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在星期六早上装殓了你，抬你进棺材的时候，我捧着你的头，最后一次吻了你的脸，然后在棺材里放了一些长春花和我的一张照片，是你叫做‘很聪明的小学生’那张你喜欢的照片……我们把你送回梭镇，看着你下到那个大洞里去，然后就是人们庄严地列队走过……他们填满墓穴，放上花束，诸事完毕，你在地下长眠。完了，一切全完了，我亲爱的皮埃尔，你安息吧！”除了在日记本上一张一张地写着之外，她不与任何人说话，呆呆地对着从皮埃尔身上口袋里找到的那些遗物。
布罗妮雅守护在妹妹的身边。她十分理解和同情妹妹的境况。这个可怜的妹妹，磨难太多，一生的颠沛流离，一生的艰难困苦，生活才向她展开一点微笑，却又遭受一场沉重的灾难。她安慰妹妹，怜悯妹妹，总希望能有灵丹妙药解救妹妹。她的能耐和浑身解数只能是劝慰，妹妹的精神受刺激太大了。
皮埃尔葬礼举行后的第二天，部里和学校里的代表接踵来到克勒曼大道。法国政府正式提议向玛丽和她的子女提供抚恤金。当雅克来征求玛丽意见的时候，她坚定地说：“我坚决不要抚恤金，我还年轻，可以自己挣钱抚养孩子们”。她那虽微弱的声音却充满了勇气和信心，她那坚强的意志又一次得到充分的体现。
在讨论玛丽工作时，当局犹豫不定，他们有意留玛丽在学院工作，又不知道给什么头衔，继续任实验室主任又不好安排在哪个教席之下，到哪里去找一个能够领导居里实验室的教授？问题集中在谁来接替皮埃尔在索尔本大学的职务。他们征求玛丽的意见。沉浸在痛苦之中的玛丽回答说：“我不知道，我不能回答……”。像这些重大的问题，她总是要听皮埃尔的，而现在，她的皮埃尔在哪里呢？
这时雅克·居里，约瑟夫认为：他们应该替玛丽作出这个决定：没有谁比玛丽对皮埃尔的工作了解得更深透了，玛丽是惟一能够继续皮埃尔工作的法国物理学家，是惟一能够得上皮埃尔的继任教席，惟一能代替皮埃尔领导实验室的人。为了法国的科学事业，也为了玛丽的前途，当局应该打破传统习惯，任命居里夫人为索尔本教授。
按照惯例，巴黎大学的教席，必须是有教授资格的学者担任，而玛丽暂不具备；况且这所世界著名大学，还从未有任何女性获得这种资格。经过一番详细的讨论和考虑，乔治，古依，马斯兰·伯特娄，保罗·阿佩尔，李普曼等代替玛丽提出建议，并报告部里。当局对这个问题采取了开明的行动。 1906年5月13日，理学院会议一致决定保留皮埃尔的教席，邀请玛丽接替皮埃尔的工作，教授物理学。在索尔本大学的校史上，终于出现了一位妇女位居全校教职员之首。
聘书上写着：“聘请巴黎大学理学院实验室主任，理学博士皮埃尔·居里夫人代授该学院物理课。年薪1万法郎，由1906年5月1日起薪。”
皮埃尔生前总希望玛丽能站在巴黎大学的讲坛上，以破除世俗对女性的偏见。而今天，他的玛丽不仅是可以走上讲坛，而且几乎是接替了他的全部工作。皮埃尔，你应该高兴吧！
老居里大夫是一个有见识且对科学有独特见解的人。他见玛丽还沉浸在悲哀之中不能自拔，当局又任命她继任皮埃尔教席，非常担心。他一方面劝玛丽赶快振作精神，一面认真谨慎地向玛丽叙述接受这个重大任务的细节。而玛丽也知道这个责任的重大，但她在痛苦的深渊中还未爬起来，她心不在焉地回答说：“我试试看。”
这时皮埃尔那条遗训又在她耳边响起：
“无论发生什么事，即使一个人成了没有灵魂的躯体，他还应该照常工作……”
皮埃尔的话，给玛丽以极大的勇气和力量，也成了她的精神支柱。她决心振作起来，把烦恼和忧伤丢得远远的。她要以最大的努力，使自己的讲座与皮埃尔的讲座具有同样的水平，以至不辱没皮埃尔的形象。
雅克·居里，约瑟夫，布罗妮雅相继离开巴黎，回到他们的事业中去。布罗妮雅明天也要走了。玛丽带着姐姐走进自己的卧室。炎热的夏天，壁炉里的火却燃得很旺。玛丽从壁柜里拿出一包满是血污的衣服，用剪刀剪碎，扔进熊熊的火焰之中。她呜咽地哭着，向姐姐诉说着自己的痛苦。布罗妮雅实在放心不下这个凄凉的妹妹，但她不能久留。玛丽抱住姐姐哭得声泪俱下：“我知道我必须活下去，但是怎么办呢？我怎样活下去呢？”布罗妮雅抱着她，安慰她，好不容易使她平静下来。布罗妮雅走后不久，她便安排海拉一面到法国旅游，一面照顾玛丽，希望她不被孤寂击倒。
一个辛酸而悲怆的夏季终于苦度完了。到了秋季，瓜熟蒂落，一派丰收景象。玛丽开始调整自己的情绪，她意识到了一种责任和义务，她要挑起赡养老人，抚养孩子的双重担子，她必须振作起来，至少外表不能露出任何忧伤的样子。她不能再在克勒曼大道住下去了。这里给她的痛苦太大了。她决定搬到梭镇，那是皮埃尔与她初识初恋的地方，是他们艰苦努力取得辉煌成果的地方。那里的一草一木，可以勾起她美好的回忆，而且皮埃尔的墓穴就在梭镇，她可以非常方便地去看他，给他送花，同他说话。
玛丽提议移居时，居里大夫倒觉得不安起来，这种心情是他与玛丽住在一起之后的第一次。他说：
“玛丽，现在皮埃尔死了，你没有必要与一个老人同住，我单独去住，或者搬到雅克那里去。”
玛丽非常伤心，泪水一下盛满了眼睛。多少年来，她把这个慈祥的老人当作身边依赖的最信任的亲人。现在提出要离开她，无论如何她是无法接受的。然而这个玛丽，常常是为别人想得多，为自己想得少，她认为是不是老人有什么苦衷。所以她依然平静地说：
“您老自己决定吧！您若离开我们，我们会感到难过和不安，但是您应该选择您快乐幸福的安排。”
她的声音含着忧伤，甚至带着抽泣着的沙哑。
居里大夫非常喜欢这个贤淑又能干的媳妇，儿子去世了，他本应留下来帮助她，可是他怕给媳妇带来麻烦。此时听玛丽一讲便激动地说：
“玛丽，我留下来，我永远不离开你们母女。”他转过身去，拿出他的手绢揉着满是泪水的眼睛。
从此，在梭镇这个小院子里，住着一个三十多岁的寡妇，一个79岁的老人，一个小女孩子，一个婴儿，加一个照看婴儿的保姆。
2教授
玛丽没有倒下去，她坚强地站起来了，并且雄心勃勃地出现在人们面前。
她已经被授予索尔本大学教授，继任她丈夫的教席。她认为，这是一件伟大而神圣的工作，是一项光荣的职责，她要继承丈夫的事业，并且使之发扬光大。过去在丈夫身边，天塌下来有丈夫顶着，遇有科学上的难题，可以请教丈夫，丈夫会放下手中的工作，与自己一道研究探讨；遇到困难，有丈夫解决。在她的心目中，丈夫的观点和知识比自己宝贵一千倍，一万倍，在丈夫面前，自己是何等的平乏和初浅。她崇拜丈夫已到了意乱神迷的地步。
现在她只能单独奋斗，但她要奋斗到底。每天她要看大量的书籍和资料。她要认真准备教案。在赛福尔女子学校她创造出来的新奇教法，倍受校长和学生的欢迎，她在任皮埃尔实验室主任时，为助手们解答各种各样的难题。但那只是代表玛丽自己，而今天，她代表的是皮埃尔，她面对世界各地的天之骄子，索尔本大学教授，她的讲课要达到皮埃尔的水平。这不能不使她严肃认真地对待。
1906年 11月，巴黎大学开学了。 5日下午，受聘继任丈夫在索尔本教席的物理学教授居里夫人将第一次授课。舆论哗然，新闻媒体纷纷刊出这一令人振奋的消息。这个“著名遗孀”第一次在公开场所露面，且是继任丈夫教席，又是索尔本大学前所未有的女教授。新闻记者、上流社会人士、美丽的妇女、高贵的夫人、艺术家、著名的学者，纷纷赶来，潮水般地涌向理学院。一时间理学院车水马龙，人头攒动，大家纷纷地议论着，比划着。得到“请帖”的兴高采烈，手舞足蹈，没有得到的愤愤不平，怨天尤人。这些人并不是为吸取知识，也不在意玛丽的讲课内容，对“关于气体中的离子的学说”没有兴趣，根本搞不懂什么叫“放射学”，也不是为了理解和同情，而是出于一种好奇。他们是对索尔本开天辟地有一个妇人讲课，并且是一个著名学者的遗孀，而感兴趣。
这一天是人们奔走相告，兴高采烈的一天，而对玛丽来说，却是残酷的痛苦，如果没有那次车祸，站在讲坛上的该是他的丈夫。这世上，连悲哀都引人注目。
这天中午，沉重的太阳懒洋洋地将那微弱的光线洒向墓地，玛丽来到坟前，低声地对着墓地里的人说话：“皮埃尔，今天我就要继承你的事业，到索尔本大学讲课了，我会尽最大的努力使讲课效果达到你的同等水平。可是，我的头很疼，都是为了想你，我怕万一在课堂上失态，让你失望……”
听课的人流源源不断地涌来，梯形教室被围得水泄不通，人们堵塞了理学院的走廊，甚至因为无法挤进去而站在索尔本的广场上。整个理学院掀起了前所未有的热潮。在这拥挤不堪的人流中，伟大的人与平凡的人同在，平凡的人与满腹经纶的人并存，听课求学的人与看热闹的人混杂，玛丽的亲友与不相干的人一道，汇聚成一支嘈杂的人流。这可真苦煞了那些真正听课的学生，他们不得不使劲抓住椅子，以免被涌进来的人挤下去。
1时25分，人群喧哗了，人们驻足搜寻，伸长脖子张望。惟恐这位伟大的女学者从眼皮底下溜过去；有的议论纷纷：这位遗孀，索尔本大学的惟一女教授的第一堂课，第一句话会讲什么？她会按照惯例，感谢政府，向部长致谢吗？她会赞颂她的前任教授，痛惜她丈夫的不幸去世吗？她的表情是忧伤，是凝重还是快乐？也有极个别别有用心的人，等着她失态的窘相，甚至盼望她失败。她会穿什么衣服？据说在生活上她不大讲究，多么新奇而粗俗的问题，多么壮观而又热烈的场面。
1时30分，这个庄重的时刻，这个群情激奋的时刻到了。梯形教室的后门慢慢地拉开，全场响起雷鸣般的掌声，玛丽迈着平静的步伐，缓缓走进教室。她表情严肃，双唇紧闭，目光平视，一套黑丝绒衣服套在那略显瘦弱的身上。
玛丽走到教授座席前，冷静地点了一下头，没有套话、没有致谢、没有忧伤，也没有颂扬。她坚挺地站在那里，两手有力地撑着那张放满了仪器的长桌子，默默地等着掌声静下来。过了几秒钟，掌声嘎然而止，教室死一般地寂静，大家屏息静气地看着，等待着她的第一句话。玛丽那灰色的眼睛又恢复了昔日的神采，一口流利的法语，平静而柔和地送进听众的耳朵。
“在回顾近十年来物理学上取得的进步的时候，人们对于我们在电气和物质方面的认识的进展表示出极大的惊异……”她把这句富于启发和哲理性的话说作为开场白，是有极深刻含义的。这句话，正是皮埃尔最后一堂课的最后一句话。从这一句话引申开来，既是表示这门学科的延续，也蕴含着她深沉的哀痛。听过皮埃尔讲课的学生们，笔记本上清楚地记着这一行字，这是对皮埃尔的哀悼，也是皮埃尔科学事业的延伸。许多学生们眼睛里噙满了泪水，一直流到课本上。
玛丽以流畅优美的语言，深刻地阐述电气结构原子蜕变、放射物质的新学说。她一会儿用公式，图表在黑板上表示，一会儿由仪器实验来表现，深入浅出，脉络分明，有理有据，逻辑严密，庞大的听众席上鸦雀无声。她从容不迫地讲完了一堂令人满意的课，然后由进来的那道小门飞快地退回去，很快消失在人海之中。
人们不得不为这个妇人的知识和坚强的品质所折服。玛丽的首次讲课获得了圆满的成功，引起了极大的轰动。在此后一连几天的报纸中，都刊载醒目的文章，介绍第一位登上巴黎大学讲台的女性教授讲课的情景。在人们的心目中，这位索尔本大学的女教授的光辉形象牢牢地树立了起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