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潜伏在论坛上听了好几个星期，终于跳了进去，正式加入了。我选了一个用户名——影子传真；我还花了一点儿心思确定用什么话作为我的个性签名。最后我采用了道格拉斯·亚当斯的一句话：“别相信你在网上读到的任何东西，除此之外，我想还包括这句话。”这句话把我自己逗笑了。
这里没有网络，连电话也没法打。
我并不指望这个地方能上网。之前我是做过调查的，这个社区没有网站，除了像“怎么走才能到达那里”之类的提示，找不到一丁点儿有实际意义的信息，只有一些论坛上乱七八糟的没用评论，像“哦，我喜欢她”，“好平静、好美丽啊”之类的废话。我知道那个社区是人们所谓回归自然的好地方，但我懂，人们在那里生活或者工作，把自己的半辈子或者一辈子搭进去过所谓的“隐居”生活。能不能上网似乎并不是他们担心的事，毕竟西班牙是个发达国家。
我知道，苔丝是去了很远的地方，可是，沿着上山的路走了大半，却看不到一根电话线杆，当然，也没必要有电话线杆。世界那么大，她为什么非得选择在这里度过她生命中的最后日子呢？
话又说回来，我不得不承认，这个地方并不让人讨厌。我在一块空地上支起帐篷，在这里可以看到整个山谷的风景。周围的山很大，层峦叠嶂，随着距离的变化，会呈现出不同的颜色，由近及远，绿色、蓝色，渐渐变成灰色。山脚下是一条细长的银色的河，最远处的山巅覆盖着皑皑白雪，在这么热的天气里，这是极不和谐的景色。快到傍晚了，天色渐渐暗了下来，这时候，呈现出一种神秘的迷雾般的蓝色。
有个妇女穿得像个小精怪，上衣很短，肚皮露在外面；脚上的凉鞋鞋带一直绑到膝盖上。还有一个妇女，顶着一头火红的头发，发髻缠在头部两侧，像两只兽角向外戳着。男人们大都留长发和长长的胡须，也有人穿着像祭司一样的裙子。
大部分人看起来都像肯特镇路边自动取款机旁边的叫花子，个个都晒得黑黢黢的。我原以为我在这个地方看起来特别不协调—因为妈妈总说我的头发像嬉皮士，中分、很长、齐腰，总觉得自己来自另外一个星球。
这里的人看起来似乎都无所事事。在我看来，尽是一些懒懒散散的人，他们坐在那里拨弄火，用很脏的锅子煮茶、打鼓，有的用羽毛和绳子制作一些不知道是干什么用的东西。这些都算不得社区的特色，只有一样东西，那就是共同的愿望—自由自在地以肮脏的生活方式住在这里。有一些帐篷也跟我的样式差不多。大部分人都睡在又脏又破的大篷车里，大篷车两边画满了花里胡哨的画。有的人干脆在树阴下用塑料薄膜和床单做一个窝。他们都抽烟，好像养狗也是必需的，却又不愿意清理狗狗的粪便，害得我用掉一半湿纸巾擦洗拖箱的轮子。
说到日常生活必要设施，我其实也准备了一些最基本的东西，但我还是被雷倒了。有人把我领到树林里，我看到树上挂了一块指示牌，写着“茅房”两个字，地上挖个坑，没有坐便器，没有手纸，你往下看的时候就可以看到别人的粪便躺在那里。我过去答应过自己，除了妈妈以外，我不会处理任何人的粪便。我打算在灌木丛旁边挖个坑，自己单独享用。
说到底，每个人都有权选择适合自己的活法，只要他们不伤害别人，但是—这算是哪门子活法？
还在伦敦的时候，各种因素综合起来，我就差不多可以肯定，她来过这里。不过，我现在又开始怀疑了。
我提醒自己，在这里花一个星期的时间到处打听她，那也是我应该做的。我打算明天就拿着她的照片给人辨认。我还编了个故事，说她是我的一个朋友，去年夏天，她在这里待过，我和她失去了联系，现在她可能还在这个地区的某一处。实际上这也算不上谎言，我只是没有提到我在搜集她的死亡证据。
这会儿大概是晚上9点半钟，还是闷热得难受。我研究过这里的气温，但是对于32℃的高温，我没有足够的心理准备。我得不停地在毛巾上揩手指，怕汗水渗进键盘里。
我还搜索过去年8月苔丝在这里时的天气情况，更热，35℃。她喜欢热。她也像这里的这些人，肩胛骨很尖，也可能穿着一件小上衣，跟那个穿得像小精怪的女人一样—她也有那样的衣服。
我拉开帐篷拉链，哇，看到月亮和密密匝匝的星星，几乎和我笔记本电脑屏幕上的一样明亮！这个地方现在很平静，除了一些昆虫的嗡嗡声，我认为—或许是我希望的那样—是附近某个地方发动机的嗡嗡声，这件事我明天得去调查一下，尽管我的笔记本电脑还有一块备用电池，但我还是会需要电的。
你知道，这就是我到这里来要干的事：记录下这里发生的一切。
我从苔丝那里得到一个好东西，她刚开始给我发过来的东西里，有一本自传，这是她过去为一位精神病医生写的。其中有些信息很有用，虽然也有一些是岔开了话题或者自相矛盾的，没办法，这是苔丝常犯的毛病。通篇都是以自我反省的形式写的，你得扒开表层意思，从中抠出一些有用的信息。我的自传不会这么写，我只想记下真实的事情。我已经跟警察讲过一些了，但是他们并不知道全部。有这么明确的记录在这里，我感觉这是相当有用的。
还有一些事我一直没告诉过别人，比如我和康恩的事。不是没有人可诉说，而是我觉得警察对这件事不会感兴趣，就算有人可以倾诉，我想，我也不会这样做。无论什么时候，一想起他，他总是在我的脑海里—相当清晰，甚至在和警察打交道的过程中，在我认为自己马上就要去坐牢了的时候，也是这样。我好像对这件事有些过于敏感，有时候想起来会难受好一阵子。然后我脑子里会自动拒绝这种想法，好像是要保护我不被强烈的情感缠绕。
直到现在，我还不是很确定该怎么处理这件事，兴许什么都不做更好些。我当然不会把它挂在网上，我知道，一般像我们这样年纪的年轻人都会这么做。但是，这个对我来说从来就没有吸引力。主动提供没有被问到的信息，万一人家对你的那一套不感兴趣，那会很尴尬，而且也不礼貌。当然在红药丸网站上，我们可以随便发表自己的见解，那不一样。在那个网站上，我们净讨论一些高深的哲学方面的话题，理论性很强，不是卖弄，进入那种氛围里，我们脑子里想的就是那些东西。没错，不排除有些人把网站当作展示他们才华的平台，或者描述他们有多么可怕的童年，把它当作排泄恐惧的出口。我从来没有那样干过，没说过牵涉任何具体个人的事情。事实上，除了艾德里安，没人知道我的年龄，也没有人知道我是个女孩。
所以我首先要说的是，关于艾德里安的祈祷，他为那些脆弱的人和那些与社会脱节的人做的祈祷，都是假的。黛安娜，警察局的心理学家，她也是这么认为的。她很重视我妈妈的死和我独自一人居住这样的信息。但首先要撇清的是，我找到那个网站时，我妈妈已经去世两三个月了；再就是，她活着的时候，我几乎没有摸过电脑。我迷上网络是在她去世之后，这是真的，但是那确实是因为有太多的自由时间了，自然而然就走到了这一步。
如果妈妈还活着的话，事情很可能就不会发展成这样了。妈妈不会让我去和艾德里安在汉普特斯德·希斯公园见面。但是谁又能保证我不会跟她撒谎呢？我也许会告诉她我要去检查一下眼睛，或者别的什么借口，只要能名正言顺离家几个小时就行。我没有骗她的习惯，但是这次经历教给我的是，有时候隐瞒真相是为了更大的好处，那是非常有必要的。
这么说来，我妈妈还活着的时候，我是不是就已经跟艾德里安、苔丝有交往？这根本就没多大关系，做这种推测也没有什么实际意义。
说到与社会隔离，我妈妈离世后我就搬到了罗瑟希德。在这里不认识几个人，这倒是真的，因为我和妈妈一直都住在肯特镇那所房子里。我搬到新公寓后，和我以前认识的所有人都离得很远，很难再碰面。搬家之前，我都不知道世界上还有个叫罗瑟希德的地方。黛安娜听到这里，认真思考起来，大概觉得这个有意义。她问我为什么会搬到一个远离家乡的地方，说实在的，我搬到那里也纯属偶然。
医生说我妈妈活不过一年了，我们决定在她去世后卖掉这所房子，再买一套小公寓来住。这样做主要是出于经济上的考虑，因为我们还有一笔很大的抵押和信用债务。虽然一直有一位来自国民保健服务系统的护士每天照顾她吃药，但我们还是决定再找一个私人护理来照顾她最后的几个月。她病情的发展趋势，意味着很快就需要有人把她从床上搬上搬下或者照顾她上厕所了。我一个人做不了，而且今后我还得找一份工作。我没什么学位，所以我打算上一个远程教育的课程，学软件测试。妈妈有一个朋友，她的儿子戴米安刚刚开了一家软件测试公司，她安排我在家里为她儿子干活，做一个自由职业者。如果要修完这门课程，取得软件测试资格证，我就必须每天学习三个小时。这就是我要找人帮忙的另一个原因。
我和妈妈合计了一下，看看买套公寓要花多少钱，结果发现我们根本没那么多钱。肯特镇的房子太贵了，我们看的是外围地区，起先以为买得起，其实我们打错算盘了，这样的地区同样也贵死人：那些高耸入云的摩天大楼顶层的公营公寓，就连北环路上的也一样。我和妈妈曾经在北环路六车道上下了公交车，步行到购物中心。我常常在进门之前就畏惧了，我没有勇气告诉房产代理商，说我已经看了很多家了。
回到家里我会告诉妈妈，那里如何如何风光，我还会给她描述脏兮兮的大厅地毯，还有四平八稳停在地砖上的车。潘妮是我们雇来照顾妈妈的那位妇女，她偷听了我们的谈话。一天，看到《每日快递》上的房地产信息板块时，她从报纸后抬起头来，说：
“这上面说了，在罗瑟希德地区周边买房是个明智的选择。”她特意强调最后两个词，好像是她从未听过的词，“因为奥林匹克运动会。”
我没搭理她，她是个蠢女人，经常说些不着调的话，喜欢在吃午饭的时候乱说一气，我很快就学会了把她当空气。可是她总插嘴，喋喋不休地说一些关于罗瑟希德的事。最后，我和妈妈决定还是去那里看看，一方面房价在我们预算范围之内，另一方面是为了让她闭嘴。
这套公寓是在阿尔比恩街一家印度餐馆的二楼，就在罗瑟希德地铁站的后面。饭店上方有一块巨大的招牌，招牌上毫不夸张地写着“罗瑟希德最好的咖喱店”。阿尔比恩街很小却很繁华，骑着自行车的少年在拥挤的人行道上、在购物的人群当中窜来窜去，一家理发店传出震耳欲聋的音乐。拐角的地方有一个酒吧，酒吧的窗户上挂着悬垂下来的国旗，所以你看不到酒吧里面。已经下午3点钟了，男人们站在外头喝啤酒、抽烟。我找到了进公寓的前门，却看到门上的油漆因烟熏火燎而变得油渍斑斑，泛着暗光。脚下的台阶上有一盒吃剩的炸鸡，还有一堆啃了一半的骨头。
这件事情超级不靠谱，但是我一路走过来不容易—从肯特镇坐地铁花了一个多小时—我决定至少也应该把里面快速浏览一遍。
很显然，这个公寓很长时间没人住了，因为前门有一大堆东西顶住它了，很难打开，进去的时候我闻到了一股很浓的洋葱味。
“这种情况只在下午几个小时出现。”那个二手房中介说，“只是他们做咖喱的时候才会有的。”
他首先带我进了一间普通的卧室，然后是厨房。他还提到了一个特别之处，一个非正式的屋顶露台，其实不过是个外面涂了一层沥青的飘窗。从这个窗户可以看到餐馆的后院，后院看起来已经变成垃圾场了，到处堆放着一桶一桶烧饭用的燃油，还有供餐饮用的雀巢咖啡罐子。水泥地的裂缝里长出了一丛孤独的灌木。二手房中介带着我回到狭窄的过道时，他用车钥匙在墙上刮了一下，细软的灰浆上留下了两道划痕。
最后我们走进了前厅，尽管外面是明晃晃的大白天，里面却很昏暗。我查看了一下，原来是饭店的招牌往外突出，占据窗户的下半部分，把光给挡住了。
我们在幽暗的光线里站了一会儿，我说我想走了，二手房中介好像也没有看出有什么惊奇，到外头他锁上前门的时候说：“你看，至少你想吃咖喱的时候不用走太远。”
我没有回答。不过，在回去的地铁上我开始想，当时他说话那一会儿确实很有趣。回到家里，我又把这个话复述给妈妈。
当然，我原本是打算让她开心大笑，或者至少让她微笑一下，那个时候，她一直都是带着呼吸器，而且一直出气不匀。她没有笑，她在呼吸器里嗡嗡地说：“挺不错的。”
“什么？”我问。
“有用，”她说，“因为你不想做饭，而且你永远也做不好饭。”
那不是我期待的反应，听上去也不幽默，因为以前我就不吃辣的。我11岁那年在好朋友拉什达家吃过一次咖喱鸡，辣得我满脸通红，还吐了，害得妈妈专程来接我。
我当时真的生气了。我现在还记得那时的情形，呼吸器遮住了她的整张脸，管子插进她的鼻子，我心底里冒出一种荒谬的想法，觉得这些管子不是在帮她活命，而是要把她的大脑吸出来，把她变成空壳。
“我讨厌咖喱！”我说，这还不够，我提高嗓门，差不多朝她大声吼叫，“我在好朋友拉什达家里吐得有多厉害，你都不记得了？”
我不是经常大吼大叫，尤其是在妈妈面前，我这么告诉你也是为了表达当时我有多绝望。我记得当时潘妮就跟平常一样，像一截树桩一样杵在沙发上。她在玩九宫格游戏，抬起头来，妈妈的表情可以说是模糊的，说不清，道不明。
我猛地站起来，冲进厨房。我现在才明白，当时那是不理智的反应，但是我当时不这么想。现在回想起来，她是故意忘记我不能吃辣这件事的，实际上，她是想体会一下，她走了以后我的生活会是什么样子，因为她走了以后就不会再有人关心我过得怎么样了。
为了平复心情，我在厨房里待了几分钟。从某种意义上说，厨房也算不得是真正意义上的厨房，它更像一个堆放着妈妈的治疗设备和药物的贮藏室。记得当时我盯着堆在桌子上的尿片盒子—那张桌子是我和妈妈预备早餐的地方，我们每天晚上上床睡觉之前都会在那上面摆好第二天的早餐，妈妈还在那张桌子上教会我下象棋，也就是在这张桌子旁边妈妈为了我去参加尼罗店的面试帮我编辫子，在你眼里你可能会把这些想法都叫做领悟。我不打算详细叙述，我只想描述当时的经过，不带任何个人主义色彩。可以很充分地说，我认识到，我看房子的每一个小时就意味着我和妈妈待在一起会少一个小时，而且我的新公寓到底是什么样子—在那时候我还没有听说过“折中原理”这个词，这个原理是说，大家看起来都差不多，谁也不比谁特别，我认为这正合我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