安东·契诃夫孤身一人在塔甘罗格滞留了三年，这是独立生活的三年，也是独立思考的三年。
这位已经19岁的青年人，对自己的未来充满了极大的自信。他对医学特别感兴趣，还在一年前他就萌发了将来当医生的思想，这种想法跟他母亲对他的希望是一致的。
有时他又想将来可能从事文学创作，但并不十分坚定，只是暂时作为糊口手段而已。
1 告别故城
在塔甘罗格契诃夫的生活过得既繁忙艰辛又寂寞郁闷。他虽然交了不少朋友，但由于远离亲人，远离父母，总感到孤苦伶仃，无依无靠，因而经常想念莫斯科。加之塔甘罗格那落后的充满小市民习气的毫无生机的环境，使他越来越厌烦，恨不得立即离开。
莫斯科对他产生了巨大的魅力，成了他无限向往的圣地。
1877年复活节假期，在全家迁往莫斯科一年之后，契诃夫收到了亚历山大寄给他的一张去莫斯科的火车票，他怀着十分高兴而又忐忑不安的心情到了莫斯科，到了母亲面前。
在莫斯科他看到了全家六口人挤在一间带家具的出租房子里，地上铺着惟一的一块垫子，晚间一个挨一个地躺在上面的困境；看见父亲失业在家穷愁潦倒的寒酸相；看到面容憔悴的母亲天不亮就起床做针线活挣钱糊口的辛苦样。他心痛欲裂，更激起了他对家庭的责任感。
第一次到莫斯科，对这个历史悠久的世界名城，安东觉得处处新奇。在弟弟米舍尔的引导下，他游览了莫斯科主要街道、红场、莫斯科河，无处不使他心旷神怡，流连忘返。雄伟壮观的莫斯科大剧院更使他赞叹不已，浮想联翩。为满足他对大剧院的向往、对戏剧的酷爱，他的堂兄米舍尔·契诃夫数次带他去看戏。
莫斯科给安东的印象太深了，影响太大了，回到塔甘罗格以后，他对莫斯科产生了更加强烈的向往之情。见了莫斯科的大世面，他已不能满足于省城的环境了。他在给堂兄的信中说：“最近，我去塔甘罗格市剧院看了一场戏，与莫斯科大剧院相比，真有天渊之别。等到语法学校的学业结束，我将插翅飞往莫斯科，我是多么喜欢这座城市啊！”
1879年7月，安东参加了语法学校的毕业考试。
在塔甘罗格独立生活的三年里，他又要读书，又要打工，经常食不裹腹，脑子里被乱七八糟无穷无尽的烦心事困扰。但这些并没有妨碍他的学习，而且学习成绩比低年级时还要好，所以，考试结果，各门功课的成绩都不错。俄语作文考试，题目是《无政府主义是最大祸害》，难度虽然很大，但由于他一贯憎恨无政府主义，经常思考这个问题，所以他洋洋洒洒写了三个小时，结果得了个全班最高分。操行评语也不错：“品行端正，上课守时，学习勤奋，作业认真。”他终于顺顺当当获得了盖有“帝国之鹰”印章的毕业证书。
语法学校毕业以后，安东不得不在塔甘罗格度过整个夏天。那年塔甘罗格市参议会决定给在高级中学就读的塔甘罗格人颁发奖学金，这是一个难得的机会啊！但名额有限，竞争者多，安东得花大量时间去奔走争取。通过多方努力，他获得了成功。他一次领到四个月奖学金，每月25卢布，总共100卢布。这为他继续上学提供了经济保障。
此时安东的心情是从来没有过的高兴。尽管塔甘罗格还是有不少值得留恋的地方，但他仍然急于奔往莫斯科。在那里他将和全家人团聚，上大学，写文章，结识新朋友，去莫斯科大剧院看演出。只是仍有一个阴影投射到他欢乐的心坎上：父亲的专横武断作风，太叫他寒心了。他能迁就他吗？他还能改正吗？
2 一家之主
1879年8月初，是俄罗斯的金秋季节，气候温和，舒适宜人，少有的湛蓝的天空，秋阳像少女的明眸，把柔和的光辉投向下界。对安东来说这是一个令他心醉神迷的日子。他以优异的成绩结束了自己的中学时代，又获得了政府颁发的奖学金证书。在他苦难的人生旅途上，这算是辉煌的第一步。现在他马上要告别生活、学习19年的故乡城市塔甘罗格，奔向心中向往已久的莫斯科了。
8月6日，他怀着欢乐激动的心情，登上了去莫斯科的火车。与他同行的还有他的两个同班同学，他们也去读莫斯科大学医学专业，并将在契诃夫家搭伙寄宿。
列车一声长鸣，徐徐启动。接着风驰电掣般向西驶去。安东探首窗外，回头望去，塔甘罗格被抛在后头，远了，远了。他心里默念着：再见了，塔甘罗格！再见了，我亲爱的故乡！
莫斯科妓院区格拉乔夫卡大街，紧靠圣·尼古拉教堂有一栋居民住宅楼，底层是比街面低的破烂不堪的地下室，墙上只有一两个小通气孔，室内非常窒闷潮湿，散发出一股呛人的霉味。从通气孔往外望只能看见匆匆而过的行人的腿脚。走出地下室满眼是低矮破旧的平房，肮脏龌龊的店铺和倚门招客的妓女。这里只有贫困和堕落，痛苦和绝望。这就是安东眼里看到的他们全家的栖身之地。全家人，包括两位来寄宿搭伙的大学生，共十来口就拥挤在这个小天地里。此情此景使他初来莫斯科与亲人团聚的欢乐倏然而逝。一种新的烦恼与忧愁袭上了心头。
使他更烦恼的是，一家子像一盘散沙，没有一个主心骨，缺乏勤奋自强的生气。父亲虽然已经在莫斯科对岸一位经营纺织品的巨商加夫里洛夫的仓库里找到一份差事，但只有30卢布的月薪，而且一个人在那儿食宿，除个人开销外，所剩无几。大哥亚历山大也在外面过独身生活。他是一个颇有才华，颇有学问的人，但幼稚荒唐，缺乏毅力。他曾给报刊写过几篇文章，但成就甚微，几经周折之后，就变得心灰意冷，整日郁郁寡欢、借酒浇愁，生活极无条理，放荡不羁，而且染上了说谎恶习。二哥尼古拉为人和善，待人宽厚，有绘画和音乐天赋，但生活懒惰，体弱多病，且与烟酒交上了朋友，越陷越深，不能自拔。弟弟伊万、米舍尔和妹妹玛丽，由于交不起学费，不能正常上学读书，荒废了学业。
面对这种情况，安东产生了一个念头，不能像大哥亚历山大那样，为了个人而置苦难的家庭于不顾。他决心承担起拯救这个家庭的责任。
他脑子里盘算，他自己每月有25卢布的奖学金，寄宿搭伙的同学每月交 60卢布的房租，加上父亲的补贴及另一些不固定的微薄收入，只要精打细算，勤俭节约，是可以使一家人的生活得到保障的。因为父亲离家独居，回来甚少，母亲又只管操持家务，遇事不敢做主。他十分清楚，现在只有他能做这个家的顶梁柱。
他应该担当起家庭的全部物质和道德的责任，他应该关心全家人，应该把父亲从加夫里洛夫的老仆人的屈辱地位中解放出来，过上安静日子；应该使母亲摆脱繁重的家务劳动，得到休息；应该为玛丽和米舍尔支付上中学的学费；应该为两个哥哥竭尽兄弟之谊，挽救他们的才能，使之得到充分发挥。当务之急是要改变生活环境。
在他到达莫斯科一个月后，便在格拉乔夫卡区另一栋楼房里租了五个房间，离开了阴暗潮湿的地下室，搬进了宽敞明亮的新居。
3 重振家业
安东把家迁到新居以后，很快建立起一个勤奋劳动、生机盎然的新家庭。
米舍尔进了语法学校，玛丽进了拉伊耶夫斯基女子中学，想当小学教员的伊万进了莫斯科师范学校，契诃夫本人积极准备进莫斯科大学医学院。
这位19岁的既坚强又和蔼的青年不知不觉成了一家之主，成了这个家庭的主要经济支柱和精神支柱。在他的带动和影响下家里的气氛迅速起了变化，过去那种强制的家规，喝叱的秩序，体罚的教育被道德规范、说服教育、表率影响所代替。安东本人每周负责一天家务劳动，其余由弟妹轮流负责。他还承担起弟弟米舍尔和妹妹玛丽的教育责任，培养他们高尚的道德情操。他对年幼的弟弟米舍尔特别关心，常以哥哥的情分，温情地跟他交谈，教导他衣着要整洁，对人要诚恳，不要说谎话，无论做什么事都要公正无私。安东高尚的道德修养和为人表率的行动很快征服了全家人，包括最初怀疑他的人，他很自然地成了全家的中心。
巴维尔·叶戈洛维奇曾经是一个性格坚强的人，起初他半带嘲讽地对待安托沙，就像原先对待亚历山大和尼古拉一样，而且他企图保持住从前在塔甘罗格的秩序和自己的权威。不错，他的权利被削弱了，因为家庭生活费用的担子从他肩上转移到了安东肩上。这是他无力改变的，只好暗自抱怨。随着家庭状况的好转，他看在眼里，喜在心里，完全服气了。
安东成了一家之主，是契诃夫家的大幸。安东一声不响地连续不断地一天又一天向塔甘罗格时期一切习惯和传统攻击，表现得那么刚毅果断，坚定不移，就像他父亲巴维尔当年使用他的教育方式那样。米舍尔回忆说：安东的意志在家中占了主导地位以后，在我们家忽然三天两头出现了直到那时我还没有听说过的严厉的训诫：“这不真实”、“需要公正”、“不应该说谎”等等。
对谎言的极端憎恶是契诃夫整个品德最具个性特征的表现，在他的日记中有这样一句话：“谁说谎话，谁最卑污。”他后来写的中篇小说《我的一生》中，一个老油漆匠有句口头禅：“蚜虫吃草，铁锈吃铁，谎话腐蚀人心。”实际上反映了契诃夫对谎言的危害性的看法。
那时契诃夫高尚的道德情操已经确立了。当还没有去思考将来会成为作家时，他就本能地为自己的才能、为自己创作的权利而斗争，他无情地把一切奴性的东西从自己心上、从亲人们心上消灭干净。那时他是为人的个性斗争；作为作家的个性，他还未来得及考虑。当他开始考虑作家的个性时，他已经有了明确的结论：作为人的自身修养和艺术家的自身修养是一个问题的两个方面。
他的道德感化力对全家人的影响是显而易见的：每一个人都变得高尚起来了。
4 自我批判
做了一家之主以后，契诃夫在家庭中创造了一种健康淳朴的气氛，消除了一切丑陋的、有伤自尊的、污浊的气氛，这个任务是亚历山大力所不及的，而他也没把这当一回事，只有安东才顽强而坚定地去做，他获得了越来越大的道德上的胜利。他用自己委婉的，然而不屈不挠的坚定性促使父亲的思想意识完全转变，促使他对自己的过去、自己的专横粗暴感到羞耻。仅此一点就足以证明青年契诃夫的教育才能。
然而他的道德感化力也有失败之处，就是未能挽救两个哥哥。他深深地爱着他们，又恨他们的坏思想坏品行，经常为他们担心焦虑，为使他们的才能不至毁灭，他做了能做的一切。可是有一件事使安东心痛欲裂。一天晚上，午夜时分，亚历山大酒醉如泥，蓬首垢面，跌跌撞撞回到家里，倒在地上，当着母亲和妹妹的面，指着安东的鼻子，骂了许多粗话，并威胁说：我要砸烂你的脑袋！安东大为震惊，怒火中烧，气愤已极，但他像往常一样随即控制住自己的感情，跟妹妹一起，把他扶上床去休息。与亚历山大相比，尼古拉性格温和善良，但他整日纵酒为乐，荒废了创作，连最紧急的约稿也忘到九霄云外。有时甚至跑到最下等的酒吧去，一连数日不见人影，往往深夜突然撞进家里，呕得遍地狼藉，然后和衣倒在床上，胡乱抓一条毯子蒙头大睡，双脚露在被子外面，袜子又脏又臭。这样有才华的人，竟然被浪荡生活所毁，安东既感到伤心，又感到失望。
在这段时间安东不仅对家人的道德教育下了很大功夫，而且努力克服自身急躁、易怒的性格。他在给奥尔加·克尼佩尔的一封信中说：“你说，你羡慕我的性格，应该告诉你，我生来急躁，我曾经有过急躁行动，但是我习惯控制自己，因为娇纵自己不是一个正派人应当做的。”
契诃夫异常委婉、温和、谦虚、富有同情心的性格，是在教育家人的同时加强自身修养经过内心痛苦斗争的结果。他在自己的行动中变得更好深思、更好探索，情绪更稳定，头脑更清醒，语言更缜密，说话更委婉，对人态度谨慎，给人一种一切都是那么完美协调的印象。
当然，契诃夫既不是安琪儿，也不是恪守宗教训诫的人，而是“人”这个词的完整意义上的人。他的心和普通人的心一样，既有优点，又有缺点；既存在豁达和谦虚，也存在骄傲和虚荣，公正与偏私。然而，像真正的哲人那样，他善于控制自己的弱点。
跟农奴制、小市民沉重的遗孽进行不断的斗争，对自身严厉的批判，在斗争中从胜利走向胜利的不间断的艰苦历程，帮助了契诃夫，使他的个性和创造性更趋完美，体现出俄罗斯民族的优良性格。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