利特尔顿先生，你知道我本人和我的追随者对我们的同盟事业做了一些什么。因此你就可以估量出，如果我们不得不看到这个同盟被破坏，那是多么令人感到遗憾！但是，我们本身以及我们国内把希望寄托在我们身上的人，都不能承认这一同盟将用来危害法国。如果不幸出现了这种情况，我宁愿断绝我们和英国的关系。诚然，不论在什么情况下，我们都将尽可能跟共同敌人作战。我打算在三天之内到贝鲁特去，在这三天之中，我随时准备进行你们认为有必要的谈判。
戴高乐宁折不弯、寸步不让的强硬态度收到了积极的效果。当天晚上，利特尔顿再次与戴高乐会晤。他完全否定英国有在中东取代法国的企图，并宣布他愿意用书面形式向戴高乐保证，英国决然不在政治和行政管理方面谋求任何私利。但这个承诺仍不能满足戴高乐，他指出停战协定仍在执行。利特尔顿再次领略了戴高乐那不可一世的傲岸神气和矢志不移的决心。他不得不服输。
7月24日，英国政府和自由法国终于达成了一项对停战协定的“解释性”协议，结果，数千名维希官兵反正，使戴高乐得以再建两个旅和一支装甲部队。
7 三次“米塞利埃事件”
三次“米塞利埃事件”在戴高乐初创政权时期都引起了内政外交上的大地震，也更增添了这位巨人的传奇色彩。
海军中将米塞利埃是首批投奔戴高乐的人中军衔最高的将领，也是一个具有“难以相处”性格的人。他到伦敦时年已花甲，但胡须墨黑，两眼炯炯有神，整天轻松自在，显示出一副大海盗气派。在他的专业领域，他确实很有才干，所以戴高乐任命他为自由法国海军司令。然而，这位中将却是个权欲心重且死要面子的妄自尊大的角色。他认为自己的军衔级别比戴高乐高，但到伦敦后却在政治上和军事上都成了戴高乐的下属。他一直心怀不满，经常干出些超出职权发号施令的事，在自由法国内部很不得人心。
1941年元旦清晨，这位海军中将突然被英国当局逮捕。英国情报局获得了四份文件，其中一份说明米塞利埃把远征达喀尔的计划出卖给了维希当局；另一份则是他企图把“苏尔库夫”号潜艇交给维希政府的计划；第三份是他因破坏了非洲海军部队的招募计划而获得2000英镑偿金的证明。因为当时戴高乐正在乡下与妻儿过元旦，丘吉尔断然决定，立即把米塞利埃和他的几个部下投入监狱。
这件事不论真实与否，都是无视自由法国主权的行为。戴高乐第二天上午才得到英方通报，当即表示了极大的愤慨，并要求英方立即放人。但丘吉尔盛怒之中，谁的意见都听不进，嚷着“真想立即把他吊死！”三天后，戴高乐又向斯皮尔斯将军递交了一份备忘录，指出那几份证明海军中将有罪的文件是伪造的，英国方面这才着了慌，加紧了调查。到1月8日，戴高乐向英国发出最后通牒，要求立即释放米塞利埃将军，否则，自由法国不惜断绝与英国的一切关系！但这时，英方已经查明，这些文件确实是两名与海军中将有私怨的情报官员伪造的！为此，英国方面只好十分尴尬地释放了海军中将，而丘吉尔，则于9日上午亲自登门向戴高乐赔礼道歉，并把两名谍工交由戴高乐处置。戴高乐当时也许原谅了此事，但他一直耿耿于怀英方无视自由法国主权的作法。不久，他下令把所有为自由法国工作的英国籍人统统解雇，英法两方在外交上费了好大劲才使这位执拗的将军收回成命。
第二起“米塞利埃事件”发生在这年9月。这件事的背景是英方对戴高乐的寸步不让毫不妥协的强硬态度越来越感到不耐烦。他们认为戴高乐是靠英方的慷慨援助扶持起来的，他应当表现得“听话一点”。丘吉尔想建立一个正式的委员会来分散戴高乐的权力，以遏制他思想上越来越鲜明的“君主独裁”倾向。而自由法国内部，也有以米塞利埃将军为首的一伙人“认为戴高乐患了妄自尊大的毛病……他感到，要么他们必须换掉他们的领袖，要么，领袖必须改变自己的作风，二者必择其一。”在英国人看来，米塞利埃在政治上属于“轻量级选手”，取代戴高乐当然是不可能的，但假如他的目的只是追求自由法国运动内部的民主化，则无可厚非。
这种看法和建立一个委员会的建议无疑极大地鼓舞了那些人。9月19日，密谋活动的关键人物在萨瓦饭店的一间雅座里共进午餐，他们中有米塞利埃、莫莱、夏埃菲和《法国解放报》编辑拉巴特，英方有莫顿少校和莫里斯·德尚。东道主是贝斯伯勒勋爵。据说，他后来对此事的评论是：“我从没想到一次革命需要这么多的白兰地！”
这些人确实是在策划一场革命。米塞利埃踌躇满志地告诉他的朋友们，他已经向戴高乐递交了一份照会，要戴高乐立即建立一个执行委员会，发表任何声明和作出任何有关政策的决定，都必须事先得到执委会的批准。戴高乐将军担任这个委员会的名誉主席，他米塞利埃则出任拥有一切实权的副主席，一些最重要的职能部门则由他的朋友们负责：拉巴特负责政治指导和宣传工作，莫莱出掌情报机构和海军，他米塞利埃自己还将兼管国防。米塞利埃说，他已经要求戴高乐尽早答复，假如戴高乐拒绝这个方案，他将通知英国政府，他和他的舰队已完成战斗部署，随时可以参加战争——但不是作为戴高乐将军指挥的部队！午餐后，这伙密谋分子回到米塞利埃的公寓起草了一个详细阐述该方案的法令，打算交给戴高乐签署和“英王陛下的政府批准”。
这种公开制造分裂的行径却不是丘吉尔所欢迎的，当然更别妄想戴高乐会屈从。其实戴高乐早已成竹在胸。他根本不理睬米塞利埃的“照会”和“法令草案”，而是在卡尔顿花园精心计划他的下一步行动。米塞利埃急不可耐，到了第三天晚上，他实在忍不住了，便约了拉巴特一起去拜会戴高乐。戴高乐和颜悦色地告诉他们，建立一个委员会是毫无问题的，委员会的主席将由他本人担任。将军欢迎米塞利埃和拉巴特加入委员会，但断然拒绝让莫莱取代帕西。米塞利埃和拉巴特当即声明，他们不能接受由戴高乐继续独掌大权和帕西独掌情报工作的方案……他们拒绝加入委员会。
利令智昏的米塞利埃以为这会迫使戴高乐让步。第二天早晨，他打电话给负责政治内阁事务的德尚，问将军是否改变了主意。德尚回答说，将军事实上正在准备宣布民族委员会的任命名单，其中既不包括米塞利埃，也没有莫莱和拉巴特。米塞利埃勃然大怒道：既然如此，海军“将独立出来继续战斗”！接着他竟通知英国海军部，他准备把“他的”舰队交给他们调遣。
戴高乐得知米塞利埃竟在分裂的邪道上越走越远，不免怒火中烧，但为了事业，为了团结，他还是给米塞利埃发了个义正辞严的最后通牒：
你已通知我你的决定，即你本人及海军与自由法国决裂……你这样做是在滥用授予你的军事指挥权，是令人不能容忍的……我给你24小时的时间考虑，以恢复理智，重尽职守。否则，我将采取一切必要措施，以保证你不致造成危害，并将你的所作所为公之于众，也就是说，你将受到人们的唾弃。我还必须通知你……我确信会得到我们的英国盟友的支持……他们承认我为自由法国的领袖。
接着，戴高乐于下午1时拜会了丘吉尔，通报了上述情况。丘吉尔大吃一惊，因为事情发展到这步田地，显然是严重危害英法两国的共同利益的！当天晚上，英国内阁进行紧急磋商，决定尽最大力量调解。最后，米塞利埃不得不屈服，戴高乐则还是把他纳入了新成立的九人委员会，因为“他无疑是一位出类拔萃的海军军官，而且仍然能够在他的岗位上为自由法国效力”。
最后一次“米塞利埃事件”是由自由法国和美国的对抗引起的。
在北美洲的纽芬兰海岸有两个法属小岛：圣皮埃尔和密克隆，岛上的五千多居民对维希政府毫无好感。但维希政府在岛上有一座功率强大的无线电台，敌人用它对美国进行广播宣传，还可以用来向德国潜艇通报在大西洋上航行的盟国船队的位置。所以这两个不起眼的小岛，却占有很重要的战略地位。美国和加拿大早就想控制它，却碍于老贝当的情面。自法国投降以来，美国罗斯福总统、赫尔国务卿和威尔斯副国务卿一直就不遗余力地和贝当的维希政府保持亲密的关系，指望能鼓励那位年迈的元帅能抬头挺胸，别把法国舰队交给德国人，并终有一天能说服和领导北非拿起武器向德国人开战。
戴高乐早就想收复这两座岛屿，但这必须得到美国和加拿大的同意。当戴高乐向英国外交大臣安东尼·艾登通报他打算于1941年秋季动手时，艾登向他阐述了上述问题。得到加拿大的许可没费什么周折，但要取得美国的同意就完全是另一回事了。
自战争爆发以来，戴高乐一直对美国抱有极大的信心。同丘吉尔一样，他确信美国最终会参战，它的介入将起到决定性的作用。与丘吉尔不同的是，他希望能利用美国抗衡英国对法国的影响。为此，他几次派遣使团去华盛顿，再三提出与美国国务院合作，甚至还提出同意让美军充分使用自由法国在非洲的海军基地。但是，美国竟毫无反应。
在罗斯福总统看来，戴高乐却“仅仅是一个法国将军而已”。而法国将军，自从1940年6月22日法国签字投降，就已经失去了往日的荣誉和光彩。至于戴高乐这位特别的法国准将，据深受贝当影响的、美国驻维希法国的代表李海海军上将所提供的报告说，则不仅是“法国的叛徒”，而且还是“英国的傀儡”，甚至还带有法西斯独裁者倾向；另外，达喀尔的败仗也足以说明他成不了气候。所以，罗斯福政府一直在以虽徒劳无功但却又令人钦佩的耐心讨好维希政权，根本不愿意理睬戴高乐。
1941年12月7日的珍珠港事件，终于把美国拖入了战争。戴高乐马上意识到了这一重大事件的意义。他对一位朋友说：“大局已定。在这场工业战争中，没有谁能与美国的工业实力抗衡。”他还以他一贯的战略眼光预言说：“从现在起，英国人如果没有罗斯福的点头将什么也干不成。”
然而，战争却并没使美国人改变对维希政府的笼络态度。他们坚决不同意戴高乐对圣皮埃尔和密克隆岛采取行动；另一方面，却打算让“加拿大派出人员管理岛上的无线电台”。这样一来，一项军事计划又演变成了外国干涉法国领土的问题了。这当然是法兰西民族利益所不能容忍的。
于是，戴高乐于12月初命令米塞利埃海军上将去加拿大视察驻扎在那里的自由法国海军部队。到了圣诞节前夕，他便断然命令米塞利埃立即攻占那两个岛屿。
罗斯福和丘吉尔起初对此事倒没怎么在意，赫尔国务卿却不然。“虽然这两个岛屿相对来说不怎么重要，但它们被自由法国人以武力强行占领却给我们造成巨大麻烦……这可能严重影响我们同贝当元帅的政府的关系。”他发表了一个公报以示愤慨：
我们得到的初步报告表明，所谓的自由法国人的军舰在圣皮埃尔岛登陆是一个武断的行动，它违反了有关各方的协定，事先根本没有通知或征求美国的同意。美国政府已询问加拿大政府准备采取什么措施恢复该岛的现状。
但加拿大政府的答复却是：“加拿大人对戴高乐的行动感到欣慰。”美国舆论也非常赞赏这次行动，并对赫尔发表的“所谓的自由法国人”的声明表示极大的义愤，不计其数的“所谓的国务卿”、“所谓的国务院”的挖苦和辱骂信件飞到了他办公桌上。赫尔不愿善罢甘休，他极力想说服丘吉尔支持他逼迫戴高乐撤出该岛，但丘吉尔却认为“赫尔先生完全是小题大作”，因为英国外交部已发来电报，指出任何逼迫戴高乐撤离的行动都“势必会引起一场难以置信的动乱，我们将无法向公众解释”。戴高乐也给丘吉尔拍来了电报，明确指出“美国国务院目前对自由法国和维希政权采取的不同态度，将极大地损害法国和其他地方的战斗精神……美国政府对那些应对投降负责的人和犯有通敌罪的人公开表示这种偏爱，将给自由法国军队和领地以及沦陷区的舆论造成令人遗憾的印象”。因此，丘吉尔不仅不支持赫尔逼迫戴高乐，反而在第二天的联席会议上谴责了投降的维希政权，并为戴高乐进行了有力的辩护。
但赫尔国务卿也同样执拗。他先是起草了一份保全面子的声明，丘吉尔拒绝签字后，他又拟出一份新的协议草案，建议所有武装力量都从岛上撤走，两岛由美、英、加三国共管，并向罗斯福威胁说：假如总统在这件事上不给予他更坚决的支持，他就辞职。罗斯福无奈，只得劝丘吉尔去对戴高乐施压，并暗示他不惜使用武力。丘吉尔相当难堪，又不得不去逼迫戴高乐接受赫尔方案，他自己拉不下这个面皮，又只好敦促外交大臣艾登再次充当中间人。
事情既到了这一步，戴高乐当然更是谁的面子都不能买。他认为：一个人可能有朋友，但一个民族却不可能有朋友！而自己，则已经是民族利益的保护人了。所以，他决不能妥协。
艾登暗示道：美国正考虑派一艘巡洋舰和两艘驱逐舰到圣皮埃尔岛，那时您将怎么办？
戴高乐回答说：盟国的军舰将停泊在该岛领海范围之外，而美国海军将领则上岛同米塞利埃共进午餐，他会十分高兴的。
艾登说：但假如美国的巡洋舰驶入法国的领海呢？
戴高乐说：我们的人会按惯例通知他们停止前进。
艾登又追问一句：假如他们还是向前开呢？
戴高乐仍不动声色地说：那就会发生最令人遗憾的事，因为那时我们的人将不得不开炮！
这种毫无妥协余地的态度使艾登大臣的说客当不下去了，他只好回去如实向丘吉尔汇报。丘吉尔更是左右为难。因为从客观上说，美国丰富的资源、雄厚的经济实力和先进的科学技术，确实是世界反法西斯阵营的中坚和后盾，他实在不能得罪。他再次劝说戴高乐委曲求全，并以自己为例：“你看看我是怎样能屈能伸、转来转去的！”
戴高乐说：“你能那样做，我是办不到的！因为你是在一个巩固的国家基础之上，有团结起来的民族，统一的帝国，庞大的军队。但是我呢！我的资源在哪里？可是我，你知道，我是对法国的利益和命运负责的。这个负担太重了。我没有条件低头，环境也不允许我低头！”
这是戴高乐的苦衷，也是事实。丘吉尔当然也无法再逼迫戴高乐。于是，这位老练的外交家再次施展他那高超的外交天才，多方斡旋，终于使这事拖了一个多月，双方的激动情绪都逐渐冷却，最后默认了两岛的现实。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