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代考据学兴盛
清代考据学多被称为汉学，因为汉代学者重视利用实证方法研究儒家经典，与清代考据学有类似之处。宋代学者则注重义理之学，称为宋学，也称道学，他们以自己的学说解释儒家经典，在创立自身哲学的同时，破坏了经典的原始面貌和完整性，被清代考据学派鄙弃。
清初统治者实行严厉的措施控制知识分子的思想，知识分子自身也开始反思明末崇尚空谈的学风。究其原因，首先是由于明清易代之际政局不稳，统治者亟须重新整肃思想。第二，明中期以后文人结社、士大夫结党风气盛行，思想活跃，影响到封建统治的基础。明代盛行心学，士大夫平时袖手高谈心性，大敌当前却一筹莫展，清初一些思想家认为这些士大夫空虚不实，应该承担明亡的部分责任。第三，明中期以后中国国门逐渐打开，中国市场融入世界贸易体系之中，西方的思想、学术成果也经由传教士带入中国、引起知识分子的广泛兴趣。建立一些新兴学科如逻辑学、工程机械学等，西方有关天文、历算、地理等方面的最新成果同时传播到知识阶层。更重要的是，随着西学的传入，西方人学术严谨求实的研究方法逐渐被接受。
四书五经的研究仅作为哲学的一个分支而存在，地位有下降的危险。
清朝占据中原后，多次发布文告禁止文人结社，并且颁布禁海令，隔绝中国与海外诸国的自由交往，传教士或是被驱逐，或是圈居一地丧失了行动自由。西学的传播和研究受到限制，读书人重新回到埋头四书、五经的老路之中。同时，乾隆帝兴起的编修《四库全书》的文化工程需要四库馆臣们具有区分版本、辨别真伪、纠正错误的能力，而这些都是考据学的基础，官方的行动进一步推动了考据学的发展。
考据风气在明代中后期已露端倪。经过明末清初学术思想的调整，学者们对儒家经籍的研究已出现新的趋势。以顾炎武、黄宗羲、胡渭、阎若璩等人为代表，他们批判空洞的理论，认为学术研究应该重视实证、经世致用，顾炎武提倡“舍经学无理学”，就是应从先秦儒家直接寻找理学源头，根本不提宋明理学。他的《日知录》是清代考据学的开山之作。
黄宗羲运用考据学的方法致力于开拓史学领域，不同于顾炎武的是，他经学、史学并重。他说：“问学者必先穷经，经术所以经世。不为迂儒，必兼读史。读史不多，无以证理之变化。多尔不求于心，则为俗学。”创立浙东史学派，得名的原因因为黄宗羲是余姚人，他的高足弟子万氏兄弟万斯选、万斯大、万斯同是宁波鄞县人。万斯同是《明史》的主要撰稿人，对所有问题一一加以考订。黄宗羲本人是明末儒学大师刘宗周的学生，既是经学大师，又是著名的史学家。他的著作同样代表了两方面的成就，如《明儒学案》、《二程学案》是思想史的著作、《易学象数论》是经学著作、《明史案》是史学著作。继承万氏兄弟并加以发扬光大的是全祖望与章学诚，全祖望七次校注《水经注》，章学诚认为“六经皆史也”，把儒家经典视为历史文献。
考据学在乾隆、嘉靖年间进入全盛期，代表人物为戴震、惠栋、段玉裁、王念孙王引之父子等人，分为皖派与吴派两大派，因为双方的领军人物戴震是安徽人，惠栋是江苏人。戴震身为四库馆臣，是文字音韵学的大家，他与徽州经学前辈江永，以及当时著名学者同为考据派大师的惠栋、钱大昕、王鸣盛等人是好朋友。戴震认为，经典的核心在于其中的“道”，阐明“道’的手段是词。所以可由文字追溯语言，由语言直接了解古代圣人的心志。他的治学方法是先从文字学入手，从古书中校勘出正确的字，再求正确的音，然后对此字的义下一个正确的定义。他的著作如《孟子字义疏证》、《尔雅文字考》《声类表》等均是考证学派的代表作。戴震还是一位数学家，他从明成祖《永乐大典》中辑出当时已经散失的数学专著《孙子算经》、《九章算术》、《海岛算术》、《五曹算术》、《夏侯阳算经》。他自己的数学论著有《勾股割圜记》。
戴震在把诸家作品收入《四库全书》时，也作了一番考订校释的工作，如宋朝人李如圭著《仪礼集释》，以东汉郑立的注释为依据，戴震参考了唐代的石经，惠栋、沈大成的研究成果，改动14个字，删去106个字，增加24个字。戴震学生很多，其中有名者如王念孙、段玉裁、任大椿、孔广森、凌廷堪等人，都是考据学派的重要人物。段玉裁的《说文解字注》和王念孙的《广雅疏证》是代表了清代文字学的最高成就。王念孙之子王引之有《经传述闻》和《经传释词》，是读古籍必备的参考书，戴震及其传人在考据学的各方面均有建树。
吴派惠栋，弟子有江声、余萧客、沈彤等人，与王鸣盛、钱大昕等苏南学者联合成一个整体。惠栋绝意功名，只是秀才，继承父亲的学养，认为“凡古必真，凡汉皆好”，他专攻《易经》，出版了《周易述》、《易汉学》、《易例》等书。
吴派弟子成就不及皖派。而王鸣盛、钱大昕、赵翼等人则卓然自成一家，他们批评戴震等人重视经学轻视史学，所作的《二十二史札记》、《十七史商榷》等书至今为中国古代文化研究者所必备。
考据学不仅得到朝廷的支持，一些朝廷官员也倾巨资赞助学者的工作。如阮元是一个著名人物，他历仕乾隆、嘉庆、道光三朝，除了本人是一位学者外，利用自己朝廷大员的身份，每到一地，注意培养人才，搜罗文献，编印了许多书籍，如《学海堂经解》，共搜集一百八十多种清人研究经学的作品，组织学者编成《十三经校勘记》。
道光年间，考证学走到末路，学者之间门户之见极深，考据陷入琐碎。
考据应视为研究方法，但到清代后期，考据本身成为目的，对于别的学科一概斥之为“无本之学”。同时，注重义理阐释的“宋学”义理学派在清代同样得到继承，一些人或在理论中运用考据手法，将考据作为手段，或是批评“汉学’”的主张，为义理学派辩护。
事实上，一些学者曾努力兼容考证学与义理学，如戴震的考据学名作《孟子字义疏证》，写作目的是为了正人心，澄清一些误人的“理’。通过考据语言，对《孟子》的考订，戴震建立了一套哲学学说。焦循（1763~1820）继承了戴震考据学与义理相结合的方法，创作《孟子正义》，考据作为学术研究的方法成为为义理服务的工具。他们不迷信先人对于儒家经籍的固有结论，用怀疑的态度看待先人的成果，在考证的基础上重新加以审视，通过考辨，经籍的原貌得以重现，导致对权威著作与权威学者的怀疑，如阎若璩《古文尚书疏证》考证出古文尚书是后人的伪作。严格考据使后世学者普遍养成科学、严谨的学风。西学有关天文、历数、文字学的最新成果也被吸收到儒家经籍的研究之中，西北史地、金石、诸子学等各专门学科成为新兴学科。
对经籍在各时代演变过程的考证，相当于重溯一遍中国古代文化的发展历程，这个重溯过程事实上成为对程朱理学的批判过程，在考据学家眼中，宋学的义理只代表道学家们的思想，丝毫不符合圣贤经典的原意，如毛奇龄就指出：“自孔孟不作，道学专行，圣道圣学，其不明于世者，越七百年于兹矣。”
道光以后，由于内忧外患加剧，知识分子担心国家的命运，龚自珍、魏源等新一代学者崛起，不满足于考据之学的流弊，考据学走向衰落。
夜郎古国之谜
今天，人们只是在使用成语“夜郎自大”时，才提到“夜郎”其名。然而，有关它的历史情况，知者并不多。近年来，随着有关“夜郎”研究的日渐深入，“夜郎”之谜可望揭开。
“夜郎古国”，不管它是一个阶级社会的产物——国家也好，或者仍然不过是一个原始部落联盟也好，至少在战国时期至西汉河平年间的250多年里，曾著称于史。“夜郎王”虽因说了“汉孰与我大”的话，以至贻笑近两千年。不过，从当时“西南夷君长以什数，夜郎最大”，“所有精兵，可得十余万”等情况看，他确实是有自大的理由的。
无论是《史记》、《汉书》、《后汉书》、《华阳国志》、《水经注》上的有关记载和明清以来学者们的考订（如明代郑旻的《牂牁江解》，清田霎的《牂牁江考》，洪亮吉、张澍、郑珍及近人童业藻、何观州、任可澄、胡、吕思勉、林惠祥等有关著述），还是今天考古发掘中不断发现的“夜郎文化”的文物资料，都从不同角度说明，“夜郎古国”不是古人的杜撰、误传，而是一度存在于中国历史上的社会实体。
不过，“夜郎古国”距今毕竟2000年了，在中国正统史家的笔下，对这样一个“南夷”小国的事迹，虽有记载，却往往语焉不详。加上以后以“夜郎”为地名者，时过境迁，远非当年旧地。这就使后来的学者众说纷纭，连“夜郎古国”的确切位置，也无人能道其详了。
近年来，随着“夜郎会”专题研究的开展和深入，对有关“夜郎”、族属、社会性质等一类问题的了解有了较大进展。在这方面，首先是采用对有关史籍上的记载进行考订的传统方法。人们根据范晔《后汉书·南蛮西南夷列传》的记载：“西南夷者，在蜀郡徼外有夜郎国，东接交阯、西有滇国，北有邛都国”和《云南通志·夜郎考》的考证，先划出一个“大夜郎国”的范围来，其范围大致在今贵州（除去东北部）、广西西北部、云南东部及四川南部边缘一带。又根据《史记》记载：“夜郎者，临牂牁（柯）江”，将探索范围进一步缩小，进而寻找“夜郎国”及其“国都”之所在。
关于“夜郎国”及其“国都”，一种看法是沿袭清人郑珍在《牂牁十六县问答》（载《遵义府志》）一文里提出的“今安顺府地即汉夜郎县”这一观点而稍作发挥，或说在安顺北部；或说在安顺、镇宁、六枝一带；或说在安顺县东南广顺。
另一种看法则认为：“夜郎国”及其中心区应在今黔西南州及六盘水地区，其东南境到贞丰、望谟、册亨一带。有人还依据《安顺府志》和《威宁县志·夜郎县考》上的论述推断：西汉成帝河平中，牂牁太守陈立斩“夜郎王”兴时所到的且同亭，就是“夜郎国”的政治、军事机构所在地，它约在今贞丰、望谟一带，甚而指称“与北盘江会于贞丰之者香，即夜郎国都也。”
此外，还有“桐梓”说、“三合”说、“水城郎岱”说，等等。
不过，围绕古代典籍有限记载进行考订的传统方法，已经难以有新的突破，即如上述几种观点，大都只是沿袭明清学者的说法而已，且其中多有难以自圆之处。自新中国成立以来，贵州、云南等地的考古发现，则为探索夜郎故地打开了新的局面。在贵州清镇、平坝、安顺、赫章、兴义等11个县内，已发现不少汉代遗址和汉墓等。如安顺县东南宁谷公社汉墓就有百座以上。众多的考古发现，不仅证实了“夜郎古国”的存在，而且还印证了“夜郎国”中心在贵州西部偏南地区的文献考订。尤其令人振奋的是，《史记》、《汉书》都提到过的“西南夷君长以百数，独夜郎、滇受王印”中的“滇王”之印，早在1958年已从云南晋宁石寨山六号墓中发掘出来。我们可以期待，随着贵州地方考古工作的全面展开，虽然不一定能将2000年前的“夜郎王之印”和《华阳国志》上留名的“夜郎庄王墓”发掘出来，但一定会有越来越多的古夜郎遗物、遗址重见天日，且为我们提供更多、更有说服力的有关材料。
此外，从民族学的领域切入，是解开“夜郎”古国之谜的又一突破口。因为，在夜郎这块土地上生活过的越人、濮人及少数氐羌人等，他们或是今天仍生活在贵州、云南、四川、广西一带的彝、苗、侗、布依、水、仡佬族的先民，或与这些民族的先民有着极其密切的关系。近年来，通过对数以百计的古彝文典籍和苗族、侗族等少数民族的古歌、传说的翻译和研究工作的全面展开，从而也为我们传递来不少有关古夜郎国情况的信息。如自新中国成立后贵州毕节地区翻译的水西彝文巨著《恩布散额》及《水西制度》、《洪水泛滥史》等等中，就有关于彝族六祖后裔约在战国时期迁入夜郎地区的记载。
而对于与“夜郎文化”有关的“滇文化”、“巴蜀文化”、“楚文化”以及广西壮族西部文化（特别是桂西地区古代文化）的综合、比较的研究，亦有助于克服重犯“夜郎自大”、眼界狭窄的毛病，给古夜郎研究者以新的触发和启示。因为，“夜郎文化”并不是孤立地发展起来的，它和这些比邻地区的文化是互相影响、互相渗透的。如，1957年在贵州赫章县可乐区出土的西汉中期铜鼓上，其造型和鼓饰船纹、牛纹和羽人，就与云南“滇文化”的“石寨山式”铜鼓、四川西昌“邛都夷”地区的铜鼓、广西园林铜鼓葬使用的铜鼓，多有相似之处。看来，只有随着多方面、多学科的综合研究的深入发展，“夜郎古国”这一千古之谜才可能被揭开。
“楼兰古国”如何消失
楼兰曾是中国境内的一个文明古国，它曾繁荣一时，然后便神秘地消失在人们的视野里。楼兰王国的兴亡和它边上的罗布泊一起，成为一个巨大的谜。
青海长云暗雪山，孤城遥望玉门关。
黄沙百战穿金甲，不破楼兰终不还。
这是唐代著名诗人王昌龄写的《从军行》。诗中的楼兰，是指汉代西域的一个小国的名字，在塔克拉玛干沙漠的东部罗布泊地区。据说，古时的楼兰曾经是繁荣富庶的国家，它地处丝绸之路的要道，周围绿树环绕，水流清澈，水土肥美。这里商业发达，寺院林立，还能制造铁的工具和兵器。
据史书记载，汉朝时它改名为鄯善国，成为西域重镇；三国时期，它属于魏国；西晋时期，封鄯善王为归义侯；到了公元4世纪，它被零了国所灭，此后，便消失了。
到了唐代，已经找不到它了，王昌龄写的“楼兰”只是西域的象征罢了。
元朝时候，马可·波罗向往楼兰，但也无法找到它。它就这样神秘地消失了，无任何记载，无声无息地消失在大漠之中了。
面对着茫茫的沙漠，人们不禁要问：楼兰古国是怎么消失的？千百年来，进入塔克拉玛干沙漠的考古队一次次地入到这白骨遍地的不毛之地，带着期望而来，怀着失望而归。有的甚至一去不复返，也消失在风沙之中了。
直到1900年，它才重见天日，神秘地再现了。那是瑞典的一支探险队，来到了荒凉的塔克拉玛干罗布泊一带。带路的向导爱尔迪克在迷路时，偶然发现了一处废弃古城的遗址。第二年，这个探险队又来到了这里，发掘出了大量的文物，其中包括古钱币、丝织品、粮、陶器、毛笔、竹简等等。经过鉴定，这就是古楼兰。从此，楼兰成了这里著名的考古圣地。许多有价值的文物，被一些外国考古队盗走了。
1979年，我国新疆考古研究所组织了楼兰考古队，进驻楼兰，唤醒了沉睡的古城。在这里，出土了4000年前的楼兰女尸，发掘了古城的建筑遗址，还有大量的石器、铜铁器、饰物、文书等等，往昔楼兰的繁荣仿佛又展现在人们的面前。
先看看著名的“楼兰女尸”。在通往楼兰的古老通道上，有一大批古墓。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