嫂子和侄儿、父母带着曲商的部分遗物回去了，送走了父母，曲羽感到空前的孤立无援，他没有一天不想起兄长，或在心里同兄长谈话。
“你重新创业的信心没有了吗？”蒋小枫问。
“创什么业？干什么？”
蒋小枫对朋友的状态深感忧虑，自曲商死后的这两个月，曲羽没做什么，也没想过要做什么，以往的雄心似乎一落千丈，他老抱着那本翻过无数遍的《时间简史》翻来翻去，象念经书般，与世无关地看，偶尔出去走走，或写写日记，毫不担心坐吃山空。
“朋友，你的日子过得象复印机复印的一样雷同单调。”
“你以为我没事做吗？告诉你，曲羽正在寻找曲羽自己。曲羽正在对曲羽存在的必要性作重新的论证。”曲羽回答。
“是干什么？”
“十年来的时间，曲羽的日子就是几个字：浑浑噩噩。”
“你的评价严重失实。”
曲羽没回答蒋小枫，仍就接着说自己的话说：“对于一个不知道自己为什么是自己，无法给自己确切定义的人，不知其何为人也！”一段时间以来，曲羽总在想着生与死的问题，老在怀疑上帝留给自己的时间不多了，他曾在一夜之间，为自己设计了至少三种死法：第一是在中宁的标志性建筑，三百七十米高的电视塔上痛快淋漓地大哭一场，然后纵身跳下；第二是找台碾压机，在一个空旷无人的地方把自己碾成粉末，当是一次最高层次的行为艺术表演；第三就是来一次数千公里的奔走，直到把自己活活累死。总之，用激烈的方式了却残生。他时时都在自责，从后勤服务部见到曲商始，他早已重病缠身，自己竟然没有应有的觉察，乃至于他死；又为曲商的行为感到不可拟喻，明知重病缠身却不敢向死亡作必要的认可，反求诸于端公之流，乃至于今天对自己、对家里毫无交代。他将中宁酒厂治丧办转给的近四万元慰问金和抚恤金全都汇给了家里，没打算回家。曲商生前所提到的，他积蓄的数十万资金的事，他估计在某家银行里，可无从查起，也不想去查访，让它永远沉默在银行里。他准备离开中宁，开始清点自己的东西，他翻了又翻，翻到这样一些名堂：一是“破堂主人”当初赠送的几幅画作，他虽然鄙视这些东西，也和“破堂主人”这场短暂的交往纠葛划上了句号，可仔细想来，他总的来说有恩于自己，于是他收好《墨竹》图，权作这段时间的人生见证和纪念，再将《雪竹垂钓图》、《秋菊》两幅送给蒋小枫。他又翻到了曲商的遗物，那个笔记本，他此时没勇气打开看曲商的笔迹，于是包好收在身边，另外又简单收拾了几样衣物，总共不到三公斤行礼。
“你打算去什么地方？”蒋小枫问。
“我也不清楚。”
“你不回来了吗？你兄长的骨灰还在中宁。”
“我并不忍让他的骨灰扔在这不相关的中宁，我不止一次想到墓地去，把它取出来，一把把咽下，让它永远和我在一起。”
“你打算回家照看你年迈的父母吗？”
“曲羽本该回去，但现在暂时不想回去。”曲羽说，“我找到新的栖身之处的时候，再给你打电话。”
“去一个陌生的地方，开始新的工作，有利于忘掉痛苦。”
他没有勇气在中宁呆下去，也不能就这样让兄长的骨灰孤独地留在中宁。离开中宁后，他先后到了贵阳、重庆、成都、昆明等地，没有目的的漫走，甚至干脆呆在旅馆里，蒙头大睡。他几次大声对自己说，曲羽，你不应该就这样沉沦！但还是没有把自己吓醒。几个月后，他辗转又回到距中宁五十来公里的元陵区，在一家名叫祥来旅店的旅馆里住下。
就在他在这个旅馆住下的晚上，居然在旅馆订阅的一份陈旧的报上看到了个令他意外的讣告消息：《市政协副主席、著名书画艺术家云尚清先生去世》。他惊了一跳，看年日期，是上个月十号的。也就是说，“破堂主人”已经去世一个多月了，病因是突发脑溢血。曲羽看着，不觉有些难受。老人家虽然太爱惜自己的羽毛，爱展示羽毛，可无妨大局，而且绝没贪腐，如今是是非非都被他丢开了。或许相比于曲商病情的缠绵，他这种短促的由正常而消亡的过程，是他修来的一种人生幸福，是上帝对他的特别惠顾。忽然间，他对“破堂主人”所有的厌恶感奇迹般的消失了，他甚至想哭。他把留在身边的老先生的《墨竹》图取出来，默默地看了了阵，虽然不能识其中味，也算是一种怀念。
祥来旅店是私人办的。老板是位中年妇女，此人除了对人民币关心而外，别的任何稀奇古怪的事情都很难引起她关注，哪怕客人把鼻子长在手上，把耳朵长在脚上。但前不久，她的店里连续出了几拨案件，还有一个走私文物的，被杀后藏在旅店的一张床下，过了四五天才发现，被公安机关重重地罚了款，她才变得警觉了。曲羽自住进店来，就没有和任何人来往，基本上呆在房里，即使外出用餐，也是单枪匹马来去，行为怪异得胜于特务。她很快把他怀疑成走文物或私毒品的，殷勤地悄悄地把曲羽的情况向附近的派出所反映了，并特别向派出所人员说明自己没有忘记公民的治安职责和义务，要争表现。（若案情属实，她还可以领到一笔奖金的）接着，一位民警半信半疑地随她来了。
二人开门进去，曲羽正在蒙头大睡，店主身先士卒地把曲羽叫醒。曲羽坐起，不耐烦地问：“什么事？”
“他，民警同志，要向你问些事情。”女店主说。她朝民警靠了靠，以防意外似的。曲羽对身着公安制服的人没有好感，极不情愿地回答：“问什么？”
民警是位年龄和他相当的，瘦小身子的青年，是公安局刚从下岗职工中聘来的临时人员，由于以前长期处于社会弱势地位形成的怯弱和自卑心理，还没有完全适应角色的转换，执法信心明显不足。曲羽言语中含着一丝藏而不露的震慑，加之整体形象根本不象罪犯，使民警反倒忘了该问什么，也许他还只习惯于尊重那些敢斥喝他们的人。半晌，他向曲羽陪着笑脸说：“不碍事，不碍事，我们为旅客的安全考虑，例行公事。”
民警说着，很不熟练地从口供袋里掏出证件，钢笔，记事本，打算询问，床头有本不知道哪位旅客遗忘的书籍《资本论》，曲羽顺手拿起，往床头柜上重重一放，发出沉闷的响声，小民警又是一颤。曲羽简单地说：“我姓曲名羽，退伍军人，来元陵走走，寻找职业，够了吗？”
“我想检查一下你的行礼。”
曲羽把行礼包和证件取出来，扔给了他。
民警简单看了看，对那幅画打着问号，又给他，似乎很关心地问：“我看，曲……先生你不象无职业的人嘛。”
“我现在的职业就是流浪。”
“我怀疑你这幅画是文物，请配合，跟我去元陵区公安分局一趟。”民警看来更不懂，曲羽感到好笑，干脆不争辩，因为无事可做，算着消遣跟着他去了。
元陵城区公安分局，即城区派出所。派出所值班室里常年有三个人在班，除了分局长王一桓外，还有两人是支部书记、秘书。王一桓是位矮胖的人，脸色红润，泛着油脂，只是脸很长，和他的“胖”不协调，疏淡的眉毛和眼睛距离太远，象是不屑与眼睛为伍，要分道扬镳的架式。支部书记是位女子，也不高，但很瘦，形销骨立，象五脏六腑被省略掉了似的，让人担心自然状态下****以上的风就可以把她吹得象蒲公英一样飘走，但一般人都把她的这种体态客气地称为轻盈。她染着黄发，红唇，脸上略施脂粉，不知为谁而容。秘书总是满脸自负、不苟言笑，蓄着小胡子，似乎老在想着很深沉的国计民生的问题。小民警把曲羽带进去，把情况向分局长小声讲了讲。
分局长满脸疑惑地望了望民警，又打量曲羽，把他的那幅画抽出来展开看了看，对民警不屑地哈哈一笑：“这是啥文物？这东西我一看就知道，‘破堂主人’的东西要算文物，怕还要等上两个世纪噢。不过，不过也能值上两个钱，这幅或许值万把元吧。你啊，这方面，还要向我学学才行。”他乐不可支地把画还给曲羽，然后问曲羽“你是干什么的？”
“没职业，正准备寻找职业，打工什么的。”
分局长望着他打量一阵：“正准备寻找职业？那，我们正招收治安员，我看你……嗯，岂有意乎？”
“行啊。”曲羽随便说。
“那好，坐吧。小伙子，先谈谈你自己。”分局长说。
“本人一年以前，退伍来到中宁闯荡……”
“好，敢闯就有当代年青人的特点，我欣赏。谈谈吧，到中宁一年来，都干过些什么？”
“曾在一个类似于物业的后勤服务部停留过，另外，在此之前，搞过推销，为‘破堂主人’编过自传。”他想“破堂主人”已经升天，阴阳两隔，现在怎么说都无所谓了。
他刚说到此处，不曾发言一直背对着曲羽的的秘书冷冷地问：“是云尚清吗？”
“是他。”
“据说，此人的自传因抄袭而惹上了两场官司，至他仙去方了，是不是？”
“这……但我并不是存心给他添麻烦，只是无意中害了他。”
“他这种沽名钓誉之徒，就该得到这样的结局！”秘书说着，幸灾乐祸地哈哈两声，接着转过身来，这一下曲羽和他都同进怔住了，原来此人正是当初刚进服务部不久就飘然迁升离开的吴长啸。因相识时间太短，而且又没甚交流，直到他离开，曲羽一直也不了解他，并且连他的名字都记得不清晰了，他对曲羽倒还大致记得。曲羽顿时感到尴尬，一点没他乡遇故知的兴奋，当初人上人，此日人下人，天道如此诡异！哪所把人生二十年的智慧翻箱侄柜地抖出来，此时也没法化解仓促之间的难堪，他真想有土行孙的本领遁土算了。吴长啸木然地伸过手来，冷冷地说声幸会，曲羽只得握住。忽然他不知什么原因走出办公值班室去。分局长颇感兴起地问曲羽：“噢，你们还相识……你还有比较强的文字功底？”
“不敢。”
“好，你和吴秘书相识，又可以常在一起切磋切磋，交流交流。”
曲羽听着不解，女书记从旁注释：“吴秘书也是我们特意培养的小说家。”
曲羽不禁感到意外，分局还有培养小说家的义务？他虽然以前依稀听说吴长啸有点文字功底，但总不了解。于是向她请教：“不知其大作名何？”
“叫风……风什么？嗯，好象叫风什么。”
“分局真是人才荟萃，藏龙卧虎。”曲羽阿谀一句。分局长听着，乐呵呵笑了，表示接受他的恭维。他说：“小伙子，治安工作，就需要多面手，凡我局人员，没有谁的综合素质差，工作不仅要出色，文字功底也要好，还要爱学习，多读书，有关国家书常读嘛。了解市内外的、省内外的、国内外的治安形势，等等。嗯，我看你行，就定了吧，录用你。”接着他谈到待遇问题：“临时治安员，以后几乎不可能转正，你没意见吧？”
“没关系。”
“没有医疗保险？”
“没关系。”
“也没有养老保险？”
“没关系。”
曲羽完全是一副将自己作贱货任意处置的派头，倒让分局长怀疑了，他问：“你现在身无分文？”
“可以这么认为。”
“我们基本工资四百元。”分局长说。他看了他的身份证和退伍证，这时吴秘书到办公室，他显然听到了曲羽与分局长的对话，于是一言不发地给了曲羽一张聘用合同，让他签。曲羽如果愿意放弃这份工作，也就从尴尬中解脱出来了，但他认为此时放弃会在吴长啸面前更丢脸，硬着头皮坚持下去反倒更男人。加之暂时并不想真正找事做，无所谓工资高矮。他大致看了一眼合同，认为其中不可能有什么陷阱，取笔就签上名字。他成了分局聘用的第五位治安员，分局预收了三百五十元的制服费，他也一声不吭地交了。
这个分局其实只相当于一个所，分局长即等同于所长，只是辖区很大，分局长被区公安局给予了副局长待遇。分局给定的工资除每月四百元基础工资外，还加奖金。所谓奖金，是指各人向所分管的辖区的街坊百姓和流动人员收取的各种治安费、联防费、保证金、罚款等数额的总和按一定比例返还的部分。曲羽被安排分管县城西南角两条又窄又长的旧街，分局长知道他没有住处，很照顾地给了他一个临时住所。住所是公安分局自建的，用于出租的住房，因为长期没有人租住而空闲的两间。由于住在分局，曲羽就和其他聘用的治安员有所不同，他常都有机会同分局值班室的几位“要人”见面，很快，他对他们就有了大致的了解。
吴秘书从服务部来到这里，是因为他父亲和王一桓父亲是老战友，父辈友好通过对后代的相互关照加以衍传。象以前在后勤服务部里一样，他很少言语，但病奇迹般的痊愈了。据这里的人说，他很有才气，有人甚至怀疑他是因为才气过高在自然人中找不到知音而不得不沉默的，还有一种不确切的解释是过多的言语会泄漏才气而影响他的创作。或者在此处找到了存在的感觉，他总是用俯视的，同情的眼光看待周围的芸芸众生，顾盼自雄，举手投足都带股少年得志似的派头，就连上下班走路都充满了踌躇满志味，好象九百六十万平方公里也不够他迈上两步。大家叫他时，都称之为“作家”。的确，他在这里是和小说相关而出名的，从服务部升迁来到这里，他就放下烟雾弹，宣称两年前已在筹划写部小说，内容是反映抗日战争的。虽然八年抗战中，中国人被日本人打惨了，但他决心同文艺界的同仁同仇敌忾，运用手中之笔，让日本人被中国人民打惨，以报仇雪恨。难以预见，上世纪日本侵华八年，还将在现在、将来为文艺界多少想象力发达的人提供生存的材料和就业、成名的机会。他筹划中的抗战小说拟名为《风雨》，《风雨》至今虽未落笔，在此处已传得满城风雨，现在风也停了，雨也住了，小说家的桂冠他已经戴上了。局里还有少数人相信母鸡仍然在进行艰苦卓绝的孵化，将来会再次轰动元陵。分局长显然是位错位的政治家，虽然收入并不算高，但总爱胡思乱想，在办公室里，他一有闲暇，就在设计台湾问题的解决方案，或在苦思阻止北约东扩的措施。他对世界各地政坛的突发事件了感兴趣，美国白宫、俄罗斯克里姆林宫里有什么风吹草动，他总是第一个知道，好象里面有他安设的暗探。昨日印度一议员遇刺，今天一早他就清楚地向同事们讲起遇刺者遇刺里有什么人在场，遇刺者站在什么位置，凶手从何处开枪，子弹从何处射入，遇害人又倒向何方，让人怀疑整个谋杀过程就是他亲手后勤服务的或者他就是凶手。至于市里的政坛风云，他更了解，主要领导的来龙去脉，乃至生辰八字、家庭出身、儿女有几，或情人有谁，他都十分清楚。平时，分局长还有些伟大的爱好：比如爱读领袖传。《斯大林传》、《邱吉尔传》、《******传》、《周恩来传》他都反复研读，他最崇拜周恩来总理的风采，为此常在梦里羽化成出色的外交家，不是对着欧洲的记者们侃侃而谈，就是在美洲的官员们面前舌战群儒；晚上失眠的时候，他就虚构一位或一大群尖刻的记者向自己提尖锐的问题，在被窝里自问自答，把记者们惊得五体投地，为中华人民共和国争得了不少掌声。他不时在同事们面前评论外交部发言人的形象风度和言语得失，曲羽和他见面五次，就有三次听到他指责外交部的不是。女书记大概是位容易自我满足的人，以为自己目前的地位类乎君临天下，有些登峰造极的味道了，所以，每和分局的工作员工们谈话，都包含着一股令人压抑的领袖味。她经常在对职员们表示关怀，亲切慰问，其诚意连她自己也不相信是真的，但她以非凡的韧性坚持这样做了，就是和群众打成一片了。曲羽在办公室里停留过几次，发现和他们没有共同的语言，尤其是吴长啸；他更对他们的自得其乐的精神状态感到难以接受，于是，他更多的时间就是花在自己的辖区的巡逻上。
他的辖区属于未改造的老城区，街道又窄又长，两条平行的街道中夹有不少东一条西一条的巷道。象谁随手撒下的软面条，毫无规律；又象八阵图，外地人进入其间，往往会迷路，就是不熟悉的本地人，偶尔也会弄错进入方向。辖区内有不少人家开着私人作坊，磨豆腐、做豆芽、烤蛋糕、做冰糖葫芦，还有的一家就是一个香火作坊，一家就是一个冥府制钞厂。这些居民也在将破旧的危房向外出租，收取廉价的租金。他负责常时的治安巡查，留意可疑分子，另一个重要的责任是每月向每户居民收取治安费，费额在五元到二十元之间，还可以对无证的外来人员罚罚款，曲羽暗暗以为这可以有机会捞点外水。其实，没几天他就发现，虽然各种费费额不高，但收取极为费事，居民们总是推三阻四，找各种理由拒交，他接手的是个烫山芋。他的前两任就是因为收费问题和民民们大打出手最后不得不跳到别的辖区的。他拿出全副精力，哄、编、吓软硬兼施，收取了两次，群众的对抗情绪太重，只收到四成，于是，他稳妥打算，后退一步自然宽，暂时只领每月四百元的基本工资，呆两个月试试。
分局的收费单据是自己印制的，所收的费用全归自己使用，多收多得，少收少得，所以分局长对收费极为重视，要求治安员们务必完成任务。分局长的口头禅是每年的收费额的增长不得低于全国GDP的增长，否则是拖了全国的后腿。周二的会上，曲羽将到任以来发现的困难向他说，询问是否降低收费或干脆免除对部分居民的收费，要么就动员多人联合收取，分局长一听，断然拒绝，态度硬得象化石恐龙蛋：“降低？免除？天下哪有这样的好事，难道咱们是菩萨，不吃不喝？硬指标是不能打折扣的。多人联合收取？我早已想到，影响不好，此法不足取！”
曲羽见没有商量的余地，很想立即撒手，殊不知，会刚散，分局长就私下约了他，对他说：“你辖区的情况特殊，我是知道的，我理解你的困难。这样吧，你做到两点：第一尽量收取，不论多少，第二不要将我对你讲的这些话外泄，否则于别的辖区不利。”
曲羽免强表示能接受。他并不了解，分局长其实对他四成的收费成绩是相当满意的，并且暗地里对他刮目相看了，只有没说，因为前几任的收费额还没谁达到三成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