诺贝尔奖金，是根据素有“炸药之王”称号的瑞典著名化学家诺贝尔的遗嘱和资产设立的。诺贝尔经过十几年的艰辛劳动，与父亲和哥哥一起先后发明了名为“硝化甘油”、“大力神”、“爆炸膠’、“无烟炸药”等一系列适于不同爆炸目标和用途的强有力的烈性炸药，极大地减轻了爆炸工人们的劳动强度，缩短了工程时间。
诺贝尔将他遗产的900万美元作为基金，用以奖励每年在和平、文学、物理、化学和医学五个学科中取得重大成果的人，不分其种族、国籍和性别。诺贝尔奖金迄今为止，是世界上最高权威的奖赏。每一奖项包括一个铸有诺贝尔浮雕像的金质奖章，约4万美元的奖金和荣誉证书。并且规定，获奖者必须在授奖仪式举行后的6个月内，在斯德哥尔摩作一次以获奖工作为主题的公开演讲。
此时，玛丽成为科学界获得此项殊荣的第一位女性。也是迄今为止，世界上惟一最负盛名的女科学家。
欧利维里乌斯教授代表科学院写信邀请居里夫妇参加这次盛会，以便亲自从国王手中接受奖金。可是由于实在太忙，加之夫妇俩身体都不太好，不宜作隆冬长途旅行。皮埃尔请求推迟他们的演讲。
这些享誉世界的成就，给居里夫妇带来了一些具体利益。他们获得了一枚奖章和7万金法郎的奖金。皮埃尔终于不用为养家糊口而疲于奔命了。他们可以减少教课钟点，让更多的时间用于研究工作，这是挽救他健康的惟一条件。皮埃尔终于辞去了他在理化学校的教职，并自费雇用一个私人助手。
玛丽把这张幸福的支票存入戈卜兰路支行，并提取一部分给亲友们买一些礼物赠送亲朋，让大家来分享他们成功的喜悦。玛丽以借款名义给德卢斯基寄了两万奥币，以帮助他们创立疗养院。
一向不为财富所动的玛丽认为，这笔奖金是瑞典科学界对他们工作的推崇，是不违反科学精神的。不久，他们的镭又迎来了5万法郎奥西利奖金。这笔奖金的另一半是给埃都亚·布郎利的。玛丽把属于自己的那一半平分为两半，一半买法国公债，一半买华沙城债券，以此作为对祖国建设的支援。
居里夫妇把得来的奖金的大部分用于支援和捐献，他们的赠款项目中有这样的记载：送给波兰学生、赛福尔女学生，以支持她们继续深造；给实验室工人，以改善他们的贫困生活。玛丽还为她的一位老师提供了从波兰返回家乡巴黎的旅费……
对这些捐赠，玛丽从不张扬，从不炫耀。对任何事，她总是习惯于默默无闻。
对自己的生活，他们仍是那样吝啬，那样节省，除照顾皮埃尔的工作和身体，减轻课程之外，他们在克勒曼那套贫寒的住房没有丝毫变化。玛丽继续在赛福尔教课，她爱她的学生，同时也觉得自己的体力可以坚持下去。
荣誉没有使玛丽陶醉。她由衷感到高兴的是，她的研究成果得到了世界同行的承认，她的辛劳换回的是为人类的贡献。但是他们的使命并未完成，他们的好奇心并未满足，他们的智力潜能还十分丰富，也许他们的年岁正是天才得到经验的帮助可以发展到最高度的时候。他们需要工作。
有一些宴会他们无论如何是推脱不了的。在一个热闹的夜晚，居里夫妇到爱丽舍去赴卢贝总统的晚宴，出席这种场合，是出于礼节，当作任务来完成的。他们平静地坐在那里思考自己的问题。这时，一位珠光宝气的贵夫人来到玛丽跟前，十分热情地对玛丽说：“夫人，我引你去见希腊国王好吗？”接着她又加了一句：“我们非常崇拜夫人的智慧。”
玛丽却报之以温和友善的微笑，轻轻地说：“谢谢夫人，我看没什么必要。”
这位夫人出乎意料地大吃一惊，也许在她所接触人中，还没有遇到不愿接识国王的女人。待玛丽定睛看这位夫人时，才认出就是卢贝总统夫人。
5新职位
1904年，36岁的玛丽又怀上了孩子，强烈的反应和疲倦使她不得不向赛福尔学校请了假，这是她生平第一次，也是惟一的一次请求照顾。到了快分娩的时候，玛丽虚弱到了极点，她不让丈夫离开她半步。她感到体力和脑力十分疲倦，她的精力消耗得太多。她担心孩子能否生下来。
布罗妮雅知道妹妹长期过着极其艰苦而繁忙的生活，长期的营养不良而造成身体极度虚弱，现在又面临生产，是多么需要亲人的照顾和抚慰。所以不用妹妹通知，就千里迢迢来到了玛丽的身边。
玛丽既感动又懊悔，感动的是在她最艰难的时候姐姐像从天上掉到自己身边；懊恼的是，偏偏遇到这个时候，身体极度不好，会对小生命带来什么结果。她喃喃地说：“人生太艰苦，太乏味，我们不应该把无辜的生命送到这个世界上来受折磨。”
不管她是否情愿，1904年12月6日，经过一段痛苦的折磨之后，一个长着黑头发，大眼睛的婴儿生下来了。皮埃尔高兴地给她取名叫艾芜。
布罗妮雅竭尽全力，细心照料玛丽、孩子和一家人，同时兼任这个家庭的保姆和保健医生。她不仅精心调理，安排玛丽母女的饮食、起居，而且还认真检查研究皮埃尔的病情，采取各种办法为皮埃尔解除痛苦。布罗妮雅有一颗豁达善良的心灵，沉着稳重的外表，热烈亲密的手足之情。
在姐姐的精心照料下，加之新生儿的嬉戏和微笑，很快驱散了玛丽的愁云。在布罗妮雅离开巴黎的时候，玛丽的情绪平静多了。
寒冷的冬季过去了，迎来了百花盛开，风和日丽的春天。玛丽和皮埃尔决定履行诺贝尔奖金获得者的专题讲座义务。
1905年6月6日，在斯德哥尔摩科学院的报告厅内，皮埃尔代表妻子和本人作了一次激动人心的演讲。他回顾了镭的发现引起的各方面的影响：在物理学方面，镭的发现大大修改了过去许多机械学的基本原则；在化学方面，引起了一些大胆的假设，这些假设解释了造成放射性现象的力量来源；在地质学和气象学方面。它打开了以往复杂而又迷惑的现象的大门；在生物学方面，镭对于癌细胞的作用，已经充分证明是极为有效的。
演讲结束时，皮埃尔意味深长地说：“人们也许能想像得到，在罪犯手里，镭可能成为极危险的东西而危害人类。诺贝尔的发明和发现已有先例，那些烈性炸药为人类作出了惊人的贡献；但是在那些战争罪犯手中，它们也是一种可怕的具有毁灭性的工具。因此，我赞成诺贝尔的观点，即人类从新的科学发现中所得到的益处，要比所受危害大得多。”
他的演讲深受瑞典学者欢迎，赢得了经久不息的掌声和热烈的赞扬声。
这次游历使居里夫妇十分尽兴，没有群众，没有官方人员，只与一些科学家畅谈，十分合他们的心愿。他们在瑞典学者的引领下，畅游了瑞典的湖泊和海湾，森林和山川。在周围被海水包围的一点陆地上，长着翠绿的松林，红色木头房子像星星点缀着蓝色的海湾，秋天的阳光柔和地洒在他们身上，使人们倍感温暖和亲切。
这次游历使他们疲惫的身心得到良好的调整和休息，使他们的生活增添了不少色彩；同时也同瑞典科学界的朋友结下了深厚的友谊，畅谈了很多有意义的研究课题，给他们留下了难以忘却的印象。
回到克勒曼大道的房子，居里夫人仍然是拒绝闲人闯入，过着隐遁的生活。晚间，他们总是穿着室内便衣和拖鞋，翻阅科学资料，谈论着他们的研究工作。科学使他们如痴如醉。
一次，他们的女佣很认真地做了烤肉，煎牛排和马铃薯泥。她见皮埃尔吃了很多煎牛排，就认为味道一定很好，希望能得到皮埃尔的夸奖。这个女佣大胆地问：“先生，煎牛排做得怎样？好吃吗？”
皮埃尔竟不知所措地回答：“我吃了煎牛排了吗？”然后又喃喃地加了一句：“我可能吃了吧……”
镭在世界上引起轰动，居里夫妇的大名如日中天之后，他们所居的法国才肯承认他们的价值。
首先是要把皮埃尔选为科学院院士。支持他的学者和朋友害怕他又一次拒绝，给他以极其关心的劝慰。而皮埃尔对科学院却不甚钦佩，他甚至问自己，进入科学院到底为什么？然而不管他是否愿意，科学院院士的“黑色金字塔”还是戴在了他的头上。他的信条是：不与任何成员发生关系，对那些例行公事的行政会议一概没有兴趣，他认为科学院不是自己去的地方，他讨厌人事上的纠葛与恩怨。
皮埃尔真正关心的是巴黎大学为他决定的事项。校长李亚尔已经在1904年为他设立了一个物理学教授教席。这是皮埃尔梦寐以求的事情。在接受这个晋升之前，皮埃尔向校长提出：他的职务附有的实验室在哪里？
回答令他失望，没有实验室，等于这个教席是空设的，等于要中断他们的研究工作。这时，皮埃尔只有发挥他那美妙文字的作用，向上司写了一封极其诚恳的信，他表示：“如果新职位不供给工作室、不供给研究经费，他宁愿辞职。”他想，这样他仍可以在那破烂的棚屋里与妻子共同作一些有益的工作。
巴黎大学的决策者们收到这封措词严谨的信，立即有了警觉。也许是顾及到巴黎大学在国际科学界的影响，也许是皮埃尔不妥协的精神。经过多次商议，巴黎大学采取了一种伟大的姿态。他们以学校的名义，请求众议院为皮埃尔创设一个实验室，并拨款5万法郎。这个计划基本被采纳。索尔本大学校内已没有空地，就在居维埃路修建两间屋子，每年拨给1200法郎经费，外加34000法郎设备费。皮埃尔基本接受。可是他们万万没有想到，当局在计划这一财政费用时，把建筑费和设备费当作一件事，那么建两间房子的建筑费是两万法郎，这笔钱就只能从买仪器的经费里支付，给皮埃尔增加了不少负担。
偌大的法国政府对科学，对一个天才的学者竟如此的啬吝，如此的不公平！
这次任命令居里夫妇感到欣慰的是：部长决定给皮埃尔配备三个合作者，一个实验室主任，一个助手，一个工人。实验室主任由玛丽担任。
一纸公文送到玛丽手中：“从1904年11月1日起，任命理学博士居里夫人为巴黎大学理学院物理实验室（隶属居里先生教职）主任。”
多少年的辛苦，多少年的汗水，直到此时，才给玛丽一个固定的薪金和职位，年薪2400法郎。
“再见了，棚屋！”当工人们把仪器从棚屋搬移到居维埃路之时，居里夫妇像辞别朝夕相处的老朋友一样，久久地伫立在棚屋前，注视着曾经为他们的事业作出巨大贡献的棚屋而感慨万端。他们总想找一个机会，感谢理化学校对他们的支持。机会终于来了。
一次，巴黎大学请他作一次关于镭的讲座，在挤得水泄不通的礼堂里，他热情地讲到了理化学校，讲到了这个简陋的棚屋。
“我们的全部研究和发明，是在巴黎市立理化学校完成的……二十多年来，我一直在理化学校工作，这所学校的第一任校长舒尔勃格先生是一位卓越的科学家，当我还是助手的时候，他就为我提供了许多工作上的方便和帮助；后来，他又允许我的夫人在我身边工作，从事研究。想到这些，我就十分感激。现任校长娄特先生和加利埃先生对我也是恩重如山，在此，我一并表示感谢。”
皮埃尔和玛丽手挽着手，依依不舍地离开了棚屋，来到了居维埃路实验室，开始了他们新的合作。
每天，他们在实验室里低头做那些极其细微的工作。相互之间要提出一大堆问题。有热烈的争论，有亲切的责备，有细心的探讨。他们中有互相鼓励的工作关系，有和睦相处的同志关系；他们互相尊重，互相支持，配合默契。这种轻松愉快是人类高尚的爱情表现。
一次，他们的助手阿尔伯·拉伯德在实验室里用一个水银仪作实验，皮埃尔正指导着，玛丽走过来，认真察看了机械上的一些细节。她不懂为什么要这样做，就提出了一些疑问，皮埃尔极耐心地解释给她听。玛丽竟毫不放松地予以反驳，各陈述各的理由。玛丽在科学上的倔强充分地体现了出来。还是皮埃尔让了步，他用极其柔和又气愤的语气说：“啊！得了吧……玛丽。”
又有一次，有几个同伴被一个数学公式难住了，他们来找居里夫妇，这时居里夫妇因事未到。皮埃尔的助手同他们争论来争论去，运用各种方式进行计算，一直没有准确的结果。见皮埃尔进来，他们一齐来请先生解答。皮埃尔看了看递给他们，平静地说：“等一等，居里夫人马上就来。她能用积分解决你们的困难。”不久，居里夫人来了，果然用极快的速度求出了难题的答案。
如果说没有“互相让步”，任何婚姻都难于长久；可是他们结婚11年来，并不是靠让步来维持的。皮埃尔比较深沉平静，富于幻想；玛丽比较热烈，近人情；他们均有极强的个性，并且是两个不同性格的人。他们的婚姻如此甜蜜幸福，主要靠的是精神上的依靠，工作上的合作，生活上的关心，小问题上的让步以及对科学事业的追求。
在家务问题上，皮埃尔常常顺从玛丽。他们最好的朋友佩韩夫人到他们家作客，便想带伊雷娜出去玩。她对皮埃尔说：“我可以带伊雷娜出去玩一会儿吗？”
皮埃尔却毫无主张地说：“我不知道……玛丽没回来，不问玛丽我不能答复你。对不起，夫人。”
然而，在公开场合的演讲中，或者出席学者招待会时，玛丽总是十分腼腆地跟在丈夫身边，当有的人向她问起提取纯镭的过程时，她就会羞涩地把眼睛转向丈夫。她认为：在丈夫面前，自己的知识太贫乏。她深信皮埃尔的意见比自己宝贵一千倍。
1906年复活节，他们举家郊游得到了一次美好的享受。
他们带着两个孩子在舍夫律——圣瑞住了几天。这是个温暖的季节，巴黎的乡村漫山遍野的紫罗兰散发着迷人的芳香，各色鲜花竞相开放，姹紫嫣红，把山川河流点缀得美丽耀眼。
一天早晨，他们来到树林里野游。皮埃尔懒洋洋地躺在松软的草地上，任由阳光的撒播。14个月的艾芜爬在为她铺开的毯子上乱喊乱叫，非要抢姐姐手中的绿网罩。伊雷娜一边逗引着不会走路的小妹妹，一边回过头去拿着那个绿色的小网追捕蝴蝶。她把捕来的“猎物”交给艾芜，艾芜不知所以，拿着便乱撕乱捏，一个劲往脸上抹，往嘴里塞，搞得满身污秽。抱着一大捆水毛茛的玛丽兴致勃勃地跑来，看见艾芜这副模样，惊叫起来：“艾芜，这傻孩子。”回头对着躺在草地上正哈哈大笑的丈夫，嗔怪地说：“你看你，连孩子也不管一下。”玛丽边说边用毛巾把艾芜擦弄干净，皮埃尔仍笑得直打滚。
夫妻俩躺在明媚的春光里，望着天空中飘浮的白云；看着满山满坡的树木花草，吮吸着阵阵清香；欣赏着他们的伊雷娜捕蝴蝶的滑稽动作和艾芜吱吱呀呀的叫唤。皮埃尔侧过身来，抚摸着妻子那一头被微风吹乱的金发，亲吻着那丰满的前额，灵巧的嘴，纤细的脖子，充满柔情地说：“玛丽，有你在我身边，我们的生活永远是甜蜜快乐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