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下爱因斯坦又踌躇起来了：去吧，他实在不愿意离开苏黎世这个和平、宽松和熟悉的环境。同时，一想到德国统治者的黩武精神，要去同那专制、傲慢和伪善的环境打交道，他心里真有些发怵。不去吧，丰厚的待遇，充裕的时间，好得不能再好的研究条件，不正是自己所向往的吗?一个学者还能企望有什么比这更好的呢?这太具有诱惑力了，即使是爱因斯坦这样一位对优越的物质条件和个人荣誉无动于衷的人，也不可能不为之所动了。特别是柏林当时是新的科学观点和精神文化生活的中心，是欧洲文明的前哨。无论在艰苦的科学研究、大胆的哲学探索，还是在艺术创作方面，柏林都推崇最新的东西。柏林大学的教授，在各个方面都是起带头作用的。
“你的生身之地，你真正的祖国在等待着你!”祖国，这是两个多么神圣的字眼，由普朗克这样的大科学家郑重地说出来，更具有了一种特殊的力量。
“可是我是个和平主义者，德国是不是不太欢迎呢?”爱因斯坦说。
“我们想到的是物理学家，相对论的创立者……”
“但是，”爱因斯坦打断了普朗克的话，笑着说：“这算得了什么呢!相对论是不算数的。朗之万说过，全世界只有12个人懂相对论。”
“这一点我们同意。可是，在这12个人里，倒有8个在柏林呢!”说完，能斯特哈哈大笑起来，3个人都笑了。
爱因斯坦思考了一下说：“你们把我当作良种母鸡，想把我弄到柏林去多多下蛋，可是我自己还不知道能不能再下蛋呢?这样吧，你们二位先到吕吉山去玩，现在正是避暑的好时光，等你们回到苏黎世，我到车站来接你们。要是我手里拿着一束白玫瑰花，就表示不去柏林；要是拿一束红玫瑰花，就是去柏林。”
几天后，游玩归来的普朗克和能斯特乘火车缓缓开进苏黎世时，他们看到爱因斯坦手里拿着一束红玫瑰花正在月台上来回地踱步。
这次，爱因斯坦是只身赴柏林的。这是他第一次与妻子米列娃暂时分开。但这时他已意识到，他们之间的永远分离已经成了不可避免的事。与儿子们的分手使他极其痛苦，当着送行人的面，他流下了眼泪。
他与米列娃之间的感情裂痕早就出现了。还是在结婚不久，在伯尔尼时代，当时他们在经济上还相当紧张，可爱因斯坦老是和一大群朋友一起散步，野餐，举行家庭音乐会，讨论各种在米列娃看来是属于云里雾里、一点儿不切实际的问题。这一切使她感到厌烦。而骨结核、严重的神经衰弱和与日俱增的病态的猜忌心，使她变得越来越暴躁。爱因斯坦漫不经心的性格也使她非常反感。到布拉格之后，德国人对斯拉夫人的种族歧视更使米列娃感到压抑，这也进一步加剧了他们夫妻之间的矛盾。他们两个人个性都很强，发生了摩擦谁也不肯让步，米列娃总是觉得做爱因斯坦的妻子，成了一个庸俗的家庭妇女，把自己的科学才能埋没了，太冤屈了。可是，这位大学物理学系毕业的家庭主妇，操持家务的本领也实在不高明，家里经常搞得乱七八糟。她作为一个女人，需要得到丈夫的关心、帮助、体贴和爱，可是爱因斯坦自己还是一个永远长不大、需要别人照顾的大孩子。他虽然也照看孩子，负责生炉子，但心却完全扑在物理学研究上。两个人心灵上的交流越来越少，摩擦日益频繁，就是重新回到他们开始认识和相爱的苏黎世，情况也没有得到好转。越是得不到妻子的理解与支持，爱因斯坦就越是全身心地扑到事业上；米列娃越是得不到丈夫的关怀与温暖，也就越对爱因斯坦不满。然而，大科学家也是人啊，他感情需要得到宣泄．埋在心底的话需要找到一个倾吐的对象。妹妹到伯尔尼写论文时就告诉他，曾经专心听他儿时拉小提琴的堂妹埃丽莎．因与一商人结婚，合不来，离了婚，现在带着两个女儿在柏林和自己的父亲住在一起。这也许是爱因斯坦在潜意识中最终决定去柏林的一个因素吧!
在柏林，爱因斯坦进行科学交往的基本形式是每周一次的物理学讨论会。参加讨论的除爱因斯坦外，还有普朗克、能斯特、劳厄、弗朗克和创立量子力学原理的薛定谔。有一个时期，发现铀裂变的丽萨·迈特纳也出席过讨论会。后来这些人都成了爱因斯坦的朋友。所有参加过讨论的人都对讨论会留下了美好的记忆，其中特别是对爱因斯坦的印象。他不仅能讲出最深刻的思想，作风上无拘无束，十分诚挚亲切，这一切都给讨论会定下了基调。当时，他的主要注意力还集中在相对论问题、引力问题和空间几何的属性对空间中发生的事件的依赖性问题上。他的思维在加速运动，无时无刻不在琢磨这些问题。。
但是柏林的繁文缛节也使爱因斯坦大伤脑筋，新当选的院士必须逐一拜访50位院士。这些礼节性拜访中无非是“今天天气好”、“你好”之类无意义的寒喧。1914年5月，他在给苏黎世的胡尔维茨教授写的信中说：“出乎意料，在这里我的生活安排得还算顺利；我内心的平静只是由于人们在每件琐事上对我苛求才遭到破坏，譬如我该穿什么样的衣服，要不然某些所谓长者就会把我归入‘社会渣滓’之列。”
不管怎么说，初到柏林的一段时间还是比较舒心的。然而，好景不长，爱因斯坦到柏林半年后战争爆发了。
柏林街头，到处人山人海。被军国主义宣传鼓动起来的人们就像一座火山一样在柏林爆发了。战旗飘飘，军号嘹亮，出征的队伍由此开赴前线。人们吹呼，把花束投向战士，少女们跑上前去吻别战士。看到这一幕动人情景的外国人都赞扬德国人民举国一致的英勇气概。可爱因斯坦把这一切看在眼里，心情却无比沉重。
皇帝、大臣和议员都纷纷起来号召人民“为保卫祖国而战”，于是，青年们穿上军装，奔赴战场。他们被子弹穿透胸膛，被马刀砍断手臂，倒在血泊中，马蹄从他们身上践踏过去。而政治家和将军们则不断庆祝德国版图的扩大，军火商庆祝他们的利润大增。
这时连素来不问政治的清高的教授们也卷进了战争。学术界93个显要人物起草了《告文明世界书》，表示支持国家的战争政策。普朗克也签了字。许多科学家都自觉地为战争卖力，能斯特教授也当了国防部顾问，爱因斯坦的另一位好友哈伯教授也穿上了军装。他解决了人工合成氨的方法，解决了火药生产的大问题，接着又开始研究糜烂性毒气和窒息性毒气，他说：“在和平时期，科学家是属于全世界的；在战争时期，科学家是属于自己祖国的。”
然而，爱因斯坦永远是“世界公民”，他永远属于全世界。这时他再也不能像从前那样自由地和同事们交往了，在原来的朋友中反战的人实在太少了。他像躲避瘟疫那样避开普鲁士科学院和威廉皇家学会那些数不清的研究炮弹、潜艇和飞机的委员会。他把自己锁在工作室里，夜以继日地紧张地进行着研究。这时，他给埃伦费斯特写信说：“在惊慌失措的欧洲正在发生某种难以置信的事情。这样的时刻表明，我们是属于多么卑劣的生物品种啊!我沉默地继续进行和平的研究与思考，但却被怜悯与厌恶所笼罩。”
9月初，他在给埃伦费斯特的信中进一步讲道：“国际的灾难沉重地压在我这个国际主义者身上。一个生活在‘伟大时代’的人很难理解，自己是属于发狂的、堕落的、并以自由意志而自豪的生物品种。”这封信充满了对民族堕落的厌恶，对战争的愤怒。
爱因斯坦在那疯狂的岁月所以能如此保持清醒的头脑，这是由他自己对战争和军国主义的一贯态度所决定的。他后来在《我的世界观》中曾写过这种态度：
“一个人能洋洋得意地伴随着音乐在队列中操练步伐，这已使我对他鄙视了；他丢了一个大脑只是出于误会，对他来说单单一根脊髓就完全足够了。文明的这种耻辱，应当尽快加以消灭。由命令而产生的勇敢行为，毫无意义的暴行和讨厌的军国主义，都多么使我深恶痛绝啊!在我看来，战争是多么卑鄙和丑恶的现象，我宁愿被千刀万剐，也不愿参加这种可耻的勾当!尽管如此，我还是把人类想得这样好，我深信，要是人民的健康感情没有被那些通过学校和报纸起作用的商业利益和政治利益而系统地进行败坏，那么战争这个妖魔早就该绝迹了。”
面对侵略战争对人民的蹂躏，爱因斯坦觉得沉默是有罪的，在这样的时刻应该站出来大声疾呼，唤醒那些受了蒙蔽的人民。“善良的欧洲人，团结起来!”他站出来呼吁了。他与另3位不大有名的人针对《93人宣言》，发表了《告欧洲人民书》。
这时，他发现罗曼·罗兰也发出类似的大声疾呼：
“敌人不在国外，他在每一个民族的内部……那就是帝国主义这个恶魔!”
他终于找到了以罗曼·罗兰为代表的志同道合者，以及聚集在罗曼·罗兰周围的反战学者和作家。
爱因斯坦参加了反战组织“新祖国同盟”。他于1915年3月22日给罗曼·罗兰写了信：“在‘新祖国同盟’的帮助下，也从报纸上，知道了你的大无畏精神。为了消除目前把德、法两国人民隔绝的重重障碍，你发表了意见……在我们欧洲，300年紧张的文化工作，只引导到民族主义的狂想来代替宗教的狂热，后辈人能感谢我们欧洲吗?许多国家的学者作出的举动，似乎他们的大脑已被切除……如果你认为我微薄的力量有所裨益，那就请随便使用吧!”爱因斯坦觉得自己已经是反抗沙文主义暴行的国际友好团体的一名战士了。
1915年秋，爱因斯坦在苏黎世朋友赞格尔的陪同下拜访了那时住在瑞士斐维的罗曼·罗兰，这次拜访使爱因斯坦了解到所有的交战国都有反战团体。
对于这次会面，罗曼·罗兰在日记中写道：
“……爱因斯坦还年轻，身材不高，脸盘大而长，头发浓密，略微有点卷曲、干燥、黝黑，夹杂着少许银丝。高高的前额，嘴很小，鼻子略肥大，双唇丰满，小胡子剪得短短的，双颊圆润。他说法语，有困难时，常常夹着一些德国话。爱因斯坦活泼、爱笑。他偶尔用幽默的方式来讲述最深刻的思想。爱因斯坦自由地发表对德国——自己的第二或甚至是第一祖国的看法。任何别的德国人决不会这样自由地讲话。在这可怕的一年里，每一个处在他这样地位的人都会由于精神上的孤立感到痛苦。然而爱因斯坦却不，他经常笑。他找到了继续进行科学活动的办法。这里说的是他那著名的相对论。我对这个理论没有什么概念，而爱因斯坦却提都没有提到它。不过赞格尔凑到我的耳边说：‘这是牛顿时代以来科学中最伟大的精神上的革命。’我问爱因斯坦，他是否把自己的见鹪告诉德国朋友们。他回答说，他避免此事；他愿意采用苏格拉底的方法，即提出一连串有逻辑关系的问题使读者思想上震动。‘不过人们并不怎么喜欢这个。’——爱因斯坦补充说。”
1926年，当罗曼·罗兰60寿辰时，爱因斯坦就1915年的会晤写道：
我只亲眼见过您一面，那时欧洲危机的最初冲击还使您心神不安，在那些备受折磨的群众中间，您像一个孤独的幻想家，他们由于您不能给他们带来光明和解放而感到失望。您从来不满足于把您那罕见的创造才能只用于高雅的人物交往；您热望帮助一切蒙受自己造成的苦难的人。
粗鲁的群众被邪恶的激情驱使着，这种激情支配了他们，也支配了他们的政府。他们狂言谎语，但结果只是彼此弄得更加悲惨。总而言之，他们似乎没有经过内心的冲突就造成了全部的这种苦难。至于那些不带群众浅薄粗鲁情绪的和不受这种情绪影响而信守着兄弟友爱理想的少数人，他们所面临的情况就更加困难。他们会被自己的同胞所摒弃，并且会受到像麻风病人那样的迫害。除非他们以一种违心的方式行事，或者胆怯地把自己真实思想感情隐蔽起来。您，可敬的大师，却没有保持沉默，您起来战斗，忍受着痛苦，并且支持着那些在苦难中的人们。您是伟大的精神鼓舞者。
在这个使我们欧洲人深深感到羞耻的年代，甚至连有高尚思想的人也会被野蛮情绪所俘虏，这已经是一清二楚了。我不相信，高尚的为人态度，在大学和科学院里，要比默默无闻的、沉寂的普通人所在的店铺里发扬得更好。
可是有一个集体，您是其中最有声望的杰出人物之一，这是这样一些人的集体，他们对于仇恨这种疫病都是有免疫力，他们企图消除战争，并以此作为走向人类道德革新的第一步；比起他们自己特殊国家和民族的特殊利益来，他们认为这个任务重要得无可比拟。
这封信表明，有教养的人道德上的残暴是怎样深深铭刻在他的心里。他当时只寄希望于“默默无闻的、沉寂的普通人”。在社会绝大多数人都被卷进了战争狂热的情况下，爱因斯坦表现出了惊人的冷静、深刻的理性和大无畏的反“潮流”的精神，以自己的行为再次证明，大思想家从来都是人类的大脑与灵魂，是社会的良心。他的言行是指引人类绕过暗礁、驶向幸福彼岸的航灯。
在当时，罗曼·罗兰和爱因斯坦等人的声音与莱茵河西岸民族自大狂的喧嚣声比起来是太微弱了。然而这是理性的声音，迟早总有一天全欧洲都会听到它。
整个大战期间，爱因斯坦一直生活得很压抑。他常常去看自己的堂叔——鲁道夫·爱因斯坦。堂妹埃丽莎就住在那里。她是一位举止温柔、非常幽默，与爱因斯坦有许多共同的特点和爱好的年轻妇女。她给了孤独、苦闷的爱因斯坦以许多安慰。1919年，爱因斯坦与米列娃离婚后就与她结了婚。
大战结束的前一年，爱因斯坦病倒了。他早就因在苏黎世和伯尔尼吃不饱而得了胃病。一个人住在柏林后生活又没有规律，加上成年累月、不分昼夜的紧张思索，希望和绝望、激动与狂喜所造成的感情上的巨大波动，终于把身体彻底搞垮了。两个月，体重就减轻了十几公斤，他还以为自己是患了癌症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