赫尔岑在事隔多年之后，曾这样回忆他同欧文在1852年的会见：
客厅里有一位矮小而虚弱的老人，他满头白发，面容慈祥，目光真诚、明亮而温和，这是一位高龄老人仍然还保持的那种淡蓝色的天真的目光，它是老人慈善心肠的反映。
女主人的女儿们猛地跑到白发老人跟前。看得出来，他们相处得很好。
我站在花园门口。
“真是再巧也没有了，”孩子们的妈妈一边说着，一边拉着老人的手，“今天我请你们吃饭。让我来介绍一下我们的俄国朋友”。然后她又转向我说：“我想，您一定会很高兴同你们的一位元老相识的。”
“罗伯特·欧文。”老人面带笑容，非常高兴地说。
我怀着孩子般极为崇敬的心情紧紧握住老人的手，如果我再年轻些的话，我会屈膝拱手向他老人家致意的……
“我期待你们国家出现伟大的人物，”欧文对我说，“你们活动的地盘比较干净，神甫的力量还不怎么强大，偏见并不是那么难以纠正的！”
胸怀宽广的人罗伯特·欧文1771年生于威尔士的一个小城纽唐（新镇），父亲是个小店主，后来当过邮政局长。欧文只读过两年书，7岁时给地方学校的老师当助手，10岁即外出谋生，先后在斯坦福特、伦敦和曼彻斯特的呢绒商店当学徒和伙计，只能利用业余时间读书。
曼彻斯特当时是产业革命的中心，特别是棉纺织工业在这里得到了急剧的发展，像欧文这样精明能干的青年人很快就能在这里找到用武之地。欧文起初从兄弟那里借款与人合办了一个不大的制造精纺机的工厂，这种机器当时很快就被用于生产中了。之后，他独立经营了一家只有两三名工人的小精纺机厂。20岁时欧文成了一家大纺织厂的经理（后来成了这家工厂的所有人之一）。
在为厂方事务去苏格兰时，欧文结识了一位富裕工厂主大卫·德尔的女儿，德尔的纺织厂在新拉纳克附近（离格拉斯哥不远）。
同德尔小姐结婚后，欧文于1799年移居新拉纳克，在那里他同其他几个曼彻斯特的资本家合伙购买并经营了他岳父的大工厂。正如欧文在自传中所说的，他早就想进行工业和社会的试验了，去新拉纳克时就带着明确的计划。
欧文并不想伤害任何人的私人财产，也不想损害资本主义工厂的制度。但是他给自己提出的任务却证明（而且已经证明），施加到工厂工人身上的骇人听闻的奴役和压迫，并不是有效生产和高利率的必要条件。他只是给工人提供了一些基本的劳动条件和生活条件，产量就大大增加了，这或是由于劳动生产率提高了，或是社会卫生环境改善了。
欧文不得不同他的合伙人进行顽强的斗争，因为他们对这些做法感到愤慨。这些人认为欧文的想法是荒谬的，为改善工人生活与劳动条件而开销更是荒谬的，他们要求全部利润应按股金分配。
1813年欧文找到了新伙伴，他们同意按资本额的5％取得固定收入，其余交欧文自由支配。这时候欧文在社会上已很有名气，新拉纳克也吸引了大批访客。欧文在伦敦上流社会结识了不少人，找到了一些靠山。的确，他的和平有益活动并不使人们感到多么可怕，许多事实反而证明它们不失为解决尖锐社会问题的一种不
坏的方法。他的第一部著作《新社会观——论人类性格的形成》
（1813年）就获得了好评。
但是，慈善事业越来越不能让欧文感到满意了。他看到即使他取得了这么大的成就，也无力解决资本主义工厂制度的根本经济和社会问题。他后来写道：“在这不多的几年中，我为这些居民所做的一切都是工厂制度所容许的。可怜的工人们虽然感到满意，他们拿自己的工厂同其他工厂企业相比，拿自己同处在旧条件下的其他工人相比，认为自己受到的待遇比别人好得多，认为自己得到了更多的照顾，因而感到十分满意，但是，我认为，如果能够使用各国政府所拥有的大量资金为全人类创造幸福，那么相形之下，他们的生活还是十分可怜的。”欧文从一个慈善家转变为一个共产主义宣传家的直接动因，是1815～1817年间关于英国经济状况的恶化、贫困和失业增长问题的争论。欧文企图通过劳动协作社来改造社会，这同傅立叶的法郎吉有点相似。他猛烈抨击和批判横在这一和平革命道路上的旧制度的三大支柱：私有财产制、宗教和现存的家庭形式。欧文在1821年出版的《致新拉纳克郡的报告》中充分阐述了自己的思想。
反对资产阶级社会的基础，要求欧文有极大的勇气。他懂得愤怒可以产生强大的力量，但他不以此为限。他对自己事业的正义性怀有无比坚定的信心而且终生不渝。最为奇怪的是，他虽有非常清晰的现实主义，但还是相信掌权的显贵们很快就会理解他的计划对社会的裨益的。在这些年和后来的岁月里，欧文不停地向英国政府、美国总统、巴黎银行家和俄国沙皇亚历山大一世提出他的建议，结果全是枉费心机。
欧文对在英国进行“改造社会”的活动感到失望。他的活动同当时的工人运动没有联系，甚至在新拉纳克也丧失了影响，于是他同儿子到了美国，在那里购置了田产，并于1825年成立了“新协和”公社，其原则是平均共产主义。欧文注重实践的性格和他的经验使他避免了许多错误，而这些错误是其他一些类似公社的组织者犯过的。然而，这些企业（几乎耗尽了欧文的全部财产）终以失败告终。1829年欧文返回祖国。由于把一部分财产分给了孩子们（他们已经成家），欧文自己后来一直过着很简朴的生活。
在这些年间，手工业工人，特别是工厂工人联合组织的生产和消费合作社正在蓬勃发展，欧文很快成了英国合作社运动的首领。
1832年他组织了劳动公平交换市场，该市场按劳动耗费对商品（不管是否合作社成员的商品）进行估价，并把其他商品卖给持有“劳动券”的人。市场最后宣布破产，欧文用自己的财产抵补了亏空。欧文并没有因失败而气馁，他又投入到工会活动中，并于1833～1834年领导成立了第一个全国职工会，会员50万人。由于组织涣散，缺乏资金，雇主的对抗（有政府支持）——所有这一切最后导致了工会的瓦解。
欧文在个人交往中不是一个轻率的人。他对自己事业正义性的绝对信念有时到了固执的地步。欧文向来以人道主义热情的感召力和事业心而著称，这使他对那些有时摆脱不开片面和单调想法的人有吸引力。他的理智至死都保有鲜明的特点，也免不了有老年人的古怪脾气。欧文在晚年醉心于招魂术，倾向于神秘主义。
但是他仍保留着仁慈的魅力，正如赫尔岑所指出的那样。他一生热爱儿童，他对教育的见解至今还是有意义的。
1834年以后，欧文在社会生活中就没有起很大作用了，尽管他还继续写了不少东西，出版了杂志，还组织过一个公社，孜孜不倦地宣传自己的观点。他的信徒形成了一个狭隘的小圈子，往往站在相当反动的立场上发表意见。1858年秋，87岁高龄的欧文访问利物浦，在一次集会讲台上感觉身体不适。休息几天后欧文突然决定前往自己从小就离开的故乡纽唐。同年11月欧文在该地去世。
欧文和政治经济学欧文是从古典学派原理出发作出反资本主义结论的第一人。不过，他只采用了他的体系所需要的东西，而对其他许多内容则不予理睬，甚或直接予以拒绝。他只是偶尔顺便谈及经济问题，从未进行过专门的研究。欧文是个实践家，他试图在生活中实现自己的经济思想。
欧文所依据的是李嘉图的劳动价值论。劳动是价值的创造者和尺度，商品交换应当按照劳动来进行。不过，同李嘉图相反，欧文认为，事实上在资本主义条件下交换并没有按劳动来进行。在他看来，按劳动交换的前提是工人应当获得他们所生产商品的全部价值，但实际上根本不是如此。
为了说明“公平的”价值规律遭到了破坏，欧文转向了这个思想（这使人想起布阿吉尔贝尔），即认为一切罪过在于货币这个人为的价值尺度排挤了劳动这个自然的价值尺度。
欧文的政治经济学有个界限，所有的议论只是为了论证他所提出的观点——用劳动作为价值尺度，以此尺度为依据进行交换，不再使用货币。在欧文看来，这就解决了一个最困难的社会问题，即工人应当获得自己劳动的公平报酬；劳动者所得报酬一旦与商品的真正价值相符合，也就不可能再有生产过剩的危机。这种改革不仅对工人有利，而且土地所有者和资本家也会对它发生兴趣的。
货币以什么方式把“公平的”交换变成普遍的交换？如果商品交换不是按照其中所凝结的劳动量进行的，那么价格最终是由什么来决定的呢？如果工人获得了他们生产商品的全部价值，那么资本家和土地所有者的收入从何而来呢？欧文根本没有提出过这些问题。
欧文的经济观点同他改造社会（包括生产关系）的计划不可分割地联系在一起。除此以外，这些观点丝毫也不比小资产阶级的幻想更高明，即仅仅通过改革流通领域，特别是通过取消货币来消除资本主义的污垢。这就是说，按劳动价值进行交换就要求消灭资本主义制度。其实，只有在未来的没有私有制的社会中，工人才会“按完全的价值”提供自己的劳动。可是，那时候关于资本家和土地所有者的问题也不复存在了；他们也不再作为资本家和土地所有者，而是作为人，从社会中得到报酬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