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代以前，《诗》、《书》皆史也。而采风掌於太史，以觇政教之隆、民俗之醇漓，故诗与史尤切。中经秦火，所谓记言、记动者，简册俱佚，而国政兴衰之大者，犹赖《三百篇》以传。周之兴也，基於文王之伐密伐崇；其衰也，肇於幽王之宠褒姒。事莫大於此矣，而《尚书》不载，独载之於《诗》。宣王之伐犭严狁，为中兴鸿略，时则六月，将则吉甫，见於《诗》者，何其详且也，乃《尚书》与迁《史囗周本纪》俱失载。故欲究三代之史者，不可不诵其诗，《诗》即史也。自春秋之世，而诗教衰。汉晋以降，华篇竞出，类不外应制、纪游、赠别、遣兴之作。虽若杜少陵、元遗山辈伤时感事，形诸咏歌，当世号为“诗史”，然作者特一二人，所征遗闻轶事，亦不过一二朝已耳。昭代右文之治，度越前古，即诗学亦然。诸家集，恒有纪事之作。盖值文纲荼密，士大夫於时政得失，不敢有所掇述，则往往於诗发之。其美刺讽颂者，犹不失《葩经》遗指。萃而存之，亦三百年兴替之史也。顾非具司马氏之三长，而又见闻赅博，断制谨严者，不足语此。蛰云学使幼即侍宦京邸，甫冠，入翰林，获窥秘籍，又遍交同时材彦，以是熟於掌故。比岁退居，痛国史之不足传信，间及闾巷节行，则历代以来所创见者。昔裴氏松之有言：“绘以众色成文，蜂以兼采为味。”古人集众史以为史，君则集众诗以为史，征引满千家，α辑逾廿卷，列朝文献，粲然具备，何其致力勤而用志专也。吾闻孔子东周之志不行，乃退而订《诗》，是岂陶冶性情已哉。风雅之正变，国家之治乱判焉。治者足以法，乱者足以戒。矧时至近代，良史之亡久矣，举一代之公是公非，而听诸悠悠者之论断，恒失之偏；就当日士大夫之论断，而证其公是公非，则庶几不失其正。於其盛，则如读大《大明囗皇矣》，穆然於缔告之降；於其衰，则如读《匪风囗下泉》，然於陵夷之感。笔削托於是，衮钺寓於是，夫岂非尼山之徒也欤。天既置君於华阀清阶，使之殚洽见闻；又使生贞元代谢之世，得综揽一代之简篇，以伸其论断。且又穷其所志，资之以闲，使舍此无以自寄。则是书之成，固有数焉。数年前，《史稿》告成，颇有疵议之者，君尝语余，约其为《清鉴》。今读君是编，即《清鉴》也，何待更作。昔宋之亡，董文炳曰：“国可灭，史不可灭。”遂以史馆记注，尽归於元都。君今者以存诗者存史，文炳之志，即君之志，且即余之志也，则余又乌可以无言！猥属校定，乃撮叙而赘於未。
丙子夏五，济宁许钟璐谨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