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们周围的人也没有起到和解或疏通的作用。可以说，戴高乐在美国的死对头都是接近或者能够影响罗斯福总统的人。罗斯福在从这些人身上获得的情报中得出结论：戴高乐只被国外流亡的极少数法国人承认，在伦敦指挥着一支很小的部队，武器、经费全靠英国。此外，罗斯福认为戴高乐性情高傲，难以相处，不断挑起纠纷，妨碍了美国对维希的立场。更糟糕的是，在意识形态领域的冲突中，美国的新闻界大多站在戴高乐一边反对自己的总统，也使罗斯福感到很恼火！
为了消除一些外界的误会，说明自由法国的立场，1942年4月1日，戴高乐发表了一篇演说，全面阐述了他的对外政策，同时对罗斯福的“不公正”态度也旁敲侧击地进行了批评。在演说中，他第一次使用了“战斗法国”这个名词来称呼他的“自由法国运动”（三个月后，他就正式宣布“自由法国”更名为“战斗法国”）。他说：“不要认为战斗法国这个奇迹，只要一经形成就不要管她了……整个问题的基础是：只有在盟国愿意和战斗法国站在一起的条件下，战斗法国才愿意和盟国站在一起。”在谈到美国政府仍和维希发生关系并和它的代理领事进行秘密交易的时候，戴高乐严正指出：“对于民主国家来说，依靠那些破坏法国自由和想按照法西斯主义的模型或脸谱来改造法国的人，就是在政治上引用了为了怕雨淋而投入大海的可怜的傻瓜原则。当前整个法国问题是一个革命问题，不承认这一点是一个严重的错误。这是被她的统治阶级和特权阶级出卖了的法国，开始要完成历史上最大的一次革命。如果自封的现实主义，在一次又一次的慕尼黑会议中，已经把自由引向深渊的边缘，而现在又继续压制热情，不肯改弦更张，那将是不能容忍的！”最后，戴高乐以顶天立地的气派斩钉截铁地宣称：“地位已经确定了，自由法国无论在公众的感情上或在法律的认可上，都成功地被认为不仅是法国的武装保卫者，而且是她的利益的监护人。这个结果是在历史的紧要关头得到的，是任何人也否定不了的！”
这次演说对端正国际视听起了很大的作用。同时，丘吉尔这位自小就热爱法国的天然盟友也做了大量工作，竭力劝说罗斯福总统缓和他对这位自由法国领袖的态度。经过了近两年的曲折的了解和严肃的对话之后，戴高乐与罗斯福的关系有了改善。5月21日，美国新任驻英大使约翰·怀南特在伦敦同戴高乐会晤，恭听他对开辟第二战场的见解。10天后他们又举行了一次会谈，英国国务大臣艾登也出席了。戴高乐满意地发现，看来美国国务院的科德尔·赫尔和萨姆纳·威尔斯已开始意识到他们对自由法国的态度是不现实的了。6月29日，英国外交大臣告诉将军：美国政府正在考虑改变他对法兰西全国委员会的政策。次日，美驻英大使怀南特与戴高乐共进晚餐，衷心地表达了对将军的同情，并答应在美国尽力宣传将军的人格。
7月9日，美国政府正式发表了一个公报，给予戴高乐的自由法国运动以某种承认。公报的全文在发表前曾送交戴高乐，征求他的意见。斯塔克海军上将和博尔特将军被指派为美国政府的代表，与在伦敦的法兰西全国委员会协商有关指挥战争的一切问题。美国方面承认戴高乐将军的贡献和全国委员会为维持法国的传统精神和制度所作出的努力，全国委员会作为法国抗击轴心国的法国各种抵抗力量的象征，将得到一切可能的援助。公报同时表明，美国政府和英国政府一致认为——它确信法兰西全国委员会也会认为——法国的政治前途只能在自由和没有强迫的条件下决定。
这是法美关系上的一次重大进步。同时，由于珍珠港事件后日本进攻的压力，美国同自由法国的军事合作也比以前有所加强。法国在太平洋上的领地：新喀里多尼亚群岛、马贵斯群岛、吐摩图群岛、社会群岛等，都变成了盟国的战略据点。戴高乐决定，在军事上尽量先满足美英的要求，惟一的条件是对方必须尊重法国的主权和在当地的权力。美国承认了这个条件，声明“尊重太平洋上所有法国岛屿的主权，美国在各岛上建立的基地和设备将留下来作为法国的财产，如果战后美国基地仍旧保持，则法国有与美国共管的权力”。而在行动上，美国人也开始采取了较为明智的态度。美英参谋长想加强法属新喀里多尼亚群岛的防御，美国国务卿赫尔先打电报请示戴高乐，谦和地表示“希望法国高级专员过去所给予的友好的协助和合作，在将来仍继续下去”。3月6日，法兰西民族委员会被邀请派代表出席在伦敦设立的“太平洋战争委员会”，同英国、新西兰、澳大利亚以及美国的代表一起交换情报和作战问题。这样，战争迫使美国和自由法国的关系日趋接近，双方在太平洋战区的合作也日益加强。自由法国——战斗法国，在国际政治中的地位也就日益加强和巩固了。
但政治地位的加强并不等于军事地位的加强。军事虽然从属于政治，但又正是它支撑着政治。戴高乐对此心明肚亮。在回忆录中他写道：“在受人拥护的伙伴中我是相当孤立的，在富翁当中我是个穷鬼。在这种情况下，我满怀希望，但也万分忧虑，因为在未来的战斗中，无论如何总应该有法国。法国当前的中心问题，不仅是能不能把敌人赶出国土的问题，而且是决定民族与国家的前途的问题。假使法国一直衰落下去，本身的优势将丧失殆尽，她的独立自主也就不存在了。她将从平静的海面不停地沉沦下去，从受敌人的奴役变成盟国的附庸。相反地，如果她能在恢复统一的基础上东山再起，那就什么也不会损失。只要战争期间法国是个交战国，而且又团结在一个政权的周围，她的前途就有保障。”
将军的这种考虑无疑是正确的。他却没想到，正是因为他参战心切，在盟军即将开始的“火炬”行动中，他却又一次被卷入了一个异常复杂的政治旋涡之中。
10 “我们是不得已才这样做的”
第二次世界大战的第三个年头开春，交战双方力量对比已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苏联战场开始战略反攻，全世界的注意力都被引向了鲜血淋漓的斯大林格勒保卫战；德国已成为强弩之末，意大利已经一蹶不振；太平洋方面，日本的攻势已被遏制，中国的抗战力量正大大加强；而北部非洲，由于多属维希法国的殖民地，德国人的力量大都东调，盟军也开始摆脱被动挨打的局面。
在这种局势下，苏联外长莫洛托夫访问伦敦，迫切要求美英本年度在欧洲开辟第二战场，以减轻东线的压力。英国舆论界对此作出了积极响应，但丘吉尔未做承诺。在他看来，当年进攻欧洲还不具备条件，可行的方案应当是进攻法属非洲。罗斯福也同意这个方案，因为驻守的维希政府与美国有外交关系，在那里登陆风险要小得多。
如果从殖民利益考虑，这个方案的好处更多。对英国而言，一旦占领北非，盟军就可以威胁德军元帅隆美尔的后方，解除埃及之围，把墨索里尼和希特勒的军队赶出北非。这样，就可以确保直布罗陀海峡安全，恢复地中海航道，维护大英帝国的殖民体系，从这些殖民地源源不断地得到最重要的石油等战略物资。对美国来说，罗斯福最怕德国占领西非、北非，然后东进与从苏联高加索南下的德军会师，进而在印度与日本军队联手；西边从达喀尔通过大西洋中部最短的航道进逼巴西，威胁美国的安全。美国急于消除这个隐患，同时也想控制西非、北非和地中海，窥伺中东。
但这样做，将不可避免地触犯戴高乐的战斗法国的主权。因为北非虽为维希控制，但毕竟是法国的殖民地。英美两方都早已承认自由法国——战斗法国的政治地位，要从这里动刀兵，当然得事先求得戴高乐的同意。英美心里都各有小算盘，这种小算盘拿到视国家主权如生命的极为敏感又固执的戴高乐面前，根本就别指望能通过！
此外，法国人热烈而易激动的天性也使罗斯福和丘吉尔心存疑惧，进军达喀尔的“威慑”计划由于过早泄密而功败垂成使人记忆犹新。加之轴心国间谍活动比以前更加积极，谁也不敢再冒泄密的风险。
所以，英美两方的总参谋部在制订代号为“火炬计划”的进攻北非的军事行动计划时，不得不对戴高乐实行“高度保密”。
9月20日，罗斯福和丘吉尔最后批准了“火炬计划”。这个计划确定在摩洛哥的卡萨布兰卡和阿尔及利亚的奥兰、阿尔及尔等三处同时登陆。参加这次军事行动的英美远征军共13个师，650艘军舰和运输船，首批登陆的部队为7个师共11万人。此外还有几个空降营配合这次行动，以占领敌方防御纵深内的机场和要地。空中保障将使用1700架飞机，其绝大部分驻守在直布罗陀要塞。美国的艾森豪威尔和英国的亚历山大将军担任这次行动的正副总指挥，行动的最后期限不超过11月上旬。
尽管这个计划对戴高乐严密封锁消息，但作为战略家的戴高乐，却从英国飞机和坦克的不断集结与丘吉尔对亚历山大将军和蒙哥马利将军等高级军官的人事变动中猜测到了盟国的军事意图，而且他还精明地认识到，自己被孤立于盟国军事行动之外的关键在于罗斯福。他当机立断，一面打电报通知驻伦敦的委员会：美军已决定在法属北非登陆，以配合英军从埃及发动的攻势。一面派安德烈·菲利普为特使，给美国总统送去一封私人信件。
这封信开门见山地谈了一些根本问题。戴高乐说，法国承受了1914—1918年第一次世界大战的主要负担，已元气大伤、疲惫不堪。由于战略上和策略上的错误以及缺少盟国支持，导致了她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开始时的失败。使法国重新投入战争的确有必要，他戴高乐本人已毅然承担起这个责任。他不是一个政客，当然不赞成他的追随者介入政治，如果这意味着参加党派之争。但如果这意味着捍卫法国的利益，为了法兰西而同敌人作战，那么他确实已参与了政治。但这决不意味着他有个人野心、想当独裁者。美国总统在法国享有无与伦比的崇高威望。但是美国总统应该与哪一个法国打交道呢？昨天的法国？维希的法国？还是明天的法国，人们尚未看到其形状的法国？不！战争期间算得上法国的惟有现在的战斗的法国！戴高乐要求罗斯福“为了我们共同战斗的神圣事业的利益，全面地直接地审查美国和战斗法国之间的关系”。
这封信虽然及时送到了白宫，却立即被罗斯福束之高阁。因为罗斯福为了插足北非和扶植一个受美国控制的政权，以利战后确保美国在欧洲和全世界的霸权地位，已经物色到两个听命于美国的人选，以取代坚决维护法兰西主权和独立的不听话的戴高乐！
这两个人选，一个名叫亨利·吉罗，即四年前对戴高乐上校说“只要我还活着，你就别想在我的防区看到你的理论付诸实践”的那位梅斯地区最高军事长官。此人是五星级上将，一战中曾失去了一条腿。1940年他63岁，从德国战俘营用绳子逾墙逃了出来，冒着纳粹悬赏10万马克买他首级的危险先跑到瑞士，拒绝了戴高乐“共同抗敌”的诚挚邀请而跑去拜会了贝当。维希政府总理赖伐尔试图说服他向德国人自首，被他断然拒绝，因而获得了很好的声誉。但不为人知的是，为了得到德国人答应的自由，他还是签署了一项效忠于贝当元帅的声明。
另一名人选是达尔朗海军上将。此人却是盟国正与之战斗的欧洲反动势力的代表人物。他是维希政府军队的总司令，纳粹的热心合作者，维希反犹法令的主谋。他看出了轴心国前途不妙，想改换门庭，便指使他的儿子找到美国驻北非高级专员罗伯特·墨菲，向他保证达尔朗愿和盟军合作。
“火炬计划”总指挥艾森豪威尔将军对此二人的分量进行了反复的掂量：一个声誉较好却无一兵一卒，一个手握重兵却声名狼藉。最后，他决定任命吉罗为法属北非总督，达尔朗为武装部队总司令，戴高乐则被完全撇到了一边。
这样安排还有一个非常现实的目的。美国人的如意算盘是争取维希法军归顺，以便“兵不刃血”地占领法属北非。作为盟国三巨头之一的丘吉尔虽然并不情愿，但要违拗美国人的意思却有点力不从心。
11月8日，“火炬计划”正式实施。中午时分，正在伦敦的戴高乐被丘吉尔召见，来到唐宁街十号。丘吉尔和艾登友好却不无尴尬地把盟军在北非登陆的行动告诉了他，并解释道，虽然在海面和空中英国人占较大比重，但在地面上，美军人数超过了英国，事实上这是美国人的一场表演，指挥官是美国将军艾森豪威尔，是他们坚持要把战斗法国排斥在外。
同时，丘吉尔把由吉罗将军指挥北非的法国军队的安排（丘吉尔此时根本就不敢透露计划中让达尔朗担任总司令的消息！）也告诉了戴高乐。他很为难又很激动地说：
我们是不得已才这样做的，不过你可以放心，我们决不会抛弃与你订的协议。自1940年6月以来，我们就一直答应支持你。在战争最艰苦的时刻，你曾和我们站在一起，既然现在前景越来越光明了，我们决不会抛弃你！
使丘吉尔喜出望外的是，一贯强硬地反击任何无视战斗法国地位行动的戴高乐将军，这次却以他胸怀全局的政治家和战略家的气度明智地接受了这个既成事实！他在明确指出“美国人在北非玩弄利用维希反对戴高乐的把戏”的同时，也对吉罗表示了赞扬和对战役表示了良好的祝愿。当天晚上，他还通过广播，向法兰西全体军民，向法属北非的侨民和军政人员发表演说，指出这项行动“已开始把法属北非投入到解放战斗里来了”。号召人们“不要考虑他的名义和形式，只有一件重要的事情，那就是拯救法国”，号召“北非的法国人，把我们从地中海这边送到对岸，重新回到战斗的行列中去”。
然而，形势的发展大出所有战略家的意料，一个意外的因素是达尔朗的儿子突然得了麻痹症住进了阿尔及尔的医院，达尔朗不得不于11月5日赶到阿尔及尔，打破了美国人的“进攻时达尔朗不在前线，由朱安将军控制局势”的计划。有达尔朗在，朱安将军发挥不了任何作用。而达尔朗此时，正对美国人的让吉罗任总督、他当“总司令”的安排不满。他想要的是最高行政首脑职务。所以，尽管墨菲和朱安于凌晨2点钟把盟军立即登陆的行动消息告诉他，并力劝他下令要维希法国军队放弃抵抗，他还是暴跳如雷地下令立即执行贝当元帅立即抵抗的命令。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