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听课，考试怎么应付呢?这事好办。他的两个朋友对于必修课每堂都听，而且把讲课内容认真记下来，课后还要加以整理。一位名叫米列娃·玛利奇的塞尔维亚姑娘，她是来自奥匈帝国的侨民，是一位非常严肃、沉默寡言的大学生。她无论在智力的敏捷方面，还是在外貌上都是一个很平常的人。对物理学、对一些大科学家的著作的兴趣使她和爱因斯坦接近了。爱因斯坦感到需要一个伙伴，以便把阅读著作的体会告诉他，而米列娃则很乐意当这样的听众。爱因斯坦对此合作感到十分满意。爱因斯坦的另一个最亲密的朋友是格罗斯曼。他与米列娃一样是1896年进入工大的。格罗斯曼跟自己的双亲住在苏黎世湖边的塔尔维尔村。爱因斯坦经常到他家去。爱因斯坦和格罗斯曼常到都会咖啡馆去，边喝咖啡边交谈。从科学到哲学，从艺术到人生，看到的，想到的，感兴趣的，无所不谈。这两个年轻人，外表、言谈和举止都很不一样，一个衣着整齐，一个是不修边幅；一个是兢兢业业的模范学生，一个是想入非非的幻想家；一个是内心平衡，说话有分寸，办事有条理的瑞士公民；一个是目无权威、离经叛道的无国籍流浪汉。追求科学真理的共同目标把他们紧紧结合到一起。每遇考试，爱因斯坦就借他们的听课笔记突击一下来应付。为了应付考试而强制去学一门功课，曾使他感到非常苦恼，对此他后来回忆说：“这种强制使我为此畏缩不前，以致我在通过最后的考试之后整整一年对科学问题的任何思考都感到扫兴。不过我应当指出，我们在瑞士苦于这种窒息真正科学工作的强制比其他许多地方的大学生要少得多。一共只有两次考试，除此之外，你或多或少可以做你想做的事。谁要是像我这样有一个朋友认真地听全部课程并仔细地整理讲课的内容，那就更好了。直到考试前几个月，这种情况都给了我这样干事的自由——我大大地利用了这种自由；我把与此伴随而来的内疚看作是不可避免的，并且其害处是微不足道的。事实上，现代的教学方法还没有把神圣的求知欲完全扼杀掉，这差不多是一个奇迹；因为这样脆弱的幼苗，除了需要鼓励之外，首先需要自由——没有自由它将不可避免地会夭折。”
家里的经济情况越来越糟，已无力负担他的一切费用。爱因斯坦不得不靠几个舅父接济生活，每月只有100法郎。因为爱因斯坦希望成为瑞士公民，而按瑞士政府规定，加入瑞士国籍需交1000法郎的入籍费。因此，他不得不勒紧裤带，以便从每月的生活费中省下20法郎，这样，直到他通过联邦工业大学的毕业考试才取得瑞士国籍。1898年，他在给妹妹写信时说道：“使我最感压抑的就是我可怜的父母所遭受的(经济上的)灾难。我已长大成人，可是仍然无所作为，一点儿忙也帮不上，这真使人肝肠欲断，我只能加重家庭的负担……确实，如果当初根本没有生我，情况也许会好一些。惟一使我坚持下来，惟一使我免于绝望的，就是我自始至终一直在自己力所能及的范围内竭尽全力，从没有荒废任何时间，日复一日，年复一年，除了读书之乐外，我从不允许自己把一分一秒浪费在娱乐消遣上。”由于常常挨饿，使他那本来健康的胃有了毛病，从而使身体受到摧残。后来，每当他的身体表现出精疲力尽的样子时，他的夫人就认为“这就是他极其贫困时所受煎熬的结果”。
尽管爱因斯坦读大学很不容易，学习也很努力，但由于他经常无故旷课，不好好做作业，还有个性太强，特别是不通处世之道，致使这一天才，不但没有受到教授们的青睐，得到什么特殊的照顾和栽培，反而还为许多教授所不容和排斥。
以太的问题一直萦绕着他的脑海。在上联邦工业大学时，这个问题也不断在他眼前浮现：它来无影，去无踪，怎么才能确实证明它的存在呢?以太没有重量，又无处不在。浩瀚的太空就是以太的海洋，地球就像一只小船，在以太的海洋中航行。要是能设计出一种仪器能证明地球在以太海洋中的航行速度，不就证明了以太的存在了吗?他真的设计出了这样一个仪器。他把图纸拿去向韦伯教授请教。“韦伯先生……”刚一开口，韦伯的眉头就皱了起来，因为别人都叫他教授，而爱因斯坦偏叫韦伯先生。真是个怪人，你对他说这样，他偏是那样。
韦伯是一位注重实验的物理学家，对于理论物理的新思想他所知甚少，也缺乏兴趣。当他眼睛离开图纸与爱因斯坦真诚的期待的目光相遇时，因为自己什么评论也作不出来而感到很狼狈。他以为爱因斯坦是在嘲笑他，说：“爱因斯坦先生，你很聪明，可以说是绝顶的聪明，可是你有一个缺点，你不让人教你!”他把图纸还给爱因斯坦，有礼貌地点一下头，走了。爱因斯坦哈哈大笑起来。他生陛耿直，喜欢说话开诚布公，反对见风使舵，从不掩饰自己的观点，而且不考虑人家的反应。他从来就不把权威放在眼里，他们的浅薄和装腔作势时常是他痛加抨击的对象。他只知真诚待人，不懂得客套，你讲得不对，他会当众打断你的话，即使你是教授，有时他甚至会忍不住笑出声来。当他发现对方被弄得很难堪时，他又会戛然而止，露出比对方更难堪的抱歉神色。爱因斯坦想证明以太存在与否的想法是对的，可惜韦伯和爱因斯坦都没有看过迈克尔逊的著作，后者在爱因斯坦还是个孩子的时候就已经用非常精确的实验证明了地球在以太海洋中的运动速度是零!
一次，上佩尔内的实验课，教授发给每人一张纸，上边把操作步骤写得清清楚楚。可爱因斯坦根本不理睬这个实验须知，原来他有自己的一套操作程序。做着做着，突然“轰”的一声，把爱因斯坦的右手炸伤了，鲜血直往外涌。同学、助教和教授闻声围了过来。佩尔内弄清原因后愤愤地走了。他要求系里处分这个“不守规矩”的学生。前不久，因爱因斯坦不去听他的课，他已在系里提出了这样的建议。这次学校真的给了爱因斯坦一个处分。
十几天以后，爱因斯坦在路上与佩尔内遇上了。教授看到爱因斯坦那只包着绷带的右手叹了口气，说：“唉，你为什么非要学物理呢?为什么不去学医、法律或语言学呢?”从不愿说假话的爱因斯坦说，他觉得自己对物理学有一种特别的爱好和才能。教授又叹了口气说：“唉，听不听由你，我是为你好!”幸好，爱因斯坦没有听这位教授的“忠告”，否则物理学的发展不知要蒙受多大的损失呢！
1900年秋，爱因斯坦以优良的成绩通过了取得苏黎世联邦工业大学文凭的国家考试。几年的刻苦自学，为今后从事物理学研究打下了扎实的基础。
3.毕业就是失业
爱因斯坦虽然通过了国家考试，取得了大学毕业文凭，而且在上大学期间已表现出了自己的研究才能，但并未因此使自己的困境有所改善。非但没有改善，还更困难了。原因是由于大学已毕业，亲戚们每月给他的100法郎的接济也停止了。可毕业后，很长时间又找不到固定的工作。
他所以投考工大教育系，是想献身于科学研究，同时也是受到温特勒老师的影响。毕业时，他极想留在联邦工业大学当一名助教，在完成本职工作之余，可以独自从事物理学研究。于是，他向教授们求助，然而严酷的现实击碎了爱因斯坦的青年时代的梦。
他的好朋友格罗斯曼留在斐德烈那里，另外两个同学，埃拉特留在鲁迪奥那里，科尔罗斯留在胡尔维茨那里。更叫人生气的是，韦伯教授从工程学的毕业生中找来两名助手，却把学物理，并立志从事物理学研究的爱因斯坦推出了校门。
这无疑是一个沉重的打击。这不仅是一种羞辱，而且使他失去了继续深造、从事科学研究的条件，更重要的是使他失去了生活的依托。在过了很多年之后，爱因斯坦收到一位美国女大学生的言辞激烈的来信，诉说怎样由于教授的不公正而使她蒙受了不幸。爱因斯坦给她回信时写道：“我的教授们也曾使我遭到像你一样的冷遇，他们不喜欢我的独立精神，他们虽然需要一位助教，但却拒绝接受我。”但爱因斯坦从来不念旧恶，总是努力使自己忘掉别人对他所犯的各种错误。因此，他在回信中还写道，以个人怨恨和成见行事的人只能使自己荒唐可笑。他劝她把怒气收回口袋，把原稿放回抽屉。
在那毕业即失业的忧患重重的岁月里，为了煳口，爱因斯坦想尽了一切办法，托人介绍，给各地发出一封封求职信，也写信给他认为有可能帮助他的人。同时十分注意报纸上刊登的各种招聘广告。一旦发现自己可以做的工作就立即忙乎起来。
5月，因温特图尔城职业技术学校的一位常任数学教师要去服兵役，爱因斯坦获得了到那里去代两个月课的差事，人在困难的时候，即使是一点点微不足道的转机，都会使他喜出望外。爱因斯坦也是这样，他连续好几个月找不到工作后，在得到关于这一差事的确切消息时，给人写信说自己是“一只快乐的小鸟”。温特图尔城的课代完后又失业了。后来，在一个好心朋友的帮助下，才找到了一份帮助两名功课落后的孩子补习数学和物理课，以便他们应付毕业考试。他按自己的想法进行教学，想努力把教学活动搞得尽可能的生动活泼和饶有兴趣，打破了旧学校的许多陈规陋习，但雇他的人对他的这种做法不满，于是他很快又被解雇了。
1901年初，爱因斯坦在《物理纪事》上发表了第一篇科学论文——《毛细管现象的推论》，尽管后来他本人认为此文“毫无价值”，但当时，当他看到自己的作品印在了权威的物理学杂志上时还是激动不已。或许它对于求职有帮助呢!他以此为敲门砖，给著名的物理化学家奥斯特瓦尔德写了信，说自己的研究工作是在他的大作的启发下完成的。他随信寄去了论文，问教授需不需要助手，没有回音。他又写了一张明信片去，假称信上忘了写自己的地址，特意告诉教授，并介绍了自己的艰难处境，奥斯特瓦尔德始终没有理他。他又转向荷兰的莱顿大学，把论文寄给了墨林·昂内斯教授。这次他把信写在往返明信片上，让教授便于给他复信，他还在反面写好了自己的地址和姓名，并贴了邮票。可怜的爱因斯坦又失望了，明信片又是一去无回。
贫病交加的父亲，看到儿子圆圆的双颊渐渐瘪了进去，心里有说不出的难过。他瞒着儿子也给奥斯特瓦尔德写了一封求情信，但此信同样未能打动教授。
贫困和屈辱是懦夫的拦路虎，也是勇士前进的阶梯。饥饿并没有把爱因斯坦吓退，没有减退爱因斯坦喜欢钻研物理学的热情，在他受生活煎熬，到处寻找工作的同时，一些新的科学思想一直在他脑海中萦绕，使他激动不已。他于1901年11月写出了一篇博士论文，考虑到母校对自己的态度，他把论文寄给了苏黎世大学，但是苏黎世大学的大门对他同样未肯开启。 ’
实在没有办法了，他只好把这样的广告贴到了全城的电线杆上和墙上：“联邦工业大学毕业生阿尔伯特·爱因斯坦讲授物理，每小时3法郎，雇者请洽。”好不容易找来了一个“雇者”——莫里斯·索洛文。这是一位到瑞士来学科学和艺术的罗马尼亚人。本来是来学物理的，可是两人到了一起却一小时接一小时没完没了地讨论哲学问题和其他理论问题。每小时3法郎也不再提了。一次，深深爱着爱因斯坦的米列娃到他住所去看他，一下子被惊呆了，差点转身就走：屋里满是烟，而且浓得几乎叫人看不清楚屋里的东西。爱因斯坦和索洛文面对面坐着，两人的烟斗里还不停地向外喷放浓烟。他们正得意忘形地讨论着毕尔升的《科学典范》。
面对爱因斯坦的窘境，亲人和朋友都替他着急。可不切实际的爱因斯坦却乐观地安慰别人说：如果情况没有好转，他还可以拿着小提琴挨门挨户去演奏，挣几个饭钱呢!
天无绝人之路。1902年春，爱因斯坦的人生道路终于出现了转机。爱因斯坦的父亲求朋友格罗斯曼帮爱因斯坦的忙。格罗斯曼的父亲与自己的朋友——伯尔尼市联邦专利局局长讲了这件事。格罗斯曼被专利局局长叫去，“他打算搞什么?”“搞物理。”“他聪明吗?”“我认为他是天才的坯子。”“叫他来见我好了。”
当爱因斯坦到达伯尔尼之后，哈勒局长通过同他长谈，深信这个年轻人到专利局工作是合适的，尽管他还缺少经验。他录用爱因斯坦担任三级技术鉴定员，主要任务是为递交的专利申请准备鉴定意见和草拟专利文件，年薪3500法郎。这样，从1902年7月爱因斯坦就开始在他称之为“世俗寺院”的专利局工作，直到1909年10月。在专利局上班后，他很快把米列娃叫到伯尔尼来。同米列娃的婚事因爱因斯坦父亲的病而拖了下来。爱因斯坦的父母亲都不同意这门婚事，在父亲生病期间，爱因斯坦决定不违拗他的意见。父亲在临终前终于同意了儿子的婚事。爱因斯坦和比自己大4岁的米列娃于1903年1月6日举行婚礼。米列娃当时也是物理教师。婚礼结束后，他们同爱因斯坦在伯尔尼的朋友们一块用餐，然后回家。没想到到家时发现，爱因斯坦不知把钥匙丢在哪里了。他们租了克拉姆特49号的一间小房间，后来搬到阿尔契夫街8号的一间阁楼上，从那里可以陈望阿尔卑斯山和阿劳山谷的壮丽景色。
有了固定的工作，生活安定了下来。他对此十分满意，曾认为他一生中这段时间最幸福。因为再也用不着为生活操心，而且为了胜任“专利奴仆”的工作，迫使他从多方面思考物理技术问题，同时在本职工作外还有充裕的时间用于学术研究。
为此他十分感激帮他弄到这份工作的格罗斯曼。早在格罗斯曼写信通知他专利局有可能雇用他时，他在给格罗斯曼的信中就写道：
昨天收到了你的信，使我万分感动，因为你的忠诚和仁
爱使你没有忘记不走运的老朋友。要想找到比你和埃拉特
更好的朋友是不容易的。甚至用不着说，我若能得到这样
的工作环境，是多么幸福。我一定要尽一切努力光荣地证
实这次对我的推荐……
现在我们这里正是最美好的春天，整个世界带着如此
幸福的微笑在瞧着你，使你不得不抛弃任何忧郁。此外，音
乐的聚会也使我免于闷闷不乐。在科学方面——考虑到几
个美妙的思想，但是它们还需要好好琢磨……
他在这里所讲的“美妙的思想”与分子引力有关。他在谈到关于分子引力的工作时曾说：“感觉到在直接知觉中呈现出是互不相关的诸现象的整个综合体的统一性是多么美妙啊!”
这句话包含了爱因斯坦一生的一个纲领，预示了他的一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