赵普之言可谓切中要害，之所以出现五代十国的大分裂大动荡局面，其根源就在于藩镇割据。对此，赵匡胤本人的感受、体会最为深刻，他之所以能够登上皇帝宝座，就是沾了藩镇权重的“光”。赵匡胤心里非常清楚，就是那些在自己脚下俯首磕拜的大臣，又有多少心悦诚服者呢？并且，他手下的那些诸镇节度使们照样手握重权，说不定什么时候也会上演一出类似的兵变，或是干脆亮出旗号武装夺权。他所发动的陈桥兵变，直接榜样无疑便是郭威；但在郭威之前，还有过唐明宗李嗣源、唐废帝潞王李从珂的“成功范例”；包括他的这次所谓拥戴性的兵变，类似的在历史上已重演过四次。前车之鉴，后事之师，应将这种武将兵变在他手中成为“绝版”才是，不能让它们再次上演了。于是，经过一番深思熟虑，在宋朝的开国史上就赫然写下了“杯酒释兵权”这一读者耳熟能详的故事。赵匡胤在一次专设的酒宴中以皇帝身份与那些握有重兵的大臣们“摊牌”：以金钱、豪宅、良田等优厚的经济条件换取他们手中的兵权。众将即使不愿，也不敢对抗；况且，能在皇帝的保护下不担风险、不必操心地享受人生，也是一桩求之不得的美事，何乐而不为呢？于是，一个个赶紧上书，要求解除军职。一场权钱交易就这样不知不觉地顺利地完成了，赵匡胤以他的委婉、圆滑等谋略手段把当时最强大也是最容易发生动乱的禁军完全控制在个人手中，再也不必为难以预料的军事政变而忧心忡忡了。而宋朝在此后的三百多年统治中，再也没有发生过类似“黄袍加身”的兵变，看来赵匡胤的“杯酒释兵权”确曾起到了“一劳永逸”之效。
赵匡胤坐稳了龙椅，这时，他的目光开始鹰隼般地环顾四周，威严地抖抖身上的黄袍，发出了南征北讨的命令。他采取先弱后强、先易后难、先南后北的统一方略，南并荆湖，西吞后蜀，远征南汉，降服南唐，收归吴越。
然而，就在统一大业进入关键时刻的公元976年，正值壮年的宋太祖赵匡胤却突然暴卒而亡。
其时，赵匡胤正在指挥征伐北汉的战役。临死前夕，还在紧张地处理一应公务，并未出现什么身体不适的迹象。各路捷报频频传入宫中，多年梦寐以求的统一大业眼看有望，他自然高兴得不行，显得精神饱满，情绪良好，一直处于难以抑制的兴奋状态。这天夜晚，天空中纷纷扬扬地飘着大雪，他按捺不住内心的喜悦之情，将时任晋王的皇弟赵光义召入宫中，然后支开众人，兄弟两人举杯开怀，尽情畅饮。渐渐地，酒量不大的赵光义就有点难以招架了，一再起立表示不能再饮。可赵匡胤不依，不断地将他按下继续对饮。
饮至夜半，赵匡胤拿着一把斧头走到室外斫雪，想看雪已下了多厚，他一边斫着一边大声叫道：“好自为之，好自为之！”然后就进屋睡了。早已喝得乱醉如泥的皇弟赵光义当晚自然也睡在了宫中。将近五更，突然传出消息，太祖驾崩。
第二天，赵光义就在兄长的灵柩前继承了皇位。
兄弟两人饮酒时，守候在外面的人只是远远地看见屏风之上，烛光摇曳人影散乱，赵光义不胜酒力不时离席，赵匡胤又不断地将他按回原位，兄弟间难以分晓的“你推我让”自然也可理解为两人之间的纠缠、矛盾甚或打斗；而赵匡胤的斫雪行为及那把斧头更是染上了神秘恐怖的暴力色彩；皇位一般由儿子继续，这回却是兄死弟及，后来更是弄出了一个所谓的“金匮之盟”；赵匡胤自己暴死不说，他的两个儿子不久也不明不白地命丧黄泉……这一切的一切，都让人有足够的理由怀疑甚至认为就是宋太祖的亲弟赵光义谋杀了兄长，篡夺了皇位。
赵匡胤之死不仅留下了“烛影斧声”这一千古之谜，更留下了统一大业未竟的遗憾：北汉、辽仍在北面虎视眈眈地与宋对峙。
继位的宋太宗赵光义虽然很快就收复了后汉，但契丹辽却成为宋朝最大的劲敌与死敌，那凌厉而强劲的铁蹄常使得宋代在它的蹂躏下艰难挣扎，发出一声声痛苦的呻吟。
宋太宗赵光义在消灭北汉--“十国”中的最后一国之后，五代十国的分裂局面就此结束，黄河、长江两大流域重归一统，有宋一代的版图就基本上奠定下来了。然而，还有西南的大理、吐蕃，西北的高昌、党项，北方的契丹辽均在宋朝版图之外，它不仅没有汉唐的辽阔，就连秦、晋时期的规模也未能恢复。宋朝充其量只能算是一个中原统治集团，在赵光义收复北汉后其领土即达至顶点，此后便在周边少数民族的不断蚕食中日渐萎缩，南宋时更是沦落为一个地方性政府或割据政权。
国家的强盛与领土的辽阔常构成一种正比例关系，宋朝的积弱与版图的不断缩小息息相关。
纵观中国古代历史，还没有哪个统一王朝像宋代那样一开始就弥漫着一股柔弱、僵化与衰亡的气息。宋王朝似乎没有过上一天安稳日子，总在外敌的逼迫下气喘如牛，就更不用说出现汉朝的文景之治、盛唐的贞观之治了。每当我们回望这一时时讲和、处处挨打却又延续了三百多的腐朽王朝时，就会不由自主地感到一股深深的屈辱、沉重、压抑与悲愤。只要能够，我总是匆匆跳过这段令人丧气而难堪的历史。
追本溯源，宋朝的祸根早在后唐就已种下。
公元936年，后唐节度使石敬瑭为了实现自己的野心，取得辽国的支持建立后唐政权，竟将河北、山西一带的幽云十六州拱手割让给契丹贵族，恬不知耻地做起了儿皇帝。契丹辽王耶律德光在册封石敬塘的文表中说：“我对待你，就像对待儿子一样；你对待我，就像对待父亲一般……愿我们永远结为父子之邦。”儿子石敬瑭时年四十五岁，而父亲耶律德光却只有三十五岁，这样的父子关系也可以称得上是一个世界奇观，进入《吉尼斯大全》了。为了表示孝意，石敬塘每年必献帛三十万匹，还经常派遣使者奉送金银珍宝及各种饮食。他的无耻就连阅读史书的后人都感到无地自容，也不知他当时是一种怎样的畸变心态。看来中国的“汉奸”可谓历史悠久、源远流长，且队伍不断茁大，发展至现代的抗日战争时期，汉奸总数高达二百多万。这真是一个庞大且令人汗颜的黑色数字，我们脚下的这块土壤为何如此“盛产”汉奸？这实在值得我们深思。
石敬瑭为求一时之欢不择手段，却将一颗艰涩难以消化的苦果留给了后人。石敬瑭将幽云十六州共约十二万平方公里的土地及其资源拱手送给异族契丹，在冷兵器时代能起阻挡之效的万里长城顿时失去作用，辽军可轻而易举地进入中国本土。从新划定的边界到宋朝首都开封，五百公里的距离全是一马平川，不仅没有广阔的天然屏障，就连一个险要的关隘也没有。门户完全洞开，辽军铁骑可随心所欲、自由自在地纵横驰骋，中原大地，真的成了一块“逐鹿”之地。
幽云十六州对每一个中原政权来说，都是一块决定其生死存亡的黄金宝地。得之则政权稳固，失之则危如累卵。因此，从后周开始，就与辽朝围绕这块领土展开了激烈的争夺。周世宗北伐契丹，在收回了其中的瀛、莫二州后不幸病故。宋太祖虽然统一了中原及江南，但历史上长期由汉人聚居、与中原政权休戚相关的幽云十六州却一直控制在辽朝手中，京城汴都处于辽朝的直接军事威胁之下。辽宋对立，实际上构成了中国古代第二次南北朝并存之势。宋朝只有全力攻占幽云地区，将边界推进到长城以北，恢复长城防线的屏障作用，才能从根本上摆被动局面。宋太祖时时想着恢复前朝版图，然而，却在征伐契丹南部分裂政权北汉时就暴死宫中。宋太宗赵光义继位后，刚一收复北汉，紧接着就开始对辽用兵。虽也取得了一些胜利，但都是局部的、暂时的，总起来说，是败多胜少。特别是高梁河之战和雍熙北伐两次惨败，宋军几乎损失了所有精锐。以此为转折，宋朝不得不变主动的进攻而为消极的防御，国势日蹙国力日弱，直至彻底衰亡为止，宋朝的外交史上也没有出现过一次扬眉吐气、象模象样的美好日子。
如果周世宗柴荣不是突染重病英年早逝，在攻取两州的情况下乘胜前进，幽云十六州或许早就收归中原政权了。然而，在后周政权成功地过渡为宋朝之后，赵匡胤却未能立即施行周世宗北伐契丹、收复幽云地区的战争方略。他虽然也在不断地南征北讨，然而，却采取了先易后难、先弱后强的策略，这多少有点投机取巧的意味。在赵匡胤的骨子里头，似乎从来就缺少一种硬碰硬的铁血气概，总在玩弄着某种计谋与手腕，黄袍加身、杯酒释兵权等莫不如此；在一些重大事情上，也显得优柔寡断，心中决定的事情却无法果断地进行，比如迁都之议就是如此。说得好听一点是虚心开明、从善如流，而中国封建集权统治有时似乎需要某种说一不二的专横独断才能解决实际问题。其实，在赵匡胤内心深处，并没有把臣下视为平起平坐、平等对话的“伙伴”，而是严格意义上的君臣之别。“黄袍加身”后的赵匡胤由一名重臣一跃而为皇帝，昔日的战友、同事眨眼间变为自己的臣子，他们真的心服口服了吗？即使没有，那三拜九叩的仪式，倒也很能让他产生一种莫名的陶醉与满足。然而，在那群俯首称臣的黑压压的臣子中，却有宰相一人与他同样傲然地坐在椅中。如果往前再进一步，是否会取而代之登上龙椅呢？无论如何，这是赵匡胤不愿想象、无法接受的。他最忌讳的事情可能就是皇位二字，绝不允许别人对他屁股下面的宝座产生任何非分之想。于是，他颁布了一项看似不大、却影响国民心理人格的新的圣旨－－废除宰相在君前坐议之礼。也就是说，宰相晋见、议事不再赐坐，也得如普通臣子般匍伏于地、三拜九磕才行。而人的双腿一屈，什么人格、尊严也就全部消失殆尽了。如此一来，不仅普通百姓、政府大臣，就连一人之下、万人之上的宰相也变得奴性十足、没有人性了。在宋代封建专制集权统治之下，从上到下，也就彻底地“太监化”了--一种心理上的残酷阉割。而那俨乎其然的皇帝，便是全国最高最大、最为变态的“太监”总头目。
宋太祖赵匡胤的变态、柔弱与谋略不仅影响了当时的臣民，更深深地烙印在他所开创的帝国之中，作为一种“风格”弥漫开来，成为有宋一代的“时尚”。
如果赵匡胤在篡夺后周政权后继续推行北伐契丹的军事方针，而不是调转“枪口”首先向当时最为弱小的荆南小国开刀平定江南，那将会出现一种怎样的局势呢？两强相碰，要么一举收复幽云十六州，要么仓皇败北皇位岌岌可危。以赵匡胤的血性，自然不敢碰硬，没有把握、风险太大的事情他似乎从来不做。表面看来，赵匡胤在平定南方的胜利中获取了广阔的领土，扩充了自己的力量，然而，长年累月的战争也使得原先的精锐有所丧失，内耗严重。而那些刚刚并入的分裂王国似乎并没有壮大后来的北伐力量，也没有成为有效的战略后方。如果宋朝建国之初，就倾全力夺取曾被石敬瑭割让出去的幽云地区，然后一鼓作气回身平南，先强后弱，所到之处要么势如破竹，要么望风而降，统一天下将易如反掌。是先吃软后拚硬，还是先攻强后对弱，两种战争方略，孰优孰劣？在后人眼里自然十分明了。
赵匡胤虽然对周边弱小政权取得了决定性的胜利，但对迅疾如风的契丹铁骑却怀有一种深深的忧虑与恐惧，最使他担忧的就是都城开封地势平坦、无险可守。此时的开封，虽然后梁、后晋、后汉、后周都曾建都于此，后周时还对城郭宫殿进行过一番大规模的整修，但辽国一旦兴兵，强大的铁骑将如潮水般越过长城，无遮无拦地汹涌而至，一直涌到开封城下。一国之都，随时面临覆灭的危险，这不能说不是当权者的严重失误。赵匡胤的黄袍加身乃从后周手中直接接管政权，定都开封的后周属地方性割据政权，篡权之初的赵匡胤也只能承认这一现实。随着地盘的扩大及形势的发展，开封显然不再适应作为宋朝国都。为了扭转这一被动不利局面，赵匡胤开始考虑迁都，从而达到“据山河之胜，去冗兵”的目的。
宋太祖将新都的首选之地定为开封西部的洛阳。洛阳北有黄河，南有中岳嵩山，西有秦岭、渑池、函谷关等险要之处，东有咽喉要地成皋关（即虎牢关），周围地势平坦，水土丰美，交通极为便利。与开封相比，洛阳乃历朝古都，文化根基深厚，经济水平发达，军事可攻可守。他从小生在洛阳长在洛阳，直到十二岁才离开，对那块土地更是怀有一股特殊的亲情。开封距洛阳也不太远，迁移起来并不困难。一旦迁都洛阳，国都危险得以解除，各种压力自然减轻，才有可能达到长治久安之效。
然而，太祖此议一出，却遭到了大臣们的极力反对。这些勋臣贵戚在开封大都置有田产、庄园，迁都自然有损于他们的切身利益；不少人长期生活于此，住惯了，也不想动。在那些众多的劝谏者中，铁骑左右厢都指挥使李怀忠的理由似乎最为充分：“东京有汴渠漕运，才能运来江淮一带每年数百万斛漕米，供给守卫京都的几十万将士。陛下若迁都西京，粮运如何解决？况且府库重兵全在大梁，根基不可动摇啊！”其实他的话根本不值一驳，洛阳不仅山河拱戴形势甲于天下，且“南有宛叶之饶，东压江淮，食江湖之利”，供给大多可就地解决，历代建都者都是如此。而最关键的是，一旦迁都洛阳，凭借险隘的关河，就不必如在开封般重兵团团把守了。军队一少，粮草等需求自然降低，一些无形的损耗也会相应减少。于国于民，都是一件天下的好事。而那些短视的大臣，他们只顾自己的个人利益，却置国家利益而不顾。其实，朝廷官员的个人利益与国家利益，比普通百姓联系得更为紧密，正所谓“一荣俱荣，一损俱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