桂林 杨富学
（兰州大学敦煌学研究所）（敦煌研究院）
9世纪中叶，漠北回鹘汗国崩溃，部众多有迁居西域及河西走廊者，形成了龟兹、焉耆、高昌、北庭、哈密、沙州、肃州、甘州、凉州等众多政治、经济、文化中心。以上诸地位处丝绸之路的咽喉，地理位置非常重要，9至11世纪间，途经这里的往来使臣、商旅、宗教人士等络绎不绝，既有中原派往西方者，更有来自欧洲、西亚、南亚的各色人士，他们不远万里，往来穿梭于丝绸之路上，或从事政治活动，或进行朝贡贸易，或致力于宗教、文化活动。以是之故，回鹘居地成为沟通东西方联系的津梁。同时，他们又以其地利之便，积极发展与包括印度在内的周边国家、民族之间的政治、经济、文化关系。
关于回鹘与印度之间的联系，史书少有记载，但在敦煌、吐鲁番出土的回鹘文、汉文文献中却有不少反映。今以这些零星资料为据，结合考古发现和佛教内典资料，对回鹘一印度关系中的几个问题略作考述，以期引起学界的关注。
一、回鹘与印度间的交通
中国与印度古来交往频繁，但唐末以来，由于中原板荡，西域道梗，双方往来几乎断绝，见于史书记载的仅有悟空西行和般若东来等极个别事例。960年，北宋建立，国威稍振，中印之间的文化交往活动遂日渐增多。
乾德二年（964），宋太祖曾诏遣沙门继业等300余人西行天竺求法。范成大《吴船录》卷上载：
业姓王氏，耀州人，隶东京天寿院。乾德二年，诏沙门三百人入天竺，求舍利及贝多叶书，业预遣中。至开宝九年始归。寺所藏《涅榘经》一函，四十二卷。业于每卷后。分记西域行程。虽不甚详，然地里大略可考，世所罕见。这一庞大使团赴印度求法游学，前后经历了12年之久。关于其西行的路线，该书是这样记载的：
业自阶州（今甘肃武都）出塞西行，由灵武、西凉、甘、瓜、沙等州，入伊吴（即伊吾，今新疆哈密市）、高昌、焉耆、于阗、疏勒、大食诸国，度雪岭至布路州国。
这里的雪岭自应为帕米尔高原，布路州国呢，当系Bolor之音译，相当于《新唐书·西域传》中的小勃律，今克什米尔Gilgit。说明，该使团是通过河西走廊及丝绸之路北道，翻越帕米尔高原，绕道克什米尔之Gilgit而抵达印度的。二年后，又有僧行勤等百余人沿着同样的道路赴印度求法：“乾德四年（966），僧行勤等一百五十七人诣阙上表，愿至西域求佛书，许之。以其所历甘、沙、伊、肃等州，焉耆、龟兹、于阗、割禄等国，又历部路沙、加湿弥罗等国，并诏谕其国令人引导之。”《续资治通鉴长编》卷七太祖乾德四年三月癸未条载：“僧行勤等一百五十人请游西域，诏许之，仍赐钱三万遣行。”行勤一行不管是150人还是157人，如此庞大的僧团，由政府派遣，恐怕在中国佛教史上应是不多见的。加上两年前宋太祖所遣由300人组成的求法使团，可以看出宋朝统治者对天竺佛教的尊崇，同时也反映了中印关系在中断百年后中土僧人对印度“真经”的渴求。
就在行勤出行的前一年，滞留印度多年的后晋高僧道圆由印度返国，“得佛舍利一、水晶器、贝叶梵经四十夹来献。道圆晋天福中诣西域，在途十二年。”敦煌写本S．6264《于阗天兴十二年（961）道圆授戒牒》称：“南阎浮提大宝于阗国匝摩寺八关戒牒。受戒弟子曹清净牒……授戒师：左街内殿讲经谈论兴教法幢大师赐紫沙门道圆。”从这一记载看，来自沧州的僧人道圆是于天福年间（936～944）首途西行的。他很可能是在天福三年（938）同后晋使者张匡邺、高居诲等一道出发的，在巡礼完印度佛教胜迹后，于建隆二年（961）返回，由于道路阻梗，他先驻足于阗，在那里被授予“左街内殿讲经谈论兴教法幢大师”的称号，而后于乾德三年（965）与于阒使一道东归中原。前后历时20余年。
上述诸因素表明，北宋初期，由中原地区通向回鹘，再由回鹘转往印度的道路应是畅通无阻的。
回鹘在沟通北宋与印度往来方面曾起过重要作用。史载：“太平兴国元年（976）五月，西州龟兹遣使易难与婆罗门、波斯外道来贡。”“雍熙元年（984）四月，西州龟兹与婆罗门僧永世、波斯外道阿里烟同入贡。”印度、波斯使者与高昌回鹘使者同行，一方面需由熟悉通往内地途程并懂得中原行情的回鹘人作向导和中介；另一方面，波斯的使者和商人到中原地区进行贸易，识别珍宝的成色或真伪，离不开回鹘行家；买卖双方对货物品种、数量及价格的商洽与撮合，离不开回鹘牙侩。正如文书所称，回鹘商人“尤能识珍宝。蕃族为市者，非其人为侩，则不能售价”。可见高昌回鹘王国在沟通中西关系方面所起的作用应是相当大的。
如果说从上文的叙述中尚难清楚地看出回鹘佛教僧侣在北宋与印度关系中所起的作用，那么，文献中对回鹘高僧华严的记载就显得明确多了。《续资治通鉴长编》卷98：“乾兴元年（1022）五月丙申，龟兹国僧华严自西天以佛骨、舍利、梵书来献。”这里我们不妨再看敦煌出土的回鹘讲唱文学作品——S．6551v《佛说阿弥陀讲经文》：
但少（小）僧生逢浊世，滥处僧伦，全无学解之能，虚受人天信施。东游唐国幸（华）都，圣君赏紫，丞（承）恩特加师号。拟五台山上，松攀（攀松）竹以经行；文殊殿前，献香花而度日。欲思普化，受别中幸（华），负一锡以西来，途经数载，制三衣于沙碛，远达昆岗；亲牛头山，巡于阗国。更欲西登雪岭，亲灵山，自嗟业障尤深，身逢病疾，遂乃远持微德，来达此方，睹我圣天可汗大回鹘国。
从“东游唐国华都”及“睹我圣天可汗”等语看，该讲经文的书写者应是高昌回鹘王国境内的一位汉族高僧。他曾东游唐国以后，意欲西行印度求法，却因病而不得不折返。据考，该文写成于930年前后。虽然此僧未能到达印度，但此行却证明当时高昌回鹘境内不无想赴印度求法游学的佛教僧徒。
甘州回鹘也与印度之间有着一定的往来关系，《宋会要》载：
宋乾德四年（966），知凉［州］府折逋葛支上言，有回鹘二百余人、汉僧六十余人，自朔方来，为部落劫略。僧云欲往天竺取经，并送达甘州讫。
由是以观，时至乾德四年（966），尚有回鹘人200余、汉僧60人结伴，经由朔方、凉州、甘州等地赴印度取经。
反过来，同时又有印度僧侣人河西或经由河西走廊赴中原传道布法。敦煌写本P．2703《舅归义军节度使特进检校太师兼中书令曹元忠状》称：
早者安山胡去后，倍切攀思，其于衷肠，莫尽披寻。在此远近亲情眷属，并总如常，不用忧心。今西天大师等去，辄附音书。其西天大师到日，希望重叠津置，疾速发送。谨奉状起居，伏惟照察，谨状。
舅归义军节度使特进检校太师兼中书令敦煌王曹状。
这里的“西天大师”，当为来自印度的佛教高僧。书信的书写者为归义军节度使曹元忠。考虑到曹元忠称敦煌王的时间在964至974年之间，可将该文献的时代确定在这一时段之内。至于收信人，学界则有不同的说法。藤枝晃认为是给甘州回鹘可汗的，最近，张广达、荣新江则撰文指出收信人其实应是于阒王尉迟输逻，书写年代在967年以后。信中希望收信人能给予西天大师以关照与方便，使其顺利通过其辖地东行。收信人不管是甘州回鹘王还是于阗王，都与回鹘密切相关，因为宋初于阗与敦煌的沟通一般要经过高昌回鹘王国辖境。
上述记载说明，10至11世纪时，中印之间的僧侣往来仍在继续，高昌回鹘、甘州回鹘成为联结中印佛教联系的津梁。
印度佛僧的东来，在新疆的回鹘石窟中也可得到反映。如，在吐鲁番柏孜克里克石窟第20窟（即格伦威德尔编号第9窟）甬道入口处的二侧，对称分布着两组画像，很可能为主持修建该窟的施主。右甬道口的三个均为着紫色袈裟的持花比丘像，头侧各有一块横带状榜题框，分别用汉文及回鹘文题写名字；在甬道右侧亦有三个持花比丘像，头侧亦有形状相同的榜题框，分别用中亚斜体婆罗迷文题写道：
这是Surya—varma法师之尊像。
这是Sila—raksita法师之尊像。
这是Ghosa—gotra—jnana—sena法师之尊像。
显然，三者都是印度僧人的名号，结合婆罗迷文题字及其画像特征，我们可以断定，他们均为来自印度的佛教高僧。
蒙元时代，回鹘人与印度之间仍保持着一定的联系。当时，回鹘（元代文献多写作“畏兀儿”）航海家亦黑迷失曾作为元王朝的使者出使印度与斯里兰卡等地。史载，他于至元二十一年（1284）奉使僧伽剌国（斯里兰卡），“观佛钵舍利”。至元二十四年（1287），他又出使马八儿国（今印度半岛南端），“取佛钵舍利”。
二、印度语文对回鹘的影响
伴随着佛教的传播，印度的语文，尤其是梵语，在回鹘也有所传播与影响。宋人洪皓《松漠纪闻》在述及河西走廊之回鹘佛教时，曾记载说，当地的回鹘僧人“诵经则衣袈裟，作西竺语”，说明印度梵语在甘、凉、瓜、沙之回鹘佛教寺院中曾得到广泛应用（当然，这一说法尚有值得怀疑之处）。而用于书写梵语的婆罗迷文字在回鹘中则得到了更为广泛的使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