虽然她的时代已经过去，但她仍熠熠发光；她是奥弗涅法国中部的一系列死火山。本书脚注均为译者、编者注。山脉中唯一不死的火山……她是有史以来最才华横溢、最桀骜不驯的女性——她就是香奈儿。
1971年，瑞士洛桑，加布丽埃勒·香奈儿在她由专人设计的灵寝下葬后不久，就有巴黎方面的消息称：法国第一夫人兼香奈儿的忠实顾客和仰慕者——乔治·蓬皮杜总统的太太将于1972年10月为香奈儿举办一场纪念展，以缅怀她的生平和作品。就在临近举办前不久，《国际先驱论坛报》的知名时尚编辑赫柏·多尔西却爆出消息，称这场“向香奈儿致敬”的展览很可能会被取消，至少也会被延期。多尔西称，法国发行量最大的《巴黎竞赛》画报编辑皮埃尔·加兰特即将曝光一组来自法国反间谍档案的文件，里面包含有关香奈儿女士令人震惊的信息。多尔西还透露，在德国占领巴黎期间，香奈儿曾和一位名叫汉斯·京特·冯·丁克拉格的德国男爵有过私情，而这名男爵正是一个“为德国某情报组织工作的危险特工——并且很可能是一名盖世太保”。
身为法国优雅品味代表的香奈儿女士竟然和纳粹间谍私通——还是和一个臭名昭著的盖世太保？这太让人匪夷所思了。对当时的法国人，尤其是法国的犹太人、经历过法国抵抗运动的老兵，以及从德国党卫军集中营逃脱的幸存者来说，和德国人私通者简直就可以被视作贱民，朝他们的脸上吐唾沫都不为过。必须说明，关于香奈儿在德国占领期间和一个德国情人同居的流言在巴黎也流传了好几年，并且还都有鼻子有眼（据说她的情人唤作斯帕茨［Spatz］，德语里“麻雀”的意思，两人在时髦的丽兹酒店［Ritz Hotel］同进同出，而这里也是一帮纳粹大佬，如赫尔曼·戈林和约瑟夫·戈培尔常住的地方），但是和盖世太保私通又是另一回事了——难道香奈儿女士不是还为蓬皮杜总统夫人设计过衣服吗？她不是还在爱丽舍宫被褒以嘉奖吗？这样一个法国社会的楷模怎么会和“德国间谍”共眠一室呢？诚然，有很多法国通敌者最后都逃脱了惩罚，但是在1972年，自觉自愿和纳粹军官同床共枕，甚至还假以援助，仍然有叛国之嫌。要知道，香奈儿和这位德国军官的来往持续了十多年，而一位旁观者甚至都忍不住怀疑她是否真的“只想得到爱情，而对政治理念无动于衷”。
至于上文中提到的纪念香奈儿生平和作品的展览，也只能说它的时机太不凑巧了。除了以上风波，美国阿尔弗雷德·克诺夫出版社不久前推出的《维希法国1940—1944：老卫队和新秩序》(Vichy France:Old Guard and New Order,19401944)一书更是一记重拳：该书由美国历史学家罗伯特·帕克斯顿所著，对菲利浦·贝当领导下的维希法国进行了深入研究，其中很多内容甚至让法国学者汗颜，因为这一领域原本应该是他们的主场。鉴于法国政府把维希法国的档案都做了封存处理，帕克斯顿书中的材料都来自德国，而这也充分证明贝当政府与纳粹分子的勾结并非受到胁迫，而是出于自愿。
当时的蓬皮杜政府正面临两年以后的大选，而香奈儿公司则面临着它的创始人和盖世太保私通的指控，因此这场“向香奈儿致敬”的展览也就只能被推迟了。此外，由皮埃尔·加兰特撰写的一本香奈儿传记也即将在巴黎和纽约出版，其中就提供了确凿的证据，证明香奈儿和德国人私通并非空穴来风。加兰特是英国演员奥利维娅·德·哈维兰的丈夫，也是参加过法国抵抗运动的老兵；他表示，书中的相关信息都是来自法国的反间谍情报。
虽然这本书还没出版，但是已经成了全巴黎人的谈资。加兰特在书中将要揭发的事情惹得另一位法国作家、龚古尔文学奖得主埃德蒙·夏尔鲁大为光火，甚至斥之为“胡说八道”。她说：“（丁克拉格）绝不可能是盖世太保，而斯帕茨和香奈儿也不过是过从甚密的朋友。”要说的是，夏尔鲁当时也在撰写一本香奈儿的传记，只是她大约没有加兰特的信息渠道。
另一位曾经在更早之前为香奈儿写过传记的马塞尔·黑德里希则称，丁克拉格不过是一个喜欢锦衣玉食的纨绔子弟，“他喜欢美食、美酒、雪茄、华服……而他也要感谢香奈儿，因为是后者让他过上了逍遥日子……他会在香奈儿的沙龙里等她回来……然后一边亲吻她的手背一边呢喃地说：‘你今早过得怎么样？’——也正是因为香奈儿和他一起的时候都说英语，所以关于他的身份，香奈儿曾表示：‘他（丁克拉格）不是德国人，他母亲还是英国人呢。’”
1972年9月，夏尔鲁接受了纽约著名时尚杂志《女装日报》（Women’s Wear Daily）的采访。在被问到“香奈儿女士身为巴黎最成功的服装设计师，是否也是一位盖世太保的间谍”时，她回答说：“（丁克拉格男爵）不是盖世太保，虽然他的确和巴黎的一个情报机构有染，也的确向他们出卖过情报，但是必须要知道，当时是在战时，而他不幸的是生而为德国人。”不过，在为香奈儿做出这番辩解的数年之后，夏尔鲁却发现她被骗了，而骗她的正是香奈儿本人和她的律师勒内·德·尚布伦。
1944年8月，巴黎从纳粹的统治下解放，但是这一过程却是从街垒战开始的。战斗的双方分别是德国军队和戴高乐将军领导的非正规军队，成员多是破衣烂衫的底层民众，人称“法国内政部部队”（Forces Franaises de l’Interieur，简写FFI，还被香奈儿称之为“les Fifis”）。他们中有共产主义者、法兰西自由射手游击队（FrancsTireurs et Partisans，简称FTP)，以及政府警察。面对德国军队，很多参与抵抗的法国人手头只有火力微弱的警用武器，还有人拿的是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中缴获的左轮手枪和来福枪，只有少数人有燃烧弹和从德国缴获的其他武器。参加战斗的多是年轻学生，他们只穿着凉鞋，袖子高高挽起，露出瘦弱的手臂，“FFI”、“FTP”以及警察的臂章就充作他们的制服。
1944年8月的最后一周，在菲利普·勒克莱尔将军（Philippe Leclerc de Hauteclocque）的领导下，全副美式装备的自由法国军（Free French Army）使巴黎的战斗组织有序起来；随后，德国卫戍部队宣布投降，巴黎从长达四年的纳粹暴虐统治下解放了出来，人们不再有随时被捕的危险，不再担心会被折磨或是送去集中营；教堂的钟声重又敲响，人们在街上吹着口哨跳起舞；除了个别的省份,如阿尔萨斯和洛林，整个法国都被戴高乐将军的自由法国军收复了。
8月的最后几天，整个法国被一股可怕的复仇气息所笼罩。四年的被占之辱，这期间累积的恐惧、仇恨以及烦躁都一并释放了出来。人们在大街小巷游荡，寻找着复仇的对象；有罪之人受到了应有的惩罚，但也不乏无辜的百姓受到牵连。很多有通敌嫌疑的人受到了痛打，有的甚至还被杀。那些所谓的“卧式通敌者”（Horizontal collaborators），也就是和德国人睡过觉的女人都被拽着头发游街，很多人还被剃光了头发，有的甚至被烙上了纳粹的万字符号；连一些为德国人看过病的医生都难逃清算，被当场打死，幸运点的则被关押，留待以叛国罪候审。后来，还是戴高乐将军的军队和临时地方法官出面，才让这场自相残杀画上了句号。
虽然身为20世纪时尚界的翘楚，但是香奈儿也被列在复仇的名单之中。法国人称这场报复行动为“净化”（épuration），也就是要对法国遭受纳粹蹂躏之后的伤口进行“清洗”和整理。
在巴黎的德国驻军撤离后不久，香奈儿就开始向美国大兵慷慨派送香奈儿5号香水。不过好景不长，她还是被她称作“Fifis”的法国内政部部队逮捕了。那些年轻人对她丝毫不客气，直接把她带去了法国内政部部队总部，等候盘问。
然而此后发生的事却让人大跌眼镜：不到几个小时，香奈儿就被放了出来。拯救她的不是别人，正是英国首相丘吉尔——他请了英国驻法国临时政府的大使达夫·库珀出面介入此事，把香奈儿保释了出来。几天之后，香奈儿便动身飞去了瑞士洛桑；之后不久，冯·丁克拉格男爵也去了那里和她相聚。此时香奈儿已经六十一岁了，而丁克拉格还是一个四十八岁的英俊男子。
很快，戴高乐政府就下令让司法部下属各地方法官召开特别法庭，来审判那些有帮助纳粹嫌疑的人们。依照法国刑法典，这是重罪。首先被送上法庭的是维希政府的元首——菲利浦·贝当，以及他的总理皮埃尔·赖伐尔。两人都被定为叛国罪，并被判处死刑。鉴于贝当年事已高，戴高乐赦免了他的死刑，但是赖伐尔则没有逃脱惩罚，被枪决。
在这场战后的整肃中，法国的军事和民事法庭总共审理了160287起案件，其中有7037个人被判处死刑，实际约1500人被真正处死，其他的死刑犯则在后来被转为监禁。
至于香奈儿，她再次回到法国政府的视线是在战争结束后两年：一道法国法院（French Court of Justice）颁布的“紧急”传唤令让香奈儿从境外被带了回来。1946年4月16日，一位名叫罗杰·塞尔的法官下令让法国边境巡卫队和警察把香奈儿带回巴黎，等候审讯。一个月后，他又下令调查香奈儿在二战期间的所有行踪。事实上，引起塞尔法官注意的并不是香奈儿和丁克拉格的私情，而是他发现，香奈儿曾经和德国军事情报机构有过合作，还曾和一个法国叛徒路易·沃弗里兰德男爵（Baron Louis de Vaufreland）搭档行动。此时的沃弗里兰德男爵已经被法国警方认定为窃贼和战时的德国间谍，并且在德国军事情报局Abwehr，二战时期德国的反间谍组织。的档案里代号“VMann”——也就是说他早就在盖世太保和德国军事情报局成了一名甚受器重的间谍。
罗杰·塞尔法官时年才48岁，已经担任了二十多年的法官。在他的主理下，沃弗里兰德接受了为期几个月的讯问。与此同时，塞尔法官还从法国情报机构的官员那里了解到一些香奈儿和沃弗里兰德跟德国军方合作的渠道。塞尔是个异常严谨的人；慢慢地，他发现了香奈儿加入德国情报机构并与沃弗里兰德合作的细节，以及她和后者是如何在1941年共赴马德里，执行一项德国反间谍任务的。
在审讯期间，面对自己和沃弗里兰德一起开展间谍活动的指控，香奈儿斥之为“异想天开”，然而法国警方和法院的档案却都指向对她不利的秘情：1941年夏天，正当法国抵抗运动的战士和德国人激战之时，香奈儿却被德国军事情报局收编，成为一名情报人员。一份长达50页的材料详尽地描述了香奈儿与后来德国军事情报局代号F7117的资深特工，路易·沃弗里兰德男爵，如何加入了这个组织，以及如何通过德国间谍赫尔曼·尼布尔中尉（化名亨利·纽鲍尔医生）的牵线搭桥接上头，并在1941年夏天一起为德国军事情报局执行任务。他们的分工是：沃弗里兰德负责找出哪些人可以被收编或是收买进入纳粹间谍阵营，而香奈儿则负责利用她和英国驻西班牙大使塞缪尔·霍尔爵士及西敏公爵休·格罗夫纳的关系，为沃弗里兰德提供掩护。
虽然塞尔法官非常严谨勤勉，但是他是否完全掌握了香奈儿与纳粹合作的广度与深度，其实也很难说。他很可能并没有看到英国军情六处的一份报告——报告中称，一位名叫约瑟夫·莱德堡·维歇恩伯爵的德国军事情报局特工反正之后，在1944年交代了香奈儿和沃弗里兰德是如何于1943年到被美军轰炸之后的柏林，并向德国党卫军头子海因里希·希姆莱主动请缨。莱德堡还在报告中透露，香奈儿从柏林回来之后，还为党卫军的瓦尔特·舒伦堡少将，也就是希姆莱手下的党卫军情报安全局局长又再次前往马德里执行了一项任务。塞尔法官还不知道的是，冯·丁克拉格从1919年起就是德国军事情报局的军官，代号为F8680。
塞尔法官同样不太可能知道香奈儿在纳粹占领巴黎期间和纳粹的合作；事实上，她当时已经是瓦尔特·舒伦堡手下一名登记在册的间谍。塞尔当然也不知道，冯·丁克拉格
在战前就曾在法国为德国军事情报局和盖世太保工作，在瑞士为德国军事情报局工作，之后更在被占领期间的巴黎为德国军事情报局效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