胡雪岩这番议论非常富于哲理，实际上也可以当成是他自己对于物我关系认识的一种总结。胡雪岩说自己很清楚“铜钱眼里翻跟斗”，不过他自己却似乎从来被钱眼“卡”住过，也确实是不为物所役。于他而言，从商赚钱之乐，事实上并不在钱上，而是在获取钱财的过程中。而对于钱财本身来说，大多时候他反而似乎是一文不当二文的。他自己曾说，他手中有钱绝非是糊在墙上看看过瘾的，而是要花出去的。他的最大乐趣就是发现某人被钱难倒了，自己伸手从口袋中掏出一把钱来递过去：“拿去花，够用不？”
给人启发的是，恰是如此一个未被钱眼“卡”住过的人，却恰恰在赚钱上获取了巨大的成功。
在某种意义上说，人类与物品之间的关系，确实是千百年来最令人类困扰的问题之一。一方面，人类确实离不开外物，就拿被人当作身外之物的钱财来说，对于现代人而言基本上是不可或缺的，不信你可以出趟门试试，别说你没钱会受寒冻，会饿肚皮，至少你会寸步难行，比如你要打算乘车就需要买票，如果遇上一个非常有“原则”的售票员，即便是少了一分钱，你也休想乘车出行。所以，外物绝非我们能够随意地要或不要的，人必须借助于外物才能生存。然而另一方面，人又确实不能为物所役，例如钱是人制造的，钱是人赚取的，钱是人使用的，生不带来，死不带去，从正道获取，所获取的钱财就可喜，用在正道上，钱财就能助人成就好事。如果做了守财奴，些微小钱也看得比命还重，甚至见财忘义，为少许的得失不惜毁容丢命，那也就是为物所役了，人也就不成其为人了，也就确确实实“倒不如无此一物”了。所以，我们的先贤圣哲都谆谆告诫我们可以留意于物，却不能流连于物，更加不可以为物所役。
这一条处理物我关系的原则，应该也是适用于一个优秀的商人。
自然，在商言商乃是商界通行的一条准则。言商就是言利，也就是谈钱。因此，谈利益谈钱财，或许可以作为所有商人的一个共性特征了。在这个层次来看，商人有着自己固有的价值标准，出色的商人最能体会钱财的作用，最善于“在钱眼里翻跟斗”的。商人的日常工作，就是去考虑怎样赚钱，而且是怎样大笔地赚钱，因此，商人也应该比普通人更喜欢钱。胡雪岩就很明白地告诉别人，“我喜欢钱多”，并且是“越多越好”。
当然，正是商人这种与钱财天然的难以分离的关系，也要求了一个优秀的商人必须是一个可以正确处理好自身与外物之间关系，真正可以将钱财看为身外之物的人。归根结底，大量赚取钱财绝非终极目的，做一个成功商人的乐趣，自然经常直接体现在可以赚钱、赚大钱所带来的快乐上，不过从深层来看，能够使一个成功商人体验到一种深刻并持久的人生乐趣，义的确并非占有大量钱财本身，而是在于凭借着自己的眼光与识见获取钱财于正道，由能赚钱、赚大钱获得对于自我能力、素质、智慧、才干的确切证明；在于人能自由地将外物来驭使，在正道上使用钱财，用凭借自己的才能智慧赚取的钱财，去享受助人成就好事所带来的快乐。
胡雪岩从中获得的乐趣，当然不只是赚取钱财带给他的乐趣了。
胡雪岩商道箴言
人可以役物，却不可为物所役。心爱的物事固然要小心被偷窃，然而因为怕被偷窃，而不敢取出来使用，以至于时时忧虑，处处小心，这就是典型的为物所役了，反而不如没有这一物的好。
思路灵活，左右逢源
处事灵活，擅长变通
常言说得好，在这个世界上并无那种“只注重过程，不注重结果”的人。既然结果是最重要的，那行事过程中依然还要变通为妙，司马光砸缸这个故事，实际上就不是从正常角度出发的，而是换一种角度的具体应用。由于正常的无法达到目的，再接着走下去只会错失良机，故而只能想想还有没有别的办法了。
这就是“做事要做活络的事，做人要做活络的人”，其中阐释的就是这个道理。
胡雪岩依靠王有龄，生活开始有了根基。这时候胡雪岩假如仅仅满足于有碗饭吃，把自己当做一位恩人，或者凭借着这一点发财，而根本不管别人死活，如此一来，他的进步空间也就有限了。这种结果当然不是胡雪岩所满意的，他想的是成就一番大事业，为此他需要把自己的靠山经营大，然后他才能借此成就大事。因此，只要王有龄碰到困难，他就会千方百计出谋划策，全力以赴帮助王有龄渡过难关。
千里做官只为钱，不过，为官者为保住手中的权杖，除非是自家兄弟，要不然，他们绝不会公然摆明了向你直截了当地要钱的。因此，机灵的部属必须要学会揣摩上司的所思、所想，经常让上司“心里想的事情”可以顺利实施，在这方面，胡雪岩毫无疑问是个行家里手。按照胡雪岩的指点，王有龄依计而行，果然取得了良好效果。巡抚黄宗汉对王有龄提携有加，王有龄到海运局后没多久，就将催运漕粮的任务交给他去办。
清政府的开支和粮饷大多依靠江浙支撑，而江浙每年征收的粮食主要靠漕帮通过运河运到北京。运送漕粮原本是一项肥差，不过当时浙江的情况有些特殊。浙江前一年闹旱灾，钱粮征收不足，加上河道水浅，不利行船，一直到了九月漕粮还没有起运。而且，浙江负责运送漕粮的前任藩司因为和巡抚黄宗汉闹矛盾，被黄宗汉抓住漕粮问题狠狠地整了一把，以致前任藩司自杀身亡。等到王有龄被任命为海运局坐办的时候，漕粮已经由河运改成了海运，就是从浙江运到上海，再从上海改换为沙船运往京城。现任藩司由于有前任的前车之鉴，不愿意管漕运这块“烫手山芋”，就用漕运已经由河运改成海运的理由，把这一摊子事儿统统推给了王有龄。
成功捐官，刚回到浙江就被任命为海运局“坐办”的王有龄为这事儿急得团团转，刚刚因为顺利获得一个实缺而感到时来运转的踌躇满志，被这突如其来的千斤重担压得喘不过气了。由于漕粮是上交朝廷的“公粮”，每年都必须按时足额输送到京城，什么地方有阻梗什么地方的官员就要倒霉，因此，能否完成这桩公事，不但与王有龄的官场前途紧密相连，还与他的身家性命和上司的前途息息相关。可要是按照常规来办，眼下的这桩公事几乎毫无希望完成，原因首先是浙江漕粮欠账太多，多达十五万石之巨；其次是运力不足，原本漕粮可以托付给漕帮运到上海，但是因为河运改成了海运，根本就是夺了漕帮的饭碗，漕帮恨不能漕粮运不出去，怎么还肯出力帮忙呢？
不过这桩在王有龄看来几乎毫无希望解决的麻烦事，对胡雪岩来说却是小事儿一桩，被他用一个“就地买米”的法子轻巧化解。胡雪岩认为，只要是米，无论何处的都是一样。朝廷要米，只看米送到没送到这个结果，并不看你米的来源是哪里。只要可以按时在上海把漕粮交兑足额，这个任务也就算完成了。既然这样，那么浙江完全可以在上海买米交兑，少多少就买多少，如此就省去了漕运的麻烦，问题也就迎刃而解了。因此，他揉揉自己的太阳穴告诉王有龄：“雪公（王有龄号雪轩），切勿着忙，世上绝无解决不了的事，只要肯动脑筋。我这里现在就有一个法子，包管你省心省力，但是需要多花些银子，不过要是保住了抚台的红顶子，这些银子算不得什么。”“确实吗？”王有龄好像不大相信，“你有什么好法子？”
“米总归是米，无论何处都是一样。缺多少就地补充。我的法子是咱们来它一个‘移花接木’之计，在上海买了米，交兑足额，不就齐全了吗？”
胡雪岩话音未落，王有龄就已经开心得蹦了起来：“妙！妙！此计大妙！就依这个办。”
“但是有一层，风声万万不可传出去。漕米并非小数，风声只要泄露出去，米商绝对会就地起价，差额过大，事情也难办。”
“没错儿。”
胡雪岩又叮嘱王有龄，这件事情成功的关键有三点，第一，必须获得巡抚黄宗汉的认可，原因是买米抵漕粮是违反朝廷规制的。但是，这一点问题不大，浙江漕粮延误，巡抚也会受到牵连。第二，必须说动浙江藩司愿意垫出一笔现银，作为买米的费用，这属于挪用公款，拆东墙补西墙，藩司要负责任，但是只要抚台同意，身为下属的藩司也只能同意。第三，必须在上海找到一个大粮商，肯垫出一批漕粮，交付给江苏藩司，之后待到浙江的漕粮运到上海后再归还。也就是说，就是要那粮商先卖出，后买进，尽管买进卖出价钱上肯定存在差额，不过通常商家都不肯这样做。原因是漕粮历来成色非常差，这样做明摆着既费力又亏本。
但是，胡雪岩分析，生意人的日的就是做生意赚钱，只要补贴他们差价，不但不使他们吃亏，还能让他们有利可图，一般来说米商不会不答应。不过贴补差价，另外再加上运输的损耗，这笔额外的款项要从哪里出，也需要事先商量好。看来自己需要破费些银子了。如此一来，原本的“肥差”极可能就变成了亏本买卖。不过胡雪岩琢磨，倘若能够按时足额交兑漕粮，帮助浙江抚台、藩司分忧解困，给王有龄在官场上铺平了路，自己破费些银两也是划算的。
明朝初期的谋略家刘伯温在他所著的《百战奇略·变战》中阐释道：“兵家之法，要在应变，好在知兵。举动必先料敌，乱无变动，则待之；乘其有变，随而应之。，，战场上的敌我态势，就好像行云流水一般，通常是变化无穷的。而在生意场上，往往也是这样，必须要学会临机处置，以变应变。
胡雪岩曾经说过一句名言：“天变了，人应变。”意思是说时势、时局发生了变化，人也就应做出相应的变化与调整来顺应时局。
简而言之，就是说经商者如果想为自己开拓财源就必须眼界开阔、头脑灵活。切勿死守住某个自己熟悉的行业，而要善于在别的领域发现能够开发的财源，也就是要不断开拓新的领域、不断扩展自己的投资范围。反之，假如一个经商者看到的仅仅是自己时下在经营的熟悉的方面，那么结果只能是抱残守缺，往往连自己目前正在经营的领域都未必能经营好，更不要说给自己开拓财源了？
所以，经商必须要事事灵活，擅长变通。
胡雪岩商道箴言
《孙子兵法》中说到：“践墨随敌，以决战事。”大意就是：在对敌作战的时候，敌情发生了变化我军也应该作出相应的变化，灵活地改变自己的作战计划，决不能墨守成规而一成不变，兵家没有万古不变的取胜之道，商家也同样如此，不存在通用不变的经营之道，必须根据具体的问题进行具体的分析，具体的问题予以具体的对待，根据时机采取相应的行动，依照时机进行变化。
利用洋人，纵横捭阖
胡雪岩和洋人相往来，他感受最深的一点就是洋人的政府与清朝的政府大不相同。清朝的政府，商人一有赢利，他就想来分你的钱财，恨不能一口将你吞下肚去。要是好处得不到，他就会到处给商人穿小鞋，使你无法安宁，最终将你整得破产为止。
而洋人的政府，则是竭尽全力帮洋人做生意。你要是没钱，他可以放款给你，你要是出洋做生意，他会派出军舰保护你。只要中国人欠了钱，他就将枪炮对准中国的城市，甚至就算他们的商人并不占理，他也还是处处袒护。
由于有了这种对比，胡雪岩对封建官僚体制压制商业活动，就有了非常切身的看法。不比不知道，一比就看得清清楚楚，自己的商人费尽千难万险，好不容易才创造出一个良好的经营氛围。但是由于整个社会体制所限，商人还只能独自地给自己一个人开拓商业地域。一不小心，这种经营特权就可能被收回，一夜之间钱财丧尽。
而对于洋人本身，胡雪岩认为，洋人也有他们的优点。洋人的优点就是讲道理，讲信用。你踏实认真地和他们做生意，他们也就踏实认真和你谈，不会转着生意之外的歪点子。而中国商人则相反，如果他在商业上无法赢你，一旦遇到了机会，他就会在别的方面坑你。例如收买地方流氓势力，例如贿赂利用官府。因此胡雪岩认为，很多时候，与中国商人相往来非常吃力；而与洋人相往来，就非常省劲儿。因为洋人的社会运行体制，已经将商人从商的活动成本大大减少了。如此对比着一看，胡雪岩的成功就更加来之不易。因为中国商人，往往和洋人做相同的一件事，所要付出的心血要多出很多。
上面谈到的这些，就是胡雪岩所处的时世还有他特殊的应对之道。在此处并不是要强调，胡雪岩一开始就有着超过常人的眼光。而是点明，胡雪岩在他的商业活动过程中，逐渐锻炼出了一颗敏感的心。他对自己的商业经验非常善于利用，持续不断地用心去参悟各方发生的巨大变动，及时找到自己觉得合适的应对方法。事实上在商业活动过程中，并不存在什么绝对的先见之明。一涉及绝对这个话题，任何一个商人都属于宿命论者，他们被一双（胡雪岩时代还有其他几双）无形的手所操纵，好像属于人力，又好像属于天意，在这种无法道明的情况下不断成功或者
失利。然而一个有经验的商场中人，他总可以从自己的经历中找到蛛丝马迹，选择自己认为合适的方法。一个人经验积累得越多，遇事时的信心就越足。这一点用不着多说，因为任何一个商场中人都深有体会。
胡雪岩商道箴言
关于洋人与洋务，胡雪岩在其中可是获益良多。胡雪岩由于身处沿海地区，最先感受到洋人的坚船利炮，最先和洋人来往，因此一开始就主张利用洋人、使用洋枪打太平军。自然，这其中也有关于利益的考虑。并且自始至终，胡雪岩商业利润中的相当大一部分，都和他从事购买军火、购买外国机器、筹借洋款等活动密切相关。他对洋人的态度还成为了他依附官府，稳定社会大秩序，最终开拓出一个良好经营环境的资本。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