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个人就是著名的内地抗战领袖让·穆兰，一位与戴高乐志同道合的反法西斯战士。他在法国危亡的关头，正担任埃尔·罗伯尔省省长。德国人侵入他所驻的沙特尔城，他表现了卓绝的坚定和高贵的品质，遭到了法西斯的侮辱，被殴伤后关进了监狱。具有坚强意志的穆兰誓死不低头，敌人不得不把他释放。1941年9月9日，他偷越国境，取道西班牙前往英国，被里斯本的英国当局看中。英国人花了六个星期时间试图争取他为英国服务，他明确表示要投奔自由法国，为戴高乐效劳。戴高乐听说他来了，但在里斯本受阻，大发雷霆，立即致信艾登，才终使他于11月底到达伦敦。
12月初，戴高乐与穆兰进行了几次长时间的谈话，他感觉到，这位勇敢坚定，极具辩才和决断能力的年轻人完全适合担负重大的历史使命。戴高乐试探着问他：
“来到这里，您打算干些什么呢？”
“我一时说不清楚。反正，我将献身于法兰西的自由、独立的伟大事业！”他回答得很干脆，充满着庄严和自信。
“非常感谢您对自由法国的忠诚！”戴高乐紧握他的双手，直视着他的眼睛，沉声说，“有一个问题我已经考虑了很长时间，在听了你关于法国抵抗运动组织情况的介绍以后，我更加感到必须尽快把这些组织联络起来，纳入自由法国的统一领导之下。而完成这个工作最合适的人选我看就是您。我决定派您立即回法国去，在法国未被占领区的抗战运动内作为我一切政治和军事行动的惟一代表，您有什么意见吗？”
穆兰挺直身躯庄重地答道：“我准备完成您授权的一切事务，将军阁下！对我来说，您就是我们伟大的法兰西的化身！”
18个月以后，由于叛徒的出卖，这位勇敢的年轻人实现了他“献身”的誓言。但在这短暂的一年半中，他为法国抵抗运动立下了极为卓著的功勋。他肩负戴高乐的重托，接受了一个月紧张的训练之后，于1942年1月1日被空投回法国，就以卓越的才干和惊人的毅力，着力组织秘密军事小组，建立空投接收站，分发经费，建立秘密联络基地。三个月之内，他把法国南部的各个战斗组织联合起来，成立了一个委员会，发表了承认戴高乐为抗战领袖的宣言。紧接着，他把秘密工作渠道伸进了敌占的北方。战斗到1943年5月，终于由法国共产党发起，成立了以穆兰为主席的全国抵抗运动委员会，确认戴高乐为法国抵抗运动的惟一领袖。从此，法国本土的抵抗运动便正式纳入了战斗法国运动的轨道，实现了法国内外抗战运动的合流。
穆兰牺牲以后，全国抵抗运动委员会选举原“战斗”组织的领导人之一乔治·皮杜尔担任主席，保持了法国内外战斗的整体性。在迅速发展的战争形势的促动下，被空投装备武装起来的内地军也迅速发展壮大。游击队到处打击敌人，破坏敌人的仓库和军事设施，有时甚至整连整营地歼灭敌人。1944年初，戴高乐正式组建了法国内地军。从此，法兰西本土从乡村到城市，从山地到平原，到处都燃起了复仇的烈火。
这四处燃烧的烈火，燃亮了戴高乐的心。虽然这烈火还不足以成为燎原之势，但若与他四年前在波尔多机场只身跳上英国飞机时的境况相比，却使他实实在在地看到了民族复兴的希望。他在回忆录中写道：
当盟军进攻欧洲的时候，法兰西之剑是多么短啊！在这样严重的关头，我们国家的武装力量还从来没有相对地减少到如此地步。为我们祖国的解放事业而斗争的人们，回忆起我国旧日的力量，不免忧心忡忡。但是，我国军队的素质也从来没有像今天这样优良。我们越是从苦难的深渊中复兴起来，我们的事业就越光辉灿烂。
……
1940年的失败以及伴随而来的沦丧，使许多人大为震惊，甚至认为法国无可救药了。长期以来法国人民对自己的估价以及全世界对法国人深表尊重的历史舆论，突然间烟消云散了。如果法国不建立自己的军队，那么将永远无法在自己和别人面前恢复她的尊严。但是，能够帮助法国重新恢复统一和再取得它的旧日威望的，莫过于这样一件惊人的事实了。这就是在刚刚团结起来的法兰西海外领地内，在受着压迫的法国本土内，找到充分的依赖和战斗的勇气，再锻炼一支我认为作战能力很高的军队。在色当和敦刻尔克以后，接着贡比涅和都灵的投降，然后是维希接受丧权辱国的条件。现在，当敌人占领我们全国，200万法国人沦为俘虏而“合法”政府坚持惩罚抗战的法国人的时候，要我们的军队取得重要而光荣的胜利，这应该是一个翻天覆地的转变。
实现这个伟大转变的时刻就要到来了！
14 沿着独立的道路前进
是的，转变的时刻就要到来了，盟军即将开始在诺曼底海岸开始人类战争史上最大的一次两栖登陆军事行动。在这历史的关键时刻，戴高乐和他的战斗法国却又面临着一连串更其凶险诡谲的政治挑战！
首先是所谓“达福”事件。据战斗法国情报部门掌握的线索，达福是英国情报机关的间谍，曾试图冒名顶替打入法国在伦敦的情报机关，被戴高乐派驻英国的指挥官进行了军法审判，并被关进了伦敦郊外坎伯利的法军拘留营。后来，达福逃出了拘留营，向英国法庭控告了戴高乐和其他法国领导人，说他在坎伯利受到了虐待。英国政府声明“无权撤销”这一起诉，并扬言除非原告本人撤诉，否则，法院一经备案，就必须开庭审判。这样，只要戴高乐一踏上英国国土，就有可能会被逮捕，甚至如果被判有罪，还不得不去坐班房！
戴高乐听到此事，当然十分愤慨，当即通知英国外交部，指出这是一起“寡廉鲜耻”的事件。此事销声匿迹一段时间之后，到了1944年3月，戴高乐再次获知，英国法庭正准备开庭审理这一案件！
戴高乐忍无可忍，便以攻为守地也提出了一项控告。1943年初，一位名叫斯蒂芬·梅尼埃的战斗法国人从阿克拉回到英国。梅尼埃在阿克拉英国广播公司发射台负责对法国本土广播，因为是外国人，一到英国就受到英国安全部门的拘留和盘问。拘留期间，梅尼埃突然死亡。戴高乐宣布，梅尼埃的儿子准备向法国领土上所有的英国秘密情报局官员、向丘吉尔和整个英国政府起诉。英国人能抓戴高乐，法国人也能逮捕丘吉尔。此事一直闹到1944年6月诺曼底登陆前夕，因为盟国必须请戴高乐来英国共商大计，英国政府出于无奈，以1000英镑为代价买通达福“撤回起诉”，才算宣告平息。
接着是英国政府限制戴高乐用密码电报和法国驻伦敦的办事机构联系。这件事的背景要复杂得多。起因更早是源于法国人大大咧咧的天性使盟国领导人不敢信任。他们天生地不善于保守秘密。正如一个英国谍报人员在汇报中指出的：他们善于密谋策划，却不能守口如瓶，结果是被捕者中 95%是因为他们的朋友不能保持沉默。还有位特工在家信中这么描述：
我第一次参加的法国人称之为“空投”的行动既不安静也不保密。货物从飞机上一扔下来，人们就马上欢腾起来，一个叫什么阿伯特的人开始喊叫：“注意，箱子下来啦！”于是所有在场的人都跟着高声叫喊，什么鲍勃啦，阿方索啦，皮埃尔啦等等，总之周围的每一个人都来凑热闹，叫着“小心别让上帝的箱子砸着你”。货箱一着陆，抢降落伞的比赛就开始了，看谁收集的降落伞最多。随后就赶来了牛车，赶车的人大声地吆喝着：“来吧，老伙计，往箱子那边拉呀！”然后他们就商量如何装车，谁有资格先开始装。当我动手抬箱子时，听见有人大声叫起来：“别动，我的上尉，让我来吧！”还有人跟着喊：“上尉，你怎么搞的！”于是，这群来帮忙的人就自己动手干起来了。
在场面比较大的行动中如此，在高度机密的情况下也是如此。让·穆兰有一次召集全国抵抗运动的负责人在一家公寓里开秘密会议，会上几个地区的司令员发生了争吵，整幢公寓楼闹成一片，德国人则在一旁静静听着。第二次开会时，全国抵抗运动被党卫军保安局一次抓了12个司令员。
1942年10月2日，德军无线电截听站截听到伦敦的战斗法国情报官员与驻华盛顿外交官之间一次清楚的谈话。这次谈话透露，在一个称之为“火炬”计划的作战行动之后，盟国打算在阿尔及尔建立一个司令部。过不久，一位名叫克拉莫尔冈的战斗法国情报官在卡迪斯附近坠海身亡，他身上带的文件被西班牙情报当局交给了德国人，也证实了盟国在阿尔及尔的战略意图！
另一方面，战斗法国使用的密码也确实保不了密。登陆前夕，为了更好地发挥法国地下军日后的配合作用，盟军总司令部要求战斗法国把地下军化整为零。战斗法国为了便于控制指挥，仅把地下军分设为两个司令部。这份电报译成密码交给英国特种行动局审查时没有通过。法国中央情报局又呈交了一份密码电报，并附上译文表示已遵令分散了组织。但英国密码专家马克斯一看就说，两份密码电报内容相同。中央情报局很尴尬，指责马克斯盗用了法国的密码本。马克斯说，如果中央情报局愿意用这种密码任意起草一份电报，他可以当面破译出来。于是中央情报局又起草了一份电报，马克斯真的就当面破译出来了。
鉴于上述情况和登陆行动的责任重大，英国政府只能应艾森豪威尔的要求，命令禁止用英国、美国或俄国密码以外的密码发电报，设在阿尔及尔的戴高乐司令部和它在伦敦盟国远征军最高司令部的代表之间的通讯也不例外。
在军事上，这当然是必要的，但在政治上，却是对戴高乐的尊严和对一个主权国家民族自尊心的冒犯。而戴高乐则一贯认为，军事是从属于政治的，所以他怒不可遏。他说：“4月21日，盟国通知我们，今后不再转发我们和我们驻伦敦的外交和军事代表之间的密码电报。盟国当局对我们解释说，这是因为必须保守准备登陆的秘密。英美单方面对法国所采取的这种谨慎态度，我们认为是一种粗暴的行为，因为法国的武装部队正同他们一起在反攻战役中占重要的地位，同时战场是在法国的领土上开辟的。因此，解放委员会决定，在盟国硬要干预我们下达命令和传达报告期间，停止自己的大使维埃诺和军事代表盖尼同他们解决任何事务。”在命令驻英代表停止与英美接触的同时，他自己也拒绝接见英国的大使。
戴高乐自己可能也并不知道，这个决定正中盟国下怀。英美两国总参谋部正好在没有法国人参与的情况下，加紧完善代号为“尼普顿计划”，又称为“霸王行动”的诺曼底登陆作战计划。因为这次行动要攻入的地方是法国，战场也是法国，而法国人的感情用事则是盟国最头痛的事，所以这个计划的策划从萌发之日起就没让法国人参加。直到登陆日的前夕——1944年6月4日，丘吉尔派专机把戴高乐接到英国，这个计划的概略情况才由盟军总司令艾森豪威尔将军当着丘吉尔的面向戴高乐做了通报：盟军准备以287万大军、13000多架飞机和6 000多艘舰艇于 6月上旬在法国诺曼底海岸实施登陆，同时利用“坚韧”和“水银”两个子计划的欺骗行动把实力雄厚的德军牵制在加来海峡，希望让他们在那里抵抗根本不会发生的大举进攻，另外还有一套特殊的轰炸、欺骗、游击、骚扰和佯攻计划以阻止法国各个角落的德国人集中起来对付进攻。此外，一百多个侦察组将被空投到法国各地，监视德国坦克师的动向。为了阻滞坦克的行动，“绿色计划”集中破坏铁路，“乌龟计划”破坏公路桥梁，“蓝色计划”破坏德军的供电系统，“紫色计划”扰乱德军无线电通讯系统；还有其他一些计划破坏机车、铁路车辆、铁路转台和各类油库。进攻时将有1188条铁路、33条公路、32条无线电通讯线路被选作破坏对象，同时还有几百条线路的情况正在侦察。除了破坏之外，法国地下军还应该开展广泛而有计划的游击战以配合进攻，迷惑或拖住敌人。这就必须强调地下军得服从盟军最高司令部的命令。
当时，丘吉尔和艾森豪威尔最害怕的是戴高乐会大光其火而把事情搞个一团糟，而且后来的事实证明他们为了胜利又不得不这样做：战后从党卫军保密局的档案中发现，惟一一份关于“霸王行动”的准确情报正是来自于阿尔及尔戴高乐的总参谋部的一个上尉，情报的日期则正是6月4日！而据盟军最高司令部所知，到6月4日为止，知道这个行动计划的惟一一个法国人是戴高乐，而戴高乐又是直到6月4日中午才赶到法国的！幸而这份情报被党卫军保密局的情报官员混杂在有关此计划的其他250多件不确切情报中被人遗忘，否则后果不堪设想！但此情况是如何传到阿尔及尔的，至今都是个悬案。
但这次戴高乐这位“浓雾中的掌舵人”却表现得非常明智，不仅没为此事直到最后才告诉他而光火，反而是热情地赞扬“在这极端危险和复杂的巨大战役中，盎格鲁萨克逊人为了建立自己的‘计划’所施展的才能，真是达到了登峰造极的地步”！当时由于天气恶劣，海面上有6级大风浪，登陆原定是在3日至7日之间进行，现在已经是4日，天气毫无好转迹象，使用平底船、登陆艇和浮桥航行靠岸都毫无把握，但是最迟在明天必须发布进攻或延迟的命令，艾森豪威尔一直为此焦虑不安。他征求戴高乐的看法：“您的意见怎么样？”
戴高乐说：“我只向您说一句，如果我是您的话，我决不推迟！我认为天气的危险并不比推迟几个星期的危险更大。一再推迟就会涣散军心，也有泄露军事机密的危险。”
戴高乐明智的支持，使艾森豪威尔坚定了信心，也博得了这位美国将军日后的尊敬。但戴高乐所支持的只是这次军事行动，而并不是美国政府的政策。美国政府的对法政策是戴高乐说什么也不能接受的。罗斯福出于对法国人痛心的失望，内心深处一直不相信有任何一个能真正代表法兰西民族利益的临时政府，甚至包括戴高乐的民族解放委员会；同时也出于战争期间统一指挥的需要，他坚持盟国特别是法国的一切行动，都要置于美国政府以及它的军事代表艾森豪威尔将军的管辖之下。他指令艾森豪威尔将军，占领了法国的土地之时，就要以军事管制的方式建立盟国军政府，发行战时货币，以便从行政上经济上保证盟军能得到有效的支持，并要求丘吉尔说服戴高乐顺从。
在这种关系到国家主权的大问题上，戴高乐怎么会听丘吉尔的游说？相反，他感到罗斯福与丘吉尔这样关注法国内政，正是法兰西复兴的最有力的证明，也更加坚定了他的信心。他宣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