斯密深刻的嗅觉表现在，他至少提出了这样一个问题，这个问题在其后一百年间依然是价值论和价格形成论的中心。这个问题（在马克思的范畴中）涉及到价值向生产价格的转化。斯密知道利润应倾向于同资本成比例，也感觉到了平均利润率的性质，他的弱点在于不能将此现象同劳动价值论结合起来。
斯密内心思考的过程是怎样的，他如何得出结论，又如何导致了他自己显然未察觉的矛盾，现在难以作出有把握的判断。实际上，如马克思所指出，在斯密那里，“不但看到两种，而且看到三种，更确切地说，甚至四种尖锐对立的关于价值的看法，这些看法在他的书中相安无事地并存着和交错着”。从表面上看，造成这种情况的主要原因在于，斯密不能发现从科学逻辑的观点来看，他所建立的和描述的劳动价值论和资本主义经济复杂具体过程之间令人信服的联系；由于找不出这种联系，他逐渐改变了最初的原理。
首先，斯密提出商品价值取决于其中包含的必要劳动量，这是他主要的基本的观点。与此同时，他又提出了另一个观点，即价值取决于用该商品所能购买的劳动量。在简单商品生产条件下（没有雇佣劳动，商品生产者用自己的生产资料进行生产），耗费的劳动量和购买的劳动量是相等的。比如，织工用一块呢料交换靴子，可以说一块呢子值一双靴子，也可以说它值靴工制作这双靴子时所花费的劳动量。但是数量上相符合不能作为相等的证据，因为某商品的价值在数量上只能用一种方法即一定量的另一商品来确定。
当斯密试图把他关于价值的第二种解释运用于资本主义生产过程时，他遇到了困难。如果靴工为资本家干了活，那么他所生产的靴子的价值同他“劳动的价值”即他为了工作而得到的价值，是两个完全不同的量。实际上，经营者由于购买了工人的劳动（其实是劳动力即劳动的能力）而获得了超出他为此劳动所支付代价的价值。
斯密不能以劳动价值论解释这一现象，于是得出了不正确的结论，认为价值由劳动决定只存在于“原始社会状态”，那里没有资本和雇佣劳动，即简单商品生产阶段。而对资本主义的条件，他提出了第三种解释：商品价值单纯地由包括工资和利润在内的生产成本所决定。他似乎为这一价值论解释了资本平均利润（“自然的利润率”）现象而感到鼓舞。斯密把价值同生产价格简单地等同起来，而没有看到它们之间复杂的中间环节。
这就是此后百年间起过重要作用的“生产成本理论”。斯密在资本家的日常观点面前停滞不前了。资本家总是以为他的商品价格基本上取决于成本和平均利润，而在某一时间内又取决于供给与需求。这种价值概念为把劳动、资本和土地都说成是价值的平等创造者开了方便之门。萨伊和其他一些经济学家很快就从中得出了这个结论，以此为资本家和土地所有者的利益效劳。
阶级和收入我们已经看到，价值理论应当回答两个互相关联的问题，一个是价格的根源，另一个是收入的源泉。斯密部分正确地回答了第一个问题，可是由于不能将它运用于实际，所以又转向了庸俗的概念。由于发展了劳动价值论，斯密对科学地解决第二个问题做出了贡献，不过也还有些不足。
斯密所说的“原始的社会状态”应作何理解呢？尽管他以为这种状态几乎是神话，但这个神话是很有意义的。他指的是没有私有制的社会吗？未必。斯密以为人类的“黄金时代”不在过去，而是在将来。宁可说他所想像的未来社会存在着私有制，但没有阶级。至于说这种社会在历史上是否存在过，是否可能出现，则完全是另一个问题了。
让我们想像这样一个社会，在这个社会中有无数的农场主，其中每个人都拥有相同的土地和劳动工具，生产的产品也刚够自己消费和为养家而进行交换。此外，在这个社会中也还有许多独立的手工业者，其中每个人均使用自己的工具和原料从事劳作。在这个社会中没有雇佣劳动。
从魁奈的观点来看这个社会有两个阶级，但在斯密看来却只有一个。斯密的看法更正确，因为阶级的划分不是依照人们就业的经济部门，而是依照他们同生产资料的关系。斯密说，在上述社会条件下商品按劳动价值进行交换，而且全部劳动产品（或是它们的价值）都属于劳动者。幸运的是没有人同他分享这些产品。
不过，这样的时代早就过去了，土地成了土地所有者的私产，作坊和工厂由于资本积累也落到了资本家手中，这就是现代社会的情形。这样的社会由三个阶级构成：雇佣工人、资本家和土地所有者。斯密很实际地看到在三个阶级之内也还有不同的阶层和集团。
不过在基本经济分析中，作此划分并从三阶级模式出发也就够了。
总而言之，工人现在通常是在别人的土地上使用别人的资本进行劳动的。因此，他的劳动的全部产品已不再归他所有。地租是对这些产品或价值的第一个扣除。第二个扣除构成资本家的利润，资本家雇用工人并为他提供劳动工具和原料。
斯密的这些见解接近于理解剩余价值了，即接近于理解剩余价值是资本家和地主对劳动的剥削。然而，同马克思以前的所有经济学家一样，斯密没有分离出一个特殊范畴的剩余价值，对剩余价值的观察只限于它的具体形式——即在资产阶级社会表面所浮现的形式——利润、地租、借贷利息。斯密思想中同劳动价值论相联系的这股溪流是他学说中的进步因素。
另一股溪流是从把价值解释成是由收入（工资、利润和地租）引申出来的。事实上，如果利润和地租也形成价值的话，则它们也就不可能是对价值的扣除了。于是就出现了完全不同的收入图景：每个生产要素（这一术语出现得较晚）即劳动、资本和土地都参加了商品价值的创造，因此，它们也都有权得到自己的一份。
这就离19世纪经济学辩护士们炮制的“资本的神圣权利”相距不远了。
既然价值来自收入，那么斯密就进一步研究了每种收入的自然比例是怎样决定的，即每个商品的价值以及全部商品的总价值依照怎样的法则在各个社会阶级之间进行分配。
当斯密分别考察各种收入时，他在一定程度上又回到了自己的剩余价值理论体系中。他的工资论至今还是有意义的。当然，他的工资论还有许多缺点，他不理解同工人向资本家出卖自己劳动力有联系的关系的真正性质。他认为，劳动本身是商品，因而它有自然价格。不过，他对这个自然价格的规定同马克思对劳动力商品价值的规定是一样的，即认为它决定于工人及其家属所必需的生活资料的价值。斯密对此还作了一系列实际的重要补充。
第一，他已经看出了劳动力价值（他叫“自然工资”）不仅取决于生理上最低限度的生活资料，而且还依时间和地点不同而变化，包括历史的和文化的因素在内。他举皮靴为例指出，皮靴在英格兰已经成为人们（不管男女）的生活必需品，而在苏格兰则只是男人们的必需品，而在法国对男女都不是必需品。由此得出结论，随着经济的发展，消费范围在扩大，从而劳动力的价值（用实际商品来表现）多半也相应提高。
第二，斯密显然看出，工资跌落到接近生理最低限度的主要原因之一，是工人在对付资本家方面地位软弱，他对此作了深刻的论述。不难作出这样的结论，即工人如果能组织和团结起来，那么他们的抵抗便能够限制企业主的要求。
第三，他把工资的趋势同国家的经济状况联系起来，并区分了经济进步、退步和停滞不前等三种情形。他认为，在第一种情形下，工资应当提高，因为在上升的经济中会出现对劳动的大量需求。资本主义经济后来的发展表明，经济高涨实际上会缓和工人为提高工资所进行的斗争。
斯密在政治经济学上最终把利润作为一个特殊经济范畴分离出来了。他从范畴上驳斥了这样一种见解，即似乎利润只是一种特殊形式的劳动——“指挥与监督”劳动的工资。他指出利润额取决于资本额，而同这种劳动的数量、强度与技巧没有关系。斯密在这里以及其他一些地方实际上已把利润看做是剥削收入，看做是剩余价值的主要形式。
与此并存的是另一种表面的观点，即把利润看做是资本的自然报酬，看做是对资本冒风险、垫支工人生活资料以及“节欲”的报酬。对斯密这样矛盾的理论，读者已经习惯了。
资本
马克思以前的经济学家，包括资产阶级古典经济学家在内，把资本简单地看做是积累的资源：工具、原料、生活资料和货币。
结果资本就被说成是古已有之和永恒存在的东西了，因为没有这些资源任何生产都不能进行。马克思则与此对立地把资本理解为一种历史范畴，指出它只在一定条件下才产生，这种条件使劳动力成为商品，社会中的主要人物是资本家和雇佣工人，前者掌握着生产资料，后者除了劳动力之外一无所有。资本所表现的正是这种社会关系，它并不是任何时候都存在，也绝不是永恒的。如果可以把资本看做是商品和货币的话，则也只是在这样的意义上，即它们体现着资本家对雇佣工人无偿（剩余）劳动的占有，它们是用来占有新的无偿劳动的。
马克思曾指出，斯密的以下论述表明他已经看到了剩余价值的真正起源。斯密说：“资本一经在个别人手中积聚起来，当然就有一些人为了从劳动生产物的售卖或劳动对原材料增加的价值上得到一种利润，便把资本投在劳动人民身上，以原材料和生活资料供给他们，叫他们劳作。”斯密在此指出了资本产生的历史过程
和资本所引起的社会关系的剥削性质。可是当他在第二篇专门分
析资本时，又几乎完全抛开了这一深刻的思想。斯密对资本的“技术性”分析接近于杜尔哥，但他比杜尔哥和其他一些研究这一问题的人更系统地和更详细地考察了这些问题，例如，固定资本和流动资本，运用资本的不同领域，借贷资本和借贷利息，等等。
斯密写作《国富论》时，英国产业革命刚刚开始，新技术在提高社会劳动生产率和“增加财富”方面的作用还是很有限的，所以他更寄希望于利用分工。然而斯密在自己著作中仍然有力地表述了产业革命时代的一个主要社会经济问题——资本积累。他懂得假如将资本投资于新的生产工具、设备和运输手段上，分工效率将会大大提高。他不止一次地强调指出，积累是国家致富的关键，节俭者是国家的恩人，奢侈者是国家的敌人。
根据现代英国学者计算，18世纪下半期英国积累率（国民收入积累份额）不超过5％。大约从1790年以后，当产业革命进入最热潮时才开始提高。5％当然是很低的，在当代发展中国家（这个术语在斯密时代显然还不会出现），不少于12％～15％的积累率被认为是有利的，10％被看做是恐慌的标志，5％则意味着灾难。所以，要不惜任何代价地提高积累率。这听起来多像是斯密的口号啊！
谁能够而且应当积累呢？当然是资本家——租地农场主、工厂主和商人，斯密认为这些人的最重要社会职能就在于此。斯密在格拉斯哥大学的讲义中就曾指出过当地资本家骑士们的“禁欲主义”，在各城市中难得看见一个聪明的富人雇用一个以上的男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