提出政治新思维
爱因斯坦离开德国、离开欧洲后，就一直生活在普林斯顿，这是他生命的最后20多年，也是他一生中很艰难的一段岁月。这期间，他失去了自己最亲近的人；在科学上，他虽然奋力攀登、百折不挠，但始终也未能取得理想的结果；经历了第二次世界大战，特别是看到了与自己不无关系的原子弹的悲剧；面对军国主义泛滥和列强为争夺世界霸权加紧扩军备战、搞军备竞赛，他站在爱好和平和人道主义的立场上，虽然做了大量工作，但却未能看到明显的效果，这同样使他忧心如焚……悲剧如何避免?人类文明免遭毁灭、得以持续发展的出路在哪里?他的苦苦思索越来越多地集中到与人类命运直接相关的社会问题。正是在这个基础上，他最先提出了政治新思维。
1.“对真理的追求比对真理的占有更可贵”
普林斯顿是一个远离闹市的安静的小城镇，整个城镇宛如一个到处长满了各种神奇树木的巨大公园，特别是深秋，林木经霜变红或发黄，五彩纷呈，显得尤其美丽。所有的建筑几乎都是哥特式的，教堂的钟声时时在空中回响，让人感到，这里仿佛是牛津。
普林斯顿高等研究所分配给爱因斯坦一座老式的贵族房子：图书馆街2号，周围是一个大花园，房间大而明亮，布置得也很雅致。从勒科克营地般的生活换到这样的环境，就像一下子进到天堂。对此，爱因斯坦夫妇都十分满意。爱因斯坦在给伊丽莎白王后写的信中讲道：“普林斯顿是个奇妙的小地方，是一些装腔作势的小小的半神半人居住的招人喜欢的和讲究礼节的小村子。由于不理会某些社会习俗，我得以给自己创造一个宜于工作和逃避对工作的干扰的环境。”
普林斯顿高等研究所的研究条件也是没说的。研究所的创建者和实际组织者、美国著名的教育家和学校改革家弗莱克斯纳从一开始就让普林斯顿高级研究所的研究者们既不需要为任何教学和行政杂事分心，又无物质上的担忧。他说，研究所是“一个自由港，学者们在这里可以把世界看作是实验室”，享有完全的独立性，研究最高级和最普遍的问题以及任何自己感兴趣的科学问题。
爱因斯坦对仅凭纯粹的科学研究工作领取薪金感到不安，甚至是难为情。在他看来，不承担教学任务，凭内心要求做研究工作而拿钱是不行的。他总想干些与基本的研究活动无关的事情作为生活费用的来源。他习惯于把讲课、同学生谈话、考试、开会等之后的剩余时间才看成是属于他个人的东西。斯宾诺莎以磨制金刚石为生，业余时间研究哲学的生活对他有着很深的影响。在柏林，虽然爱因斯坦也完全可以不讲课，但出于上述看法，他还总是坚持上些课，尽管远不如在布拉格和苏黎世多。现在，在普林斯顿，这些任务几乎完全没有了，他仅负责指导一小批年轻的科学家。这使他感到不习惯。但统一场论是如此强烈地吸引着他，能把自己的全部精力和时间集中到对这个他已苦苦探索了近20年，认为有极重大的意义的课题上去自然是很好的事情。事实上，他也是这样做的。但也正由于上述看法，所以当弗莱克斯纳问他应聘普林斯顿高等研究所需要多少薪金时，爱因斯坦只说：“一年3000美元大概够了。”弗莱克斯纳听后惊讶极了，急忙说：“不行，不行，这和教授的身份不相称。”在弗莱克斯纳看来，这样低的薪金也有损普林斯顿高等研究所的名声。弗莱克斯纳一定要尽量往上提高，而爱因斯坦则不肯多要，经反复“讨价还价”，最后爱因斯坦才答应接受最多年薪16000美元。
每天早晨，爱因斯坦都去范氏堂(1940年研究所搬出范氏堂和大学区，搬到一座比较幽静的私人建筑物中，离普林斯顿大约需步行半小时)，在那里会见自己最亲近的同事和助手，了解他们的工作进展。当时他们主要是在设法克服数学手段方面的困难，商量进一步工作的路子，有时还回到初始立场，探索新的立场。然后，他回家继续思考那些问题。
普林斯顿高等研究所为了保证爱因斯坦能集中精力搞科学研究，对他的住所也实行了严格保密制度。当时连罗斯福总统邀请爱因斯坦到白宫去做客，也必须事先征得研究所所长的同意。而爱因斯坦也全身心扑在他的统一场论上，对于许多生活琐事常常心不在焉，一过即忘，为此闹出了不少笑话。刚到普林斯顿不久时，有一次，他找不到自己的家门了，没有办法，只好打电话给研究所办公室：
“我能不能和所长讲话呀?”
“很抱歉，所长出去了!”秘书回答。
“那么，也许，嗯……你能告诉我，爱因斯坦博士住在什么地方呢?”
根据规定，秘书很客气地拒绝告诉对方爱因斯坦住在什么地方。
这时爱因斯坦只好对着话筒低声说：“请你别对人讲，我就是爱因斯坦博士。我要回家去，可是忘了家在哪里了?”
虽然无论是研究所，还是爱因斯坦本人，都愿意避免无谓的干扰，他也回避了许多只能浪费他的宝贵时间的邀请和访问，但干扰总还是免不了的。一些人总能千方百计找上门来。特别是那些真正需要帮助的人找上门来，同情心总是使爱因斯坦毫不吝啬地放下手中的研究工作，尽量帮助他们解决困难。
美国一家医院要聘请一位x光专家。一个犹太难民来找爱因斯坦帮忙。爱因斯坦就给他写了一封推荐信。几天后，又来了一个从希特勒铁蹄下逃出来的犹太人请求帮忙，爱因斯坦也把他推荐给了该医院。这样，他一共竞向该医院推荐了4个人去，造成这4人去争夺同一个职位。他总是那么好心，对人有求必应。对此库兹涅佐夫著的《爱因斯坦传》曾引过这样一段话：
“虽然只有物理学和自然规律才能引起爱因斯坦的真正激情，但要是他发现谁需要帮助并认为这种帮助能起作用的话，他从不拒绝提供帮助。他写过成千上万封推荐信，给千百个人出过主意，一连几个钟点同疯子谈话，因为疯子的家庭写信告诉爱因斯坦，只有他一个人能够帮助病人。他善良、慈祥、健谈、面带笑容，但异常不耐烦地(虽然是暗中)期待着他将能重新投入工作的时刻。”
然而，对爱因斯坦影响最大的还是亲人的去世。到普林斯顿第二年的5月，埃丽莎不得不回欧洲一趟，因为他们的大女儿得了重病，在巴黎住院。但她去得太晚了，因为女儿在这之前一直把病情瞒着她。她到巴黎不久，女儿就去世了。埃丽莎带着女儿的骨灰回到普林斯顿，一下子变老了许多。这时她的双目出现了病变，这是严重的心和肾疾病的反映。不久便卧床不起了。
为了不使爱因斯坦和小女儿在情绪上受到影响，埃丽莎尽量把自己的悲痛埋藏起来。就是这样，对于爱因斯坦来说，看到任何人都无法替代的妻子的这种情况，仍感到意乱心烦，忧伤万分。他对妻子无比体贴，使埃丽莎也十分感动。
埃丽莎不仅由于爱因斯坦对自己的爱和关心而得到安慰，更从爱因斯坦的事业上受到激励。当时，她在给瓦朗坦的信中写道：“阿尔伯特已经作出了某些杰出的贡献。对这些贡献，没有人能认识，能相信。但是，或许在他离去后的某一天，人们将会认识到他所创造的一切。他的新发现看来是太大胆了，以至在有生之年他将不会看到人们认识到他的思想。”
埃丽莎要为丈夫和女儿创造一种尽可能舒适和愉快的环境，而爱因斯坦则也希望能有一个更好的环境使埃丽莎的身体得到恢复。这年夏天，他们在康涅狄格州租了一幢美丽的别墅度假。埃丽莎把这个地方比作天堂。对此她写道：“今年我们允许自己来一次难以置信的奢侈。我们租了一所真正的庄园——20英亩土地，树木和田野——夏季的一切新奇在我们周围都有，甚至有一个网球场和一个游泳池。我们远远地离开了所有的事务，这里十分宁静。这种安静我仅经历过一次——那就是山区。”“这里的一切都是那样的高雅，在开始的10天里，我向你发誓，我们是在餐室里吃的饭，豪华的餐厅对我们来说是太辉煌了……有一种感情使我对过得如此愉快感到惭愧了……”在这里，埃丽莎失去爱女的悲痛有所减缓，身体也感到稍好了一些。
与此同时，他们买下了梅塞街112号的一幢房子，整个夏天正请人在进行内部装修。当他们结束度假，回到普林斯顿再看这幢房子时，埃丽莎完全被尽善尽美迷住了。仿佛希望重又进入了生活，她从悲哀情绪中暂时解脱了出来。
然而好景不长。紧接着就是紧张、费神的搬家。而新家如何安置，全靠埃丽莎设计和指挥。由于劳累，她的病急剧恶化了。她只好进医院接受治疗，并根据医生的指示绝对静卧。医生已如实地向亲属讲了埃丽莎病情的严重性。爱因斯坦忧心如焚，对爱妻更加关怀得无微不至。对此，埃丽莎在给友人写信时说道：“他曾被我的病弄得心烦意乱，失魂落魄，我从没有想到他是那么深地爱着我，这使我很感安慰。”
1935年夏，爱因斯坦夫妇是在离蒙特利尔不远的萨兰纳克湖畔租的一幢美丽的别墅里度过的。在这美丽的加拿大湖畔的森林中，埃丽莎的身体又有所恢复。而爱因斯坦由于又能返回到他所喜爱的帆船上去扬帆游弋，笼罩在心头上的阴影仿佛被湖面上的凉风吹散了。埃丽莎在给瓦朗坦的信中关于爱因斯坦的工作写道：“他精神振奋，处于最佳状态。最近又解决了一些重要课题。他自己相信，最近的工作是他曾做过的最好的工作。”
后来，埃丽莎的病情急转直下，不可避免的不幸终于发生了。1936年，埃丽莎终于撇下爱因斯坦而去。爱因斯坦周围一片凄凉。早在30年代初，爱子的死就使他受到很大的打击，丧失了往昔的生活情趣。而现在，在埃丽莎死后，他更是时常流露出孤独和忧伤。
爱妻去世，他更是像发了疯似的拼命工作，只要生命的火花还在他身上燃放，就没有一种力量能把他从追求统一场论的战场上拉开。仿佛，极其抽象的思维对于爱因斯坦来说就像新鲜空气那样，是须臾不可缺少的。
对统一场论的研究是一场旷日持久的、希望与失望不断交替发生的坚韧的战斗。
物理学自20世纪20年代中期德布罗依、薛定锷、玻尔、海森堡等人创立量子力学以后，发生了飞跃。他们逐渐成了物理学中的多数派。爱因斯坦虽然承认他们在科学上是有贡献的，但对他们，以玻尔为首的哥本哈根学派(德布罗依与他们的观点不同)所认为的微观粒子的位置和速度不可能同时确定——确定了它的位置，速度就不确定了；确定了速度，位置又不确定了——的所谓的测不准关系是有看法的。他坚信，量子力学所使用的方法只能是一种过渡性的，通过努力，终将可以认识到粒子所有的相互作用和粒子自身的存在，并能用统一的公式把它们表述出来。
他沿着自己确定的方向苦苦地求索着。而物理学界追随他的人越来越少。瓦朗坦在回忆这段历史时曾经说道：“这不是两代人之间的鸿沟，其中一代人代表大胆的思想，而另一代人维护旧的东西，像一块被舍弃在道路边上的静止不动的石头。爱因斯坦的悲剧是这样一个人的悲剧，他不顾年迈体衰走着自己的愈来愈荒僻的路，在这期间几乎所有的朋友和青年都声称这条路是不会有结果的，并且是行不通的。”英费尔德在回忆中也说：“有3年的时间，我专心致志研究双星问题，但是我未曾看到过一颗星。”
然而，爱因斯坦自己则百折不回，不屈不挠。这与其说是学术思想的不同，不如说是信仰和世界观的深刻对立和斗争。他深信，被研究的微观物理世界是不依人的主观意志为转移而客观存在着的，整个世界是统一的，合乎理性的，服从于存在的统一规律，这个规律是能够认识的。科学的道路无论多么复杂、紊乱，它们终将达到与存在之实际和谐相符的认识。他在给朋友索末菲的信中就曾明确谈到这一点：“关于科学观念以及我对科学期待些什么，我们已走到极为不同的两端：你相信上帝掷骰子，我却相信在现存事物构成的世界中有一个完美的规律，就其真实性来说，我试图用那不受羁绊的思辨去理解。”
1937年9月28日，爱因斯坦从普林斯顿写信给朋友谈到自己研究统一场论的情况时说道：“我现在试图解决的问题同10年前的那个问题完全一样。在一些细节问题上，我已取得了一定的进展，但仍然无法达到真正的目标，尽管有时似乎已快大功告成。工作很艰苦，但我却得益匪浅，艰苦是指要实现这个目标是我力所不能及的，而得益匪浅则是指这项工作使我忘却了日常生活中种种令人分心的琐事。”
1938年2月14日，他在给兰茨奥斯的信中也说道：“我同这个根本问题已搏斗了20多年，现在已经相当失望，虽然还不准备罢休。我认为现在需要一种全新的令人茅塞顿开的灵感。另外我认为，如果用统计学作为逃遁的办法，那只能是一种权宜之计，它不可能触及问题的实质。”
建立统一场论在科学本身和在思想上的巨大意义以及其任务之艰巨以至久久地难以突破，给爱因斯坦带来了不少痛苦的感受。自到普林斯顿之后，他就很少与老一辈的同事们接触，他尖锐地感觉到自己的事业缺乏理解和同情，向往孤独、与世隔绝的意向与日俱增。他的情绪越来越忧郁。他常常回忆起那些已经死去的挚友和亲人，特别是埃伦费斯特。他离开欧洲大陆不久就传来了噩耗：他最亲密的朋友埃伦费斯特在亲手结束了他的重病不治、无限疼爱的儿子的生命之后，用手枪自杀了……爱因斯坦认为，埃伦费斯特自杀，从表面上看，纯系私人性质，但更深刻的原因却在于科学家的悲剧性的不满足。在某种程度上乃是两代人科学兴趣之间的冲突的结果，在更大程度上乃是科学向科学家提出的问题和科学家不能够找到答案之间的冲突的结果。其实，与其把这话看作是爱因斯坦对埃论费斯特自杀原因的解释，不如把它看作是爱因斯坦自己当时内心的独白。
1934年，爱因斯坦在埃伦费斯特去世后不久为纪念朋友和评述这位学者而写的文章中曾说过，杰出的人们由于无法抵抗生活的打击和外部的冲突，比较起来常常地是自愿地离开人世的：“由于无法容忍的内心冲突而放弃生命和自然归宿，今天，在精神健全的人们中间是少有的事；这只有在那些清高的、道德高尚的人才有可能。这种悲剧性的内心冲突使我们的朋友埃伦费斯特永逝了。所有像我这样十分了解他的人都知道，这个无瑕的人主要地是良心冲突的牺牲者；任何一个年过半百的大学教师发生这种或那种形式的良心冲突，乃是无可避免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