于是，他头脑膨胀，变得狂妄起来。他听不进谋士贾诩的劝说轻躁东进，使得原本矛盾重重的孙、刘结成了顽强的抗曹联盟；他一反常态以貌取人，冷落益州牧刘璋派来的特使张松，不仅失去了一位难得的人才，更失去了联络刘璋、进取益州的机会，尔后刘备正是用计赚得益州才拥有了一块属于自己的地盘；他占领荆州后，不禁得意忘形地拍手大叫“天下已定”，在写给孙权的信中更是踌躇满志，意在必得：“近者奉辞伐罪，旄麾南指，刘琮束手。今治水军八十万，方与将军会猎于吴”；荆州新附，人心不稳军心不稳，他似乎连做做这方面的“政治思想”工作以求安定团结、共同对敌的想法都不曾有过；曹操本性多疑，却轻信黄盖的投降，就连起码的防范措施都没有采取……天时、地利、人和，曹操一样都没有占据上风，而在战术指挥上又多有失误，结果导致了赤壁之战的惨败。
看来不论多么智慧的人物，也不管拥有多大的“本钱”，只要头脑发热，忘乎所以，就有可能猛然间从高耸的峰巅跌入万丈深渊。时刻保持冷静的头脑与正常的心态，对渺小的人类个体来说实在是太重要了。
赤壁之战的惨败，是曹操一辈子犯下的无法饶恕的最大错误。他统率的军队数量，虽然没有号称的八十万之多，其实际兵力至少不会少于周瑜估计的二十多万，也就是说，曹军要数倍于出孙、刘五万联军的力量，占有明显的绝对优势，只要稍稍“用功”，以曹操卓越的军事智慧与北方将士的能征善战，战争的结局当不至于落得个惨败而回。
赤壁之战，曹操不仅输掉了一场战争，也使得一统天下的雄心成为泡影，更要命的是，他也因此而背上了一个“奸雄”的千古骂名。
如果曹操打赢了赤壁之战，整个江南将立时可下，天下版图尽可纳入囊中。那么，他就不会转弯抹角地扮演周文王的角色，而是“开门见山”，直接取代汉献帝，登上皇帝的宝座了。一旦天下统一，他肯定会象历代的帝王一样限制言论自由，就不会有独立的蜀国、吴国，就不会有人胆敢骂他“汉贼”、“奸相”，至少不会有那么多的不实之词堆在身上。而关于他的评说，人们所能见到的，只能是一味的歌功颂德与溜须拍马，代代传承，曹操也就不是今天人们心目中的曹操，他的形象与评说，很有可能会与刘备、关羽、孙权等人相互置换。
即使打输了赤壁之战也无所谓，只要他把事情稍微做绝一点，后人对他的评说也断不至于降到零点。他步步逼宫，晋爵魏王，车舆服饰与天子排场已无二异，可他就是不肯将自己的屁股挪上皇帝宝座。公元219年冬，孙权曾上书曹操，称说天命，劝他当皇，自己情愿为臣。曹操读了来信，出示群臣道：“是儿欲居吾着火炉上耶！”又说：“若天命在吾，吾为周文王矣。”其实，曹操所处的军阀混战时代，个人野心全都膨胀到了极点，真可谓“家家欲为帝王，人人欲为公侯”，只不过大多没有这种本事罢了。曹操完全可以一脚踢开汉献帝，尝尝当当皇帝的滋味。然而，他似乎并不怎么看重虚名而甘居人臣之下。对此，他的内心肯定有过一番激烈而反复的矛盾斗争，他自小就饱受“黑锅”之苦，对“名不正则言不顺”的“国情”体会得比他人更深，按说只要一有机会，就会毫不犹豫地登基；然而，他又不得不有所顾虑，他曾一再“自明本志”，陈说自己并无代汉自立之心，戏演了上十年，如果突然变卦，毕竟天下并未统一，一旦登上皇位，政治上会陷于被动，将会出现一些难以逆料的内外纷争。于是，他就选择了一个两可的方案，无皇帝之名，行皇帝之实。这就真应了民间的一句俗语--既要当婊子，又要立牌坊。这不能不说是曹操的失算，如果他索性一竿子将事情做绝做到底，当一位名副其实的真正皇帝，后人对他的评说可能又有不同。其实，《三国志》中关于他的传记其标题就是《武帝纪》，毛泽东在写到曹操时也称其为魏武帝。
直到临死前，曹操连一分钟的皇帝瘾都没有过，他心中肯定怀有万分的遗憾，那以“周文王”自比的言语中便明显地透出对后代的殷切期盼。他三分天下有二，为魏国替代汉朝奠定了坚实的国基，从某种程度而言，其政治功绩还超乎周文王之上。然而，周文王的后代十分争气，不仅灭了商纣王，还使得周王朝延续了八百多年，成为中国历史上统治时间最长的王朝。曹操的后代虽然篡了汉位，他死后也博了个魏武帝的“头衔”，但是他的子孙们却远远不及周文王的后代们有本事有出息，不仅没有完成先祖的遗愿统一中国，即使他奠定的魏国也保不住，很快就被司马氏即以其人之道，还治其人之身地改变了“颜色”。
如果曹操打赢了赤壁之战一统天下，如果他公开篡汉当上皇帝，如果曹魏延续的时间稍长一些，关于曹操的评价将会大为改观，断不会落得个奸诈小人的“下场”。对此，鲁迅在《魏晋风度及文章与药及酒之关系》的演讲中说道：
不过我们讲到曹操，很容易就联想起《三国志演义》，更而想起戏台上那一位花面的奸臣，但这不是观察曹操的真正方法。现在我们再看历史，在历史上的记载和论断有时也珓极靠不住的，不能相信的地方很多，因为通常我们晓得，某朝的年代长一点，其中必定好人多；某朝的年代短一点，其中差不多没有好人。为什么呢？因为年代长了，做史的是本朝人，当然恭维本朝的人物，年代短了，做史的是别朝人，便很自由地贬斥其异朝的人物，所以在秦朝，差不多在史的记载上半个好人也没有。曹操在史上年代也是颇短的，自然也逃不了被后一朝人说坏话的公例。其实，曹操是一个很有本事的人，至少是一个英雄，我虽不是曹操一党，但无论如何，总是非常佩服他。
由于三国鼎立的特殊性，不仅后来的史官要说曹操的坏话，即在当时，敌对国东吴与蜀汉的史官就已将曹操编排、贬损得一塌糊涂了。
曹操在赤壁大战中实在是输得太惨了，差不多到了惨不忍睹的程度，不仅对他既定的政治、军事策略是一个沉重的打击，还在他的心灵深处留下了难以弥合的伤痛。尽管他口头上对赤壁的惨败并不怎么服气，战后曾给孙权写去一信，不从主观检讨自己，而说“赤壁之役，值有疾病，孤烧船自退，横使周瑜虚获此名。”又说“赤壁之困，过云梦泽中，有大雾，遂便失道。”但自赤壁一战后，他就再也没有征过江南，只要一想到长江那浩荡澎湃的江水，可能就会形成条件反射，心头突起一阵隐痛与后怕。
遭到赤壁之战的严重挫折后，曹操回到北方，头脑才算清醒过来。他明白自己暂时还不具备吞并孙、刘的条件，不仅大规模的进攻不切实际，就是孤军突前防守也是相当困难的。有了上次的教训，他再也不敢冒险轻进了，而是采取稳扎稳打、步步为营的方略。赤壁一仗，似乎打垮了他往日那气吞山河的英雄主义、浪漫主义气势，一变而为实际、守成起来。他主动放弃江陵退守襄樊，在西起襄樊、东至合肥的漫长战线上对吴、蜀采取全面防御的守势。虽然有时也进行一些局部的进攻，但都不出以攻为守的防御策略。有了这道稳固的南方防御战线，他将目光转向内部整饬增强实力，然后寻机夺取汉中进图巴蜀。
赤壁大战后，曹操虽然并未失去昔日的进取之心，对东吴、蜀汉用兵取得过一些大大小小的胜利，在政治、军事、经济等方面有所成就，但再也没有出现过那种“天下非我莫属”的突破进展及大好时光。好景难再，机会一旦从身边溜走，就再也不会重复出现了。
三足鼎立，已成一时难以打破、无法扭转的僵持局势；加之光阴流逝，老境渐至，曹操虽然仍能葆有“老骥伏枥，志在千里；烈士暮年，壮心不已”的雄奇与豪迈，但也有一种人力渺小、无可奈何的苍桑与悲凉。他明白，在他手里可能难以完成中国的统一大业了，只得将希望寄托在后人身上，因此发出了“若天命在吾，吾其为周文王矣”之类的感叹。难能可贵的是，他没有像历代帝王如秦始皇、汉武帝那样寻仙求药以求长生不死，而是以一种达观的态度，切实地采取一些养身怡性的手段。
建安二十五年（即公元220年）），曹操已是六十六岁的老人了，可他仍念念不忘统一大业，以一己之单薄的衰老身躯奔波在南讨关羽的途中。回到洛阳后，他终于不堪鞍马劳顿而突然发病。一病就病得卧床不起，恍惚中他轻轻地吟诵着自己创作的诗句“神龟虽寿，犹有竟时；腾蛇为雾，终为土灰”，断断续续地写下了《遗令》。他对自己的人生功过作了一个简略而客观的回顾，要求丧事从简；还对婢妾及歌舞艺人进行安排，对一些遗物作了处理，颇有一种儿女情长的味道。对此，陆机在《吊魏武帝文》中写道：“系情累于外物，留曲念于闺房。”我们正是从《遗令》中窥见了一个与叱咤风云的英雄气概全然有别的复杂而真实的曹操。有时候，曹操的坦诚、率直与本真似乎达到了令人可亲、可爱、可敬的程度。
如果撇开复杂多变的性格因素及道德层面的善恶评判，曹操也真可以称得上是一个令人肃然起敬的英雄人物。
在政治上，曹操是中国古代历史上具有雄才大略的英明君主；在军事上，他善用奇兵，常能以少胜多，打得敌军防不胜防；在经济上，他也很内行，严厉推行屯田政策，先行民屯，后又扩展到军屯，不仅解决了军队的粮草供应，更使得北方的经济与生产迅速恢复与发展；他一手扶植了邺下文人集团，为文人学士提供了安静的创作环境，形成了一种良好的文化氛围，开创了清新刚健的建安文学之风，使得当时的文艺创作、文艺批评、文艺理论获得了全面的丰收，成为中国文学史上的一个黄金时代……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