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修辞的意义
修辞本来是一个极熟的熟语，自从《易经》上有了“修辞立其诚”一句话以后，便常常连着用的。……而各人对于这两个单词的解说，又颇不一致，大体各可分为广狭两义：(甲)狭义，以为修当作修饰解，辞当作文辞解，修辞就是修饰文辞；(乙)广义，以为修当作调整或适用解，修辞就是调整或适用语辞。
摘自陈望道《修辞学发凡》(1932年)上海教育出版社1979年版第1页
修辞原是达意传情的手段。主要为着意和情，修辞不过是调整语辞使达意传情能够适切的一种努力。既不一定是修饰，更一定不是离了意和情的修饰。以修饰为修辞，原因是在(1)专着眼在文辞，因为文辞有修饰的余裕；(2)又专着眼在华巧的文辞。因为华巧的文辞较有修饰的必要。而实际，无论作文或说话，又无论华巧或质拙，总以“意与言会，言随意遣”为极致。在“言随意遣”的时候，有的就是运用语辞，使同所欲传达的情意充分切当一件事，与其说是语辞的修饰，毋宁说是语辞的调整或适用。即使偶有斟酌修改，如往昔所常称道的所谓推敲，实际也还是针对情意调整适用语辞的事，而不是仅仅文字的修饰。
摘自陈望道《修辞学发凡》(1932年)上海教育出版社1979年版第3页
我们从修辞的观点看来，觉得上述复杂的关系，实际不妨综合作两句话：(1)修辞所可利用的是语言文字的习惯及体裁形式的遗产，就是语言文字的一切可能性；(2)修辞所须适合的是题旨和情境。语言文字的可能性可说是修辞的资料、凭藉；题旨和情境可说是修辞的标准、依据。
摘自陈望道《修辞学发凡》(1932年)上海教育出版社1979年版第8页
凡是切实的自然的修辞，必定是直接或间接的社会生活的表现，为达成生活需要所必要的手段。凡是成功的修辞，必定能够适合内容复杂的题旨，内容复杂的情境，极尽语言文字的可能性，使人觉得无可移易，至少写说者自己以为无可移易。
摘自陈望道《修辞学发凡》(1932年)上海教育出版社1979年版第11页
这种修辞技巧的来源有两个：第一是题旨和情境的洞达，这要靠生活的充实和丰富；第二是语言文字可能性的通晓，这要靠平时对于现下已有的修辞方式有充分的了解。技巧是临时的、贵在随机应变，应用什么方式应付当前的题旨和情境，大抵没有定规可以遵守，也不应受什么条规的约束。
摘自陈望道《修辞学发凡》(1932年)上海教育出版社1979年版第11页
“修辞”只是半句话。这句话的上面。隐隐还含有更重要的半句话“就意”，或是“根据对于自然、对于社会的认识”。全说起来，就是“就意修辞”，或“根据对于自然、对于社会的认识修辞”。“修辞”是一个古来的成语，若用现代的话翻译出来。就是调整语言。
摘自陈望道《关于修辞》《中学生》第11期1935年6月
余恒谓：语言之构造，无中外大都一致，故其词品不能尽与他族殊异，治文法者乃不能不因。若夫修辞之事，乃欲冀文辞之美，与治文法惟求达者殊科。族姓不同，则其所以求美之术自异、况在华夏，历古以尚文为治，而谓其修辞之术与欧洲为一源，不亦诬乎？昧者顾取彼族之所为一一袭之，彼之所有，则我必具彼之所缺，则我不能独有，其贬己媚人，不已甚乎！
摘自杨树达《中国修辞学序》(1933年)上海古籍出版社1983年版第1页
（二）修辞学
我觉得如真像样的修辞学出来，它在中国的使命，共有四种，现在请与诸位逐段说明：第一，可以绝灭关于修辞学本身上的谬想。……第二，可以矫正利用修辞学材料排击文法学的妄想。……还有第三种使命就是要矫正拉杂把修辞学混充文法学的弊病。此类的人并不像第二类，要排击文法，却把文法看得很重，但实际是把修辞材料来混充文法。……至于第四使命，就在使一般糊涂不解的，此后也解。
摘自陈望道《修辞学在中国之使命》《文学》第132期1924年7月
据我看来，辞格论的用处，约有四项：(一)让我们明白每格全体的条理，读书或讲书时容易通晓或解释作者的真意；(二)让我们明白每格全体的条理，作文时尽可在通则里回旋，不致拘拘去摹仿别人的一点一画；(三)让我们统观已有的一切格，修辞不致偏于自己偶然留心到的一面；(四)让我们周览现在已有的一切格，进而创造现在未有的多少格。
摘自陈望道《论辞格论的效用兼答江淹》《民国日报·觉悟》1924年8月18日
修辞学原是“勒托列克”(Rhctoric)的对译语，是从“五四”以后才从西方东方盛行传入的。但最初用修辞这个熟语正名本学的，却是元代的王构(肯堂)。他曾著有《修辞鉴衡》一书，虽不甚精，似乎还是可以算是修辞专书的滥觞。不过那是属于萌芽时期的著作，自然同我们所谓运用归纳的、比较的、历史的研究法的修辞学没有直接的关系。
摘自陈望道《修辞学发凡》(1932年)上海教育出版社1979年版第15页
修辞学的任务是告诉我们修辞现象的条理，修辞观念的系统。它担负实地观察、分析、综合、类别、记述，说明(一)各体语言文字中修辞的诸现象，(二)关涉修辞的诸论著的责任，从(一)的原料和(二)的副料中归纳出一些条理一个系统来，做我们练习观察的基础，或直接做我们自由运用的资助。它不是立法者。就是出现某一实例的语言文字也不是立法者。没有什么权力可以约束我们遵从它。故所归纳出的，决不能误解为条规。但实例是很重要的。它是归纳的依据，它有证实或驳倒成说的实力。有人常说“拿出证据来”，它便是证据。
摘自陈望道《修辞学发凡》(1932年)上海教育出版社1979年版第15—16页
像这样的修辞学，我们可以说是一种语言文字的可能性的过去试验成绩的一个总报告。最大的功用是在使人对于语言文字有灵活正确的了解。这同读和听的关系最大。大概可以分做三层来说：(一)确定意义，以前往往把修辞现象当作“可以意会，不可以言传”的境域，其实修辞现象大半是可以言传的。我们既知道它的构成，又知道它的功能，大半就可确定它的意义所在，扩大了所谓言传的境域。……(二)解决疑难，偶然修辞上的疑难，也比较容易解决。……(三)消灭歧视，人又往往以为文言可以做美文，口语只能做应用文。而所谓美文者，又大抵是指辞采美富而说。其实文言的辞采，口语大抵都是可以说的。
摘自陈望道《修辞学发凡》(1932年)上海教育出版社1979年版第17—18页
当一种新内容才始萌生或者成长的时期，总觉得没有适应的形式可以把它恰当地传达出来，原有形式的遗产纵然多，也觉得不足以供应付。而急于探求新形式的意识，或又使人失去一部分利用旧形式的兴趣。于是便有一种形式缺乏的现象发生。使人觉得生硬，觉得传达得不适当，不自然。这我们称它为内容过重时期。内容过重一般并不是故意的，只为谋求“言随意遣”，而言尚不足以供应付，意又还不足以创成新形式，这才发现了这样的现象。这现象是每一新内容要求有自己的适应的新形式的开创时期一种公有的现象。……其次便是形式进步，足以应付内容，而内容也更丰富深厚，足以副称形式的时期。这就是王充所谓“外内表里自相副称”的时期。再过，内容有些涸竭的情形，单想从形式这一面取胜，便是一个将近没落的形式过重时期。对于形式，像斗测巧板似的，竭力求其工巧，而于内容却是死守旧见，不事开展。这样的时期，名为形式过重，其实也不是真的形式过重。因为形式所有的不过是概念，没有内容去充实它，那概念也就是一个不活泼不生动的死概念。没有现实的意义，也没有真实的力量。名为偏重形式，其实正是形式的糟蹋。
摘自陈望道《修辞学发凡》(1932年)上海教育出版社1979年版第40—41页
我们倘也像留心汉以前的字法句法那样，真肯留心现代的语言文字，将见现代语言文字的历史背景更为丰富，而且更为亲切，就要利用辞趣，也不见得便无辞趣可以利用。大概过去的辞人多半带有高蹈的气息，隔离社会，又把社会看作自己脚下的尘世，故于辞趣也常常把所谓文坛的辞趣和所谓社会的辞趣分得极严。
摘自陈望道《修辞学发凡》(1932年)上海教育出版社1979年版第245页
我们应当注意一些更重要的现象，就是各个辞格的组织和功能。这等于文法以前单讲所谓反正虚实，而今要说各个词类的组织和功能一样。当然，修辞的现象比文法的现象更繁复，更飘忽无定，我们往往会有无从说起之感。但决不应避难就易，专去留心那些末梢现象。至于分类，更不过是为说明的方便，除非真有必要，是不必条分缕析乱人耳目的。
摘自陈望道《修辞学发凡》(1932年)上海教育出版社1979年版第250页
我以为修辞学的主要任务，是搜集事实材料，和研究别的科学一样地，尽力观察，分析、综合、类别、说明、记述。材料应当搜集的固然有两类；(一)修辞的诸现象，(二)关涉修辞的诸论著。但实际是(一)类更加重要，可以说是原料，(二)类稍为不重要，只可说是副料。我们应当尽量搜集实际的材料，根据实际的材料来找寻修辞的条理，不当影印陈说，来作新书的内容。故于修辞的诸论著，无论是中的外的古的今的，都只能备作我们的参考，备作我们要解说某一现象而不能即得确当的解说的提示，或作我们解决方式的佐证。而自己却应当切实负责地寻求各种眼见耳闻的修辞事实来逐一加以观察分析。
摘自陈望道《修辞学发凡》(1932年)上海教育出版社1979年版第282—283页
（三）语辞
修辞学所讲的“辞”是什么呢？简单言之，辞是由思想和言语组成的，二者缺一，便不成辞。……有思想，没有言语，那是肚子里面的思想，不是辞，所以不把思想吐露出来表现于言语上，不能成为辞。换一面说，只有语言，没有思想，那也只是鹦鹉的说话，梦呓，所以没有思想的言语，也不能算是辞。凡是辞，必具有思想和言语这两个要素。再就这两个要素，据我的研究细分起来，思想有三条件：(一)事理，(二)心理，(三)论理；言语也有三条件：(一)声音，(二)声音的记号——文字，(三)声音和声音连接的关系——文法。……修辞便是在这六条件上用的功夫。消极的说，是要去掉不好；积极地说，是要现出好来。我们消极地能对于事理、论理、文字、文法四条件上留心，则结果为“通”。再能积极地对于心理、声音两条件上用意，则结果为“工”。我的这研究如果可靠，则一切文章上的通不通和工不工，都该可以在这六条件上去下检点的工夫。
摘自陈望道《修辞学在中国之使命》《文学》第132期1924年7月
我们从修辞的观点来观察使用语辞的实际情形，觉得无论口头或书面，尽可分作下列的三个境界：(甲)记述的境界——以记述事物的条理为目的，在书面如一切法令的文字，科学的记载，在口头如一切实务的说明谈商，便是这一境界的典型。(乙)表现的境界——以表现生活的体验为目的，在书面如诗歌，在口头如歌谣，便是这一境界的典型。(丙)糅合的境界——这是以上两界糅合所成的一种语辞，在书面如一切的杂文，在口头如一切的闲谈，便是这一境界的常例。
摘自陈望道《修辞学发凡》(1932年)上海教育出版社1979年版第3页
语辞的形成，凡是略成片断的，无论笔墨或唇舌，大约都须经过三个阶段：一、收集材料；二、剪裁配置；三、写说发表。这三个阶段的工作都依赖于社会实践，并受一定政治立场和世界观的影响。但某些条件并不完全一样：如收集材料最与生活经验及自然社会的知识有关系；剪裁配置最与见解、识力、逻辑、因明等等有关系；写说发表最与语言文字的习惯及体裁形式的遗产有关系。三个阶段的条件顺次递积，到了写说发表的时候，便已成为与政治立场、世界观，与社会实践的经验、自然社会的知识，与见解、识力、逻辑、因明，与语言文字的习惯及体裁形式的遗产等等无不有关的条件复杂的景象。
摘自陈望道《修辞学发凡》(1932年)上海教育出版社1979年版第5—6页
辞的意味，大概由两个方面构成：一是由于语言文字的历史或背景的衬托；二是由于语言文字的上下或左右的包晕。
摘自陈望道《修辞学发凡》(1932年)上海教育出版社1979年版第229页
辞的音调是利用语言文字的声音以增饰语辞的情趣所形成的现象。语辞的声调，也同语辞的风味一样，——甚或在语辞的风味以上，为过去的许多执笔者所留心讲究。大体可以分为象征的和装饰的两方面。象征的音调，都同语言文字的内里相顺应，可以辅助语言文字所有的意味和情趣；装饰的音调则同语辞的内里并没有什么必然的联系，只为使得语辞能够适口悦耳，听起来有音乐的风味，所以讲究它。
摘自陈望道《修辞学发凡》(1932年)—上海教育出版社1979年版第234—235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