特别能显示出曾国藩宽柔性格的，是咸丰十年对左宗棠的举荐。当时左宗棠因性格耿介，口无遮拦，遭人弹劾，处境艰难。左宗棠来曾国藩处暂避锋芒，曾国藩热情地接待了他，并连日与他商谈。曾国藩上奏说：“左宗棠刚强英明，吃苦耐劳，通晓军机。当现在正需用人之际，或饬令他为湖南团防，或选拔做藩司桌司等官，让他管理地方，使能安心任事，定能感激涕零，报效朝廷，有益于时局。”曾国藩在左宗棠极其潦倒的时候，伸出了援助之手。同治二年三月十八日，左宗棠被授命任闽浙总督，仍署浙江巡抚，从此与曾国藩平起平坐了。三年之中，左宗棠从一个被人诬告、走投无路的士子，一跃而为疆吏大臣，这样一日千里的仕途，固然出于他的才能与战功，而如此保举，也只有曾国藩才能做到。这件事充分表现了曾国藩性格的宽柔。据说在西北大营中，一天，左宗棠与幕宾们闲谈，他问：“人家说曾左，不说左曾，这是为什么？”没等大家回答，一个少年抢着说：“曾国藩心目中时刻有左宗棠，而左宗棠的心中从来没有曾国藩，只此一点，就可以知道天下人为什么说曾左而不说左曾。”此话一出，大家都非常震惊，把目光一齐投向了左宗棠。左宗棠不但没有发怒，而且来到少年面前，语调沉重地说：“先生之言是也。曾公生前，我常轻之，曾公死后，我极重之。”愧疚之情溢于言表。
曾国藩还是洋务运动的重要人物之一，他赞成购买洋船洋炮。又派李鸿章等人“师夷人之长”，学习洋人的技制，网罗科技人才，建立枪械工业，对开矿等也有所提倡。他还注意选拔人才出国学习，在国内也注意设立学馆，培养人才。
曾国藩之所以成为所谓的“圣相”，“圣”就“圣”在他是封建道学的理论家和实践家。曾国藩极为推崇程朱理学，并且深入研究，提出新的理论，认为做学问就是为了恢复人性，就是恢复天地间的“理”和“气”，使人这一正气的凝结物载以封建道德的灵魂。这一点，与程朱理学的思想脉络是完全一致的，都是维护封建道德的。
他还特别推崇先秦时期的“内圣外王”的理论，即在思想品德上要加强修养，向圣人靠拢，在实际能力上要有王者风范，能匡时济世。的确，曾国藩确实身体力行了这一理论，算得上言行一致。
他在训诂学等方面也很有成就。他在学术上的造诣和他的权位结合起来，在当时发生了很大的影响，再加上他亲自培养了许多学生，提拔了很多士子，因而，他在学术界产生了相当大的影响，当时就有许多人把他吹捧成所谓的“圣相”。曾国藩还亲自实行他的理论，在未回乡组织团练以前，在京中做官就十分注意修身养性，特别是在“静”字上下功夫。他的生活起居极有规律：早起、静坐、养气、保身、读书、写字等，每日坚持记日记。他的这套做法，连他的老师都很器重，当朝皇帝也多有嘉评。也许正是因为他做出了一副“正人君子”的模样，才官运亨通。
曾国藩曾写过一联：“养活一团春意思，撑起两根穷骨头。”也是刚柔、方圆兼济。正是这种性格使他游刃于天地之间。
值得一提的是，曾国藩刚柔、方圆兼济的个性不是天生的，而是经过读书实践锤炼而得。正如他自己所说：“人之气质，由于天生，本难改变，惟读书可以改变。”
智欲圆而行欲方
智欲圆而行欲方。人的智慧要圆融无碍，不仅要看到事物静止的、不变的一面，还要看到事物运动的、发展的一面；不仅要看到各个不同事物的个性和局部的状况，还要看到事物的整体和共性；不仅要看到事物的具体现象和应用，还要看到事物的本质；不仅能够坚守原则，以不变应万变，而且要有高度的灵活性，具体分析此时、此地、此人的具体情况，以求得最佳的解决方式。这是从“智圆”的角度来讲。
从行为上讲，人的智慧虽然应圆融无碍，但在具体的作为上却不能模棱两可。也就是说，做人必须遵守一定的法度和规则，以便立足于社会之中。这就是“行欲方”的含义。
一位身着便服的侦察员走进列车上的厕所，冷不丁，一个妙龄艳装的女郎一闪身也跟着挤进厕所，反手将门锁上：“先生，把你的手表和钱包给我，否则，我就喊你侮辱我！”
面对这突如其来的场面，侦察员清楚地知道，厕所里没有其他人，辩解是毫无意义的；稍有迟疑，女郎就会反咬一口，立即使自己身败名裂。陷入困境中的侦察员急中生智，张着嘴巴不停地“啊，啊”，一个十足的哑巴，表示不懂女郎说的是什么。
女郎赶紧打手势，侦察员仍然窘急地“啊啊”着，见此情景，女郎失望了，真倒霉，怎么碰上个哑巴！她转身正想离去，这时，侦察员一把抓住女郎，拿出钢笔，打着手势请她将刚才说的话写在手上，女郎欣然接受，接过钢笔就在侦察员的手上写道：“把你的手表和钱给我，不给，我就喊你侮辱我！”侦察员立即翻转手掌，抓住女郎说：“我是便衣警察，你犯了抢劫罪，这就是铁的证据！”女郎目瞪口呆，乖乖被擒。这位便衣警察就是靠勇敢和机智战胜了犯罪分子。
老诗人严阵和青年作家铁凝访问美国。一次参观一所博物馆，由于正值开馆时间，他们在广场上碰巧遇到美国两位老人在此休息，见他们是中国人，两位美国老人便主动上来交谈，说他们尊敬中国人，其中有一位老人为表达这种崇敬的感情，还热烈地拥抱了铁凝，并亲吻了一下，使铁凝十分尴尬，不知所措。另一人，就像犯错误的小孩一样，呆立在一旁。严阵赶紧走上前去微笑着说：“呵，尊敬的老先生，你刚才吻的不是铁凝，而是中国对吧？”一句话打破了僵局。那老人马上笑答：“对，对！我吻的是铁凝，也是中国！两种成分都有。”尴尬气氛在笑声中消失。
可见，遇到紧急情况，应尽量以新内容、新话题把它引开，千万不能拘泥一头，执着不放，否则僵持下去，只能导致更为难堪的局面。相反，具体问题具体对待，融方圆的原则性与灵活性为一体，事情就好办多了。
红脸白脸都要唱
人生在世，需对付各种各样的人，所以只有一手是不行的。必须做到红白脸相间，也就是一文一武，一张一弛，既有刚柔相济，又含恩威并施，互相包含，各尽其用。
任何一种单一的方法只能解决与之相关的特定问题，都不可避免的有副作用。对人太宽厚了，便约束不住，结果无法无天；对人太严厉了，则万马齐暗，毫无生气。有一利必有一弊，不能两全。
高明的管理者深谙此理，为避此弊，莫不运用红白脸相间之策。有时两人连档合唱双簧，一个唱红脸，一个唱白脸；有更高明者，可像高明的演员，根据角色需要变换脸谱。今天是温文尔雅的贤者，明天则变成杀气腾腾的武将。历史上不乏此类高手。
东魏独揽大权的丞相高欢临死前，把他儿子高澄叫到床前，谈了许多辅佐儿子成就霸业的人事安排，特别提出当朝惟一能和心腹大患侯景相抗衡的人才是慕容绍宗。说：“我故不贵之，留以遗汝。”当父亲的故意唱白脸，做恶人，不提拔这个对高家极有用处的良才，目的是把好事留给儿子去做。
高澄继位后，照既定方针办，给慕容绍宗高官厚禄，人情自然是儿子的，慕容绍宗感谢的是高澄，顺理成章儿子唱的是红脸。没几年，高欢的另一个儿子、高澄的兄弟高洋登基成了北齐开国皇帝。这是父子连档，红白脸相契，成就大事之例。
朱元璋上台也想把这出红白脸之戏再演一回，可惜太子是一个心慈面善之人，他见父亲朱元璋大开杀戒，诛杀开国有功之臣，时常苦劝。为教育儿子，一天朱元璋准备了一个满带荆刺的木杖，扔到地上，叫太子去拿起。
太子显得为难，朱元璋得意地教训他说：“你拿不了吧，让我把刺儿先替你修剪干净，再传给你，这难道不好吗？我如今所杀之人，都是天下最危险的人，把这些人除掉，传给你一个稳稳当当的江山，这是你的福分。”
但是，儿子没等登基就死了，等到朱元璋长孙继位后，满朝的能人都被斩净杀绝，实在找不出“带荆刺”的人来对付燕王朱棣的“靖难之师”了。朱元璋的白脸唱过了头，后边的红脸也就无法唱了。由此看来，红白脸相间既是方法，又是艺术，要真正演好它也要花些功夫。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