然而，整个局势已经无可挽回。法军缺乏作战经验，战前又没有很好地进行动员和训练。许多坦克兵的累计驾驶时数还不足4个小时；许多军官还是在这一地区的战场上才和他们的士兵第一次见面。军队连无线电之类最起码的通讯设备都没有，上下左右只能靠传令兵骑摩托联络。尽管如此，戴高乐仍义无反顾地指挥部队英勇作战。一周之后，他又奉命去塞纳河一线狙击敌人。给他的命令是如此地前后矛盾，先是要他向北进击，接着又要他去攻打德军在亚眠地区的桥头堡，最后又命令他进攻阿布维尔的敌军。这时已经是5月27日，他被晋升为准将的第三天。他带领残缺不全的第四装甲师，一直在连续作战，又一次在力所能及的范围内取得了胜利。三天之内他迫使敌人后退了9英里，俘虏了500多人，并缴获大批战利品。
到了5月30日，戴高乐仓促组建的部队已经精疲力竭了。四天前，布伦落入了德国人之手，比利时国王奥波德三世于5月28日清晨向德军投降，使大量德军从英法部队的侧翼长驱直入，把25万英军和10万法军包围在加来地区的敦刻尔克。巴黎政府和最高统帅部内部，一些高级军政官员已在谈论法国的无条件投降！
对此，戴高乐将军只能是满腔愤怒。在枪林弹雨的空隙中，他给一位老朋友写信道：
我希望你和我一样蔑视那些统帅部的老爷们，他们的智力和品格是如此低下，他们长期奉行错误的政策，使国家和人民遭受了如此深重的灾难！他们是千古罪人！
3 掌握命运的人
此后直到战争结束很长一段时间，法国国内外一些不明真相或居心叵测的政客都纷纷指责戴高乐对他以前的上司们孤傲刻薄，不留一点情面，他们对那些统帅部的“老爷们”对法兰西犯下的罪行的了解哪有戴高乐的十年苦谏和浴血拼杀时的体会那么深刻？那些“老爷们”平时盲目自大，固步自封，对新生事物和正确意见的压制和打击是那么的无所不用其极，一旦灾难降临，又是他们最先惊慌失措，一心只想投降。为了鼓舞他们昔日的斗志，作为盟友的英国首相丘吉尔于上任后的第六天下午3点曾乘“红鹤”式飞机赶到巴黎，问法国国防兼陆军部长达拉第和总司令甘默林：“战略后备队在哪里？”当时没一个人回答。他又问一次：“机动部队在哪里？”沮丧的甘默林将军才转过脸来，摇摇头，耸一下肩膀说：“一个也没有！”
作为法国战时内阁的艰难的总理保罗·雷诺也在想方设法使他的助手和同僚们珍惜自己的荣誉，从此团结、振作、奋勇抗敌。5月18日，他下决心改组了最高统帅部和内阁。他让达拉第去主管外交，自己兼任国防和陆军部长，任命新近从近东回国的73岁的老将军魏刚接替甘默林，并请80岁高龄、法国著名的凡尔登胜利的老英雄贝当元帅担任副总理和国家军委副主席。然而事与愿违，年迈的贝当元帅想的却不是争取抗战胜利；实际上他早就好像无法思考问题了。而魏刚将军在视察了前线之后，竟心灰意冷地认为继续打下去已经毫无意义。他说：“政府只有留在巴黎束手就擒，再没有选择的余地了！”他的意见居然得到了贝当元帅的支持！
雷诺总理感到自己在内阁越来越孤立，越来越需要志同道合的朋友的支持，于是，在进入法国战争最后阶段的6月5日再次调整内阁人员的时候，他力排众议，特别是不顾老贝当的再三反对，毅然任命晋升准将才十天的戴高乐为法国国防和陆军部副部长。
这是戴高乐首次担任政府职务。从此，戴高乐为法兰西而战的战斗岗位就从坦克车里转移到了政治舞台上。
当天晚上，戴高乐匆匆告别了部队，赶到了位于巴黎爱丽舍宫的总理办公室。一见雷诺，他就直言不讳地指出：让贝当元帅那样的失败主义者参加内阁，将来你会后悔的。雷诺无可奈何地搪塞：“把他放在里面比放在外面好。”
“我只怕你会被迫改变你自己的意见。”戴高乐尖锐地分析道：“形势发展很快，失败主义很容易淹没一切，这一点就更加有可能了。我们与德国人之间实力相差太悬殊，除非是出现奇迹，否则在法国本土无法获胜，甚至无法守住。最高统帅部已经被意外事件吓倒，再也清静不下来了。而且你比旁人更清楚，政府的周围笼罩着怎样一种绝望的气氛。贝当元帅和他的幕后人将使今后的局势按他们的方式发展。但是，如果1940年的战争失败了，我们还可以打赢另外一仗。”
讲到这里，戴高乐思考了片刻，又接着说：“我们要尽可能坚持在欧洲大陆作战，同时必须下定决心，准备在法兰西帝国范围内继续作战。这就需要有一个政策来安排以下各项事宜：必须把战争资源运往北非；必须挑选有能力的领导人来指挥这个行动；而且不论对英国人有多大意见，都必须与他们保持密切联系。”
说到这里，戴高乐挺了挺高大的身躯，恳切地请求，“就由我来负责处理这些事宜吧！”
这是保罗·雷诺总理一段时间以来第一次听到这样明晰而富于责任心和进取精神的对形势和前景的分析，他很激动地对戴高乐说：“咱们想到一起来了，真是太好了！我请你尽快前往伦敦。现在必须使英国政府相信，无论发生什么事情，我们都将坚定不移，如果必要甚至是在海外。你去见丘吉尔先生并告诉他，我的内阁改组和你在我身边就是我们决心的证明！”后来他写道：“我很高兴让英国人看到一个富于进取精神的将军。”
6月9日清晨，戴高乐将军在他的副官热奥弗瓦·戴库尔塞尔中尉和总理外交秘书处主任罗兰·德马热里的陪同下飞往伦敦。在唐宁街10号，他拜会了丘吉尔首相。这是英法两个盟国的两位二战中的伟人第一次会面，也是他们日后多次的亲密合作、相互支持和无休止地争吵的开端。
但这首次会面却不可能使双方对对方有太多的了解，因为刚被任命为国防副国务秘书的戴高乐是以保罗·雷诺的名义讲话的，丘吉尔知道失败主义情绪正在雷诺内阁中蔓延，而雷诺本人也表现得时而坚定、时而动摇；同时，丘吉尔也已对法国军队取得胜利完全丧失了信心。所以，虽然他愿意相信戴高乐，并对他显示出的继续战斗的决心表示满意，但仍断然拒绝了增派飞行中队参加法国战役的要求。
这时西欧战场军事形势进一步恶化。德军已抵达巴黎城下，巴黎受到三面包围的威胁，当天晚上戴高乐从伦敦一回到巴黎，雷诺就把他请到家里，六神无主地问：“现在德军已经兵临城下，大难临头，政府应该怎么办？”
戴高乐胸有成竹地回答：立即迁往非洲，与盟国一起坚持战斗！
然而，雷诺已经无法控制政府。第二天，意大利独裁者墨索里尼对英法宣战，并当即从南部进攻法国；魏刚将军在贝当元帅的支持下，坚决要求停战投降，并擅自宣布巴黎为不设防城市。这虽与以戴高乐为首的主战派保卫巴黎的决心背道而驰，但内阁还是批准了，并决定当晚撤出巴黎。这更助长了魏刚将军的气焰，结果，他竟又自作主张地邀请盟国的丘吉尔首相来布里亚尔举行英法联席会议，准备请求首相同意法国违背同盟协定，单独向德国求和。
因为英法两国是休戚与共的同盟国，一方单独求合不仅意味着撕毁盟约，更会使另一方陷入孤立无援的困难境地，因而将极严重地影响士气，助长敌人威风。这是丘吉尔极不愿意接受的恶果。为此，丘吉尔又于6月11日和13日两度飞往法国，想尽一切办法对盟友进行鼓励、劝说。然而，他万分痛心地看到，在投降派的强大压力面前，戴高乐将军的势力越来越微弱，雷诺总理手中残余的那点权力，正在迅速地土崩瓦解。
但是，首相在失望之余也看到了一点希望的火星：这就是那位不管压力再大，却仍然镇定自若坚忍不拔的戴高乐将军！首相示意同行的斯皮尔斯将军与戴高乐将军接触。
“尊敬的将军阁下，您的意见如何？”
“我坚持我原来的计划。”戴高乐的语言斩钉截铁，掷地有声。我们应该战斗！只要我们万众一心，就必然会取得胜利！
这种坚定的态度使老丘吉尔感动得两眼直闪泪花。丘吉尔这位被英国历届政府着意培养起来的战时首相，凭他那几十年政治生涯练就的洞察力，敏锐地发现这个身材高大、沉着坚定的准将骨子里蕴藏着极为可贵的领袖素
质。丘吉尔后来在回忆录中描述：
当我们穿过拥挤的走廊走进院子时，我看到戴高乐将军冷漠地站在大门口，脸上毫无表情。我同他打招呼，低声用法语说：“掌握命运的人。”他仍然不动声色。
可是在当时，这位“掌握命运的人”却缺乏掌握命运的利剑。在内阁，贝当、魏刚以及最高军事会议秘书保罗·杜博安等主张的投降主义占上风。戴高乐恨透了政客的腐败和自私，也恨透了雷诺的软弱无能，他打算辞去内阁职务，不与他们同流合污。这时，内政部长乔治·芒代尔来见他，力劝他打消这念头。“一场世界大战才刚刚开始”，他说，“将来，你将要去完成伟大的使命！但有一个有利之处，你是我们当中惟一一个保全了名声的人。不要想别的，只去考虑应当为法兰西做些什么，而你目前的地位可能有一天会给你带来便利。”这番颇具远见的话使戴高乐冷静下来，没有交出辞呈，而是坚持要雷诺签署了一项让总司令做好向非洲转移的准备工作的命令。但第二天，1940年6月14日上午，德军巨大的“■”字旗帜已升起在巴黎主要广场并高高飘扬在埃菲尔铁塔的顶端。法国政府不得不迁往波尔多。
到达波尔多后，戴高乐进行了最后一次努力，迫使雷诺答应采取一些以利今后在非洲坚持战斗的行政措施。他直截了当地对总理说：“我尽力协助你，但那都是为了战斗。我决不会屈从停战协定。你要是呆在这里，就会遭到失败而葬送你的一切。我们必须尽快迁往阿尔及尔。你到底决定去还是不去？”
“去。”事到尽头，雷诺只有按他的意思办了。
“那么我得马上到伦敦去一趟，设法请英国人协助解决运输问题。我明天就走，将来到什么地方和你会合呢？”
雷诺回答：“到阿尔及尔找我。”
于是，戴高乐匆匆告别，当晚赶到布列塔尼，第二天清晨乘上“米兰号”驱逐舰前往伦敦。但他没想到，雷诺在贝当等人影响下，又给丘吉尔发了封要求同意法国单独媾和的电报，并且暗示如果英国拒绝，他就将辞职。戴高乐到伦敦后，得知了电报内容，内心沉痛莫名。他和英国政府几经协商，想出了一个相当大胆的救急办法：建立英法联盟，让英法两个民族合并为一体，共同承担战争责任。这样，法国的单独媾和就没有意义了。当天中午，他们草拟了《联盟宣言》，下午交英国战时内阁讨论批准，下午4点半钟，戴高乐打电话把这件大事告诉了正要主持内阁辩论会的雷诺总理。
这对不得不屈从阁僚压力的雷诺，不亚于一支强心剂。电话那端的伦敦事件头头丘吉尔兴奋的声音更是令人振奋：“喂！雷诺，戴高乐是对的！我们的建议可能产生巨大的效果。你要坚持住！”
可是，当天晚上9点半钟戴高乐在斯皮尔斯将军的陪同下把合并协议的副本送回波尔多时，却在机场获悉，协议已遭投降派坚决抵制，雷诺总理已愤而辞职！勒布伦总统已召请贝当元帅组阁！
听到这个不幸的消息，戴高乐意识到目前只有两条路可走：
一是遵循军人服从命令的天职，留下来跟着投降；一是就此背弃投降政府，舍弃身家性命和高堂老母乘原机返回英国救亡图存。
第一条路是安全的，但那与军人的荣誉和法兰西的利益背道而驰；第二条路凶险万分，却隐现出一丝救国的希望。他义无反顾地选择了后者：天一亮就乘原机返回！他当即又赶去见他那位失败的朋友雷诺最后一面。那位富于才智的朋友，已被最近一连串的事变和怯懦成性的阁僚的背弃压垮，此时由于绝望和失眠，精神相当萎靡。戴高乐没有责备他，只是说：“为了挽救国家民族的危亡，就是粉身碎骨也要战斗下去！”并把自己准备逃亡英国的决定告诉了他。戴高乐慷慨激昂的言词又一次令他振奋，使他毅然动用了他残存的权力，给了不屈不挠的戴高乐最后一次支持：从总理秘密款项中支付给戴高乐10万法郎作秘密经费。
第二天上午，即1940年6月17日10点钟，戴高乐准将，这位“掌握命运的人”，在秘密警察的监视下泰然自若地到机场为斯皮尔斯将军送行。他的副官戴库尔塞尔中尉已事先躲进了飞机里。在发动机发出轰鸣，机轮正要开始滑行的瞬间，从飞机里伸出一双大手，把戴高乐准将迅速地拉入了飞机，旋即关闭了舱门。
监视戴高乐准将的秘密警察还没反应过来，飞机已经“载着法国的荣誉和未来”升上了蓝天。
4 “我必须爬上高峰”
初到伦敦，戴高乐感到自己是这样的孤单，就像“在极为不幸的沉船海难后被冲上英国的海滩”，孤身一个，两手空空，前途未卜，后退无路，所有的，只是一个不屈的信念和满腔战斗的热血。
他就是那种认定了一个目标，就必定要走到底的人！40年来所做的一切努力不都是为了“神圣的法兰西”吗？！现在，危难中的“法兰西”正需要他！他已经顾不了别的了。
目前最紧要的，是在异国他乡升起国旗，宣布奋斗目标；其次是取得武器，组建一支救国队伍。
最为幸运的是，东道主英国首相丘吉尔的斗志也同他一样坚决、一样旺盛。那是一位天然的盟友。他也是在敌我力量极为悬殊的情况下坚持战斗的。他的陆军已是残兵败将，飞机不多，主要盟国已屈膝投降；但他还是坚定地准备迎击德国人随时可能发动的进攻来保卫他的岛国。不过和戴高乐比起来，他的资本要雄厚得多！他毕竟掌握着国家政权，能调动全部的国家机器和力量。
当然，也不能说戴高乐完全一无所有，在这开初最困难的时刻，他几乎立即得到了一笔十分宝贵的财富，那就是丘吉尔热情而坚定的慨然承诺。6月17日下午，戴高乐10天之内第五次站到首相面前，要求使用英国广播公司的电台，丘吉尔不假思索地满口答应。两人商定，只等贝当一向德国人屈膝就立即公开广播！当天晚上，贝当政府正式通过比利时大使向德国法西斯表示了求和的意愿。第二天，即1940年6月18日下午6点钟那个历史性的时刻，戴高乐来到布什大厦的B2播音室，坐到麦克风前开始了他对法国的首次广播。事实上，从这一刻起，戴高乐就成了法兰西的战斗旗手，举世闻名的反法西斯英雄。广播的全文如下：
许多年来指挥法国武装力量的领袖们，已经成立了政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