们却全部欣然接受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