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仁宗景祐三年至嘉祐六年
（公元1036-1061年）
文忠公
要了解一个死去已经一千年的人并不困难。试想，通常要了解与我们同住在一个城市的居民，或是了解一位市长的生活，实在嫌所知不足，要了解一个古人，不是有时反倒容易吗？姑就一端而论，现今仍然在世的人，他的生活尚未完结，一旦遇有危机来临，谁也不知道他会如何行动。醉汉会戒酒自新，教会中的圣人会堕落，牧师会和唱诗班的少女私奔。活着的人总会有好多可能的改变。还有，活着的人总有些秘密，他那些秘密之中最精彩的，往往在他死了好久之后才会泄露出来。这就是何以评论与我们自己同时代的人是一件难事，因为他的生活离我们太近了。论一个已然去世的诗人如苏东坡，情形便不同了。我读过他的札记，他的七百首诗，还有他的八百通私人书简。所以知道一个人，或是不知道一个人，与他是否为同代人与否，没有关系。主要的倒是是否对他有同情的了解。归根结底，我们只能知道自己真正了解的人，我们只能完全了解我们真正喜爱的人。我认为我完全知道苏东坡，因为我了解他；我了解他，是因为我喜爱他。喜爱哪个诗人，完全是由于哪一种癖好。我想李白更为崇高，而杜甫更为伟大--在他伟大的诗之清新、自然、工巧、悲天悯人的情感方面更为伟大。但是不必表示什么歉意，恕我直言，我偏爱的诗人是苏东坡。
在今天看来，我觉得苏东坡伟大的人格，比中国其他文人的人格更为鲜明突出，在他的生活和作品里，显露得更为充分。在我头脑里，苏东坡的意象之特别清楚明显，其理由有二。第一，是由于苏东坡本人心智上才华的卓越，深深印在他写的每一行诗上，正如我所看见的他那两幅墨竹上那乌黑的宝墨之光，时至今日，依然闪耀照人，就犹如他蘸笔挥毫是在顷刻之前一样。这是天地间一大奇迹，在莎士比亚的创作上，亦复如此。莎翁诗句的遒健，是来自诗人敏感的天性与开阔豁达的胸襟，至今依然清新如故。纵然有后代学者的钻研考证，我们对莎士比亚的生活所知者仍极稀少，可是在他去世四百年之后，由于他作品中感情的力量，我们却知道了他的心灵深处。
第二个理由是，苏东坡的生活资料较为完全，远非其他中国诗人可比。有关他漫长的一生中，多彩多姿的政治生涯那些资料，存在各种史料中，也存在他自己浩繁的著作中。他的诗文都计算在内，接近百万言，他的札记、他的遗墨、他的私人书信，在当代把他视为最可敬爱的文人而写的大量的闲话漫谈，都流传到现在了。在他去世后百年之内，没有一本传记类的书不曾提到这位诗人的。宋儒都长于写日记，尤以司马光、王安石、刘挚、曾布为著名，勤奋的传记作者如王明清、邵伯温。由于王安石的国家资本新法引起的纠纷，和一直绵延到苏东坡一生的政坛风波的扰攘不安，作家都保存了那一时代的资料，其中包括对话录为量甚大。苏东坡并不记日记。他不是记日记那一类型的人，记日记对他恐怕过于失之规律严正而不自然。但是他写札记。遇有游山玩水、思想、人物、处所、事件，他都笔之于书，有的记有日期，有的不记日期。而别人则忙于把他的言行记载下来。爱慕他的人都把他写的书简题跋等精心保存。当时他以杰出的书法家出名，随时有人恳求墨宝，他习惯上是随时题诗，或是书写杂感评论，酒饭之后，都随手赠与友人。此等小简偶记，人皆珍藏，传之子孙后代，有时也以高价卖出。这些偶记题跋中，往往有苏东坡精妙之作。如今所保存者，他的书简约有八百通，有名的墨迹题跋约六百件。实际上，是由于苏东坡受到广泛的喜爱，后来才有搜集别的名人书札题跋文字印行的时尚，如黄山谷便是其一。当年成都有一位收藏家，在苏东坡去世之后，立即开始搜集苏东坡的墨迹书简等，刻之于石，拓下榻片出卖，供人做临摹书法之用。有一次，苏东坡因对时事有感而作的诗，立刻有人抄写流传，境内多少文人争相背诵。苏东坡虽然发乎纯良真挚之情，但内容是对政策表示异议，当时正值忠直之士不容于国都之际，当权者之愤怒遂集于他一人之身，情势严重，苏东坡几乎险遭不测。他是不是后悔呢？表面上，在他的贬谪期间，对不够亲密的朋友他说是已然后悔，但是对莫逆之交，他说并无悔意，并且说，倘遇饭中有蝇，仍须吐出。由于他精神上的坦白流露，他也以身列当时高士之首而自伤，在与心地狭窄而位居要津的政客徒然挣扎了一番之后，他被流放到中国域外的蛮荒琼崖海岛，他以坦荡荡之胸怀处之，有几分相信是命运使然。
像苏东坡这样的人，生活中竟有如此的遭遇，他之成为文人窃窃私语的话柄，尊重景仰的话题，尤其是在去世之后，乃是自然之事。若与西方相似之人比较，李白是一个文坛上的流星，在刹那之间壮观惊人地闪耀之后，而自行燃烧消灭，正与雪莱、拜伦相近。杜甫则酷似弥尔顿，既是虔敬的哲人，又是仁厚的长者，学富而文工，以古朴之笔墨，写丰厚之情思。苏东坡则始终富有青春活力，以人物论，颇像英国的小说家萨克雷（Thackeray），在政坛上的活动与诗名，则像法国的雨果，他具有的动人的特点，又仿佛英国的约翰生。不知为什么，我们对约翰生的中风，现在还觉得不安，而对弥尔顿的失明则不然。倘若弥尔顿同时是像英国画家根兹博罗，也同时像以诗歌批评英国时事的蒲普，而且也像英国饱受折磨的讽刺文学家绥福特，而没有他日渐增强的尖酸，那我们便找到一个像苏东坡的英国人了。苏东坡虽然饱经忧患拂逆，他的人性更趋温和厚道，并没变成尖酸刻薄。今天我们之所以喜爱苏东坡，也是因为他饱受了人生之苦的缘故。
中国有一句谚语，就是说一个人如何，要“盖棺论定”。人生如梦，一出戏演得如何，只有在幕落之时才可以下断语。不过有这种区别--人生是如同戏剧，但是在人生的戏剧里，最富有智慧与最精明的伶人，对于下一幕的大事如何，也是茫然无知。但是真正的人生，其中总包含有一种无可避免的性质，只有最好的戏剧才庶乎近之。因此在给过去的人写一本传记时，我们能把一场一场已经完成的戏，逐一观看，观看由人内在的气质与外在的环境所引起的必要的发展，这自然是一项重大的方便。在我将《苏东坡传》各章的资料钻研完毕，并且了解了为什么他非要有某些作为不可，为什么非要违背他弃官归隐的本意之后，我觉得自己好像一个中国的星象家，给一个人细批终身、预卜未来，那么清楚、那么明确，事故是那么在命难逃。中国的星象家能把一个人的一生，逐年断开，细批流年，把一生每年的推算写在一个折子上，当然卦金要远高出通常的卜卦。但是传记家的马后课却总比星象家的马前课可靠。今天，我们能够洞悉苏东坡穷达多变的一生，看出来那同样的无可避免的情形，但是断然无疑的是，他一生各阶段的吉凶祸福的事故，不管过错是否在他的星宿命运，的确是发生了，应验了。
苏东坡生于宋仁宗景祐三年（1036年），于徽宗建中靖国元年（1101年）逝世，是金人征服北宋的二十五年之前。他是在北宋最好的皇帝（仁宗）年间长大，在一个心地善良但野心勃勃的皇帝（神宗）在位期间做官，在一个十八岁的呆子（哲宗）荣登王位之时遭受贬谪。研究苏东坡传记，同时也就是研究宋朝因朋党之争而衰微，终于导致国力耗竭，小人当政的历史。凡是读《水浒传》的人都知道当时的政治腐败，善良的百姓都因躲避税吏贪官，相继身入绿林而落草为寇，成了梁山上的英雄好汉了。
在苏东坡的青年时期，朝廷之上有一批淳儒贤臣。到北宋将亡之际，此等贤臣已丢官去位，悉数凋零。在朝廷第一次迫害儒臣，排除御史台的守正不阿之士，而由新法宰相王安石位置的若干小人取而代之，此时至少尚有二十余位纯良儒臣，宁愿遭受奸宄之毒手，不肯背弃忠贞正义。等到第二次党争祸起，在愚痴的童子帝王统治之下，忠良之臣大多已经死亡，其余则在流谪中谢世。宋朝国力之消弱，始自实行新法以防“私人资本之剥削”，借此以谋“人民”之利益，而由一个狂妄自信的大臣任其事。对国运为害之烈，再没有如庸妄之辈大权在握，独断独行时之甚的了。身为诗人哲人之苏东坡，拼命将自己个人之平实常识，与经济学家王安石的逻辑对抗。王安石鼓吹的那套道理与中国当时所付出的代价，至今我们还没有弄个清楚。
王安石在热衷于自己那套社会改革新法之下，自然为目的而不择手段，自然会将倡异议之人不惜全予罢黜。一项神圣不可侵犯的主张，永远是为害甚大的。因为在一项主张成为不可侵犯之时，要实现此一目的的手段，便难免于残忍，乃是不可避免之事。当时情况如此，自然逃不出苏东坡的慧眼，而且兹事体大，也不是他可以付之轻松诙谐的一笑的。他和王安石是狭路相逢了，他俩的冲突决定了苏东坡一生的宦海生涯，也决定了宋朝帝国的命运。
苏东坡和王安石，谁也没活到亲眼看见他们相争的后果，也没看到北方异族之征服中国，不过苏东坡还活到亲眼看见那广事宣传的新政的恶果。他看见了王安石那么深爱的农民必须逃离乡里，并不是在饥馑旱涝的年月，而是在五谷丰登的年月，因为他们没能清还向官家借的款项与利息，因此若胆敢还乡，官吏定要捕之入狱的。苏东坡只能为他们呼天求救，但是却无法一施援手。察访民情的官员，奸伪卑劣，以为对此新政新贵之缺点，最好装聋作哑，一字不提，因为当权诸公并非不知；而对新政之优点，乃予以粉饰夸张，锦上添花。说漫天之谎而成功（倘若那些谎言漫天大，而且又说个不停），并不是现代人的新发明。那些太监也得弄钱谋生。在这种情形之下，玩法弄权毫不负责之辈，就以国运为儿戏，仿佛国破家亡的后果他们是可以逃脱的。苏东坡勉强洁身自全，忍受痛苦，也是无可奈何了。皇帝虽有求治的真诚愿望，但听而不聪，误信人言，终非明主，焉能辞其咎？因为在国家大事上，他所见不明，他每每犯错，而苏东坡则料事无误。在实行新政神圣不可侵犯的名义之下，百姓只有在朝廷的高压政治之下辗转呻吟。在疯狂的争权夺利之中，党派的狂热，竟凌驾于国家的利益之上。国家的道德力量、经济力量大为削弱。正如苏东坡所说，在这种情形之下，中国很容易地被来自西伯利亚的敌人征服了。群小甘心充当北方强邻的傀儡，名为区域独立，而向金人臣服。在此等情形之下，无怪乎朝廷灭亡，中国不得不迁往江南了。宋室宫阙在北方铁蹄之下化为灰烬之后，历史家在一片焦瓦废墟中漫步之时，不禁放目观望，低头沉思，以历史家的眼光，先知者的身份，思索国家百姓遭此劫难的原因，但是时过境迁，为时已迟了。
苏东坡去世一年，在当权的群小尚未把长江以北拱手奉送予来自穷沙大漠的他们那异国的君王时，一件历史上的大事发生了。那就是有名的元祐党人碑的建立，也是宋朝朋党之争的一个总结。元祐是宋哲宗的年号（1086-1093年），在这些年间，苏东坡的蜀党当权。元祐党人碑是哲宗元祐年间当政的三百零九人的黑名单，以苏东坡为首。碑上有奉圣旨此三百零九人及其子孙永远不得为官之语。皇家子女亦不得与此名单上诸臣之后代通婚姻，倘若已经订婚，也要奉旨取消。与此同样的石碑要分别在全国各县树立。直到今天，中国有些山顶上还留有此种石碑。这是将反对党一网打尽，斩尽杀绝的办法，也是立碑的群小蓄意使那些反对党人千年万载永受羞辱的办法。自从中国因王安石变法使社会衰乱、朝纲败坏，把中国北方拱手让与金人之后，元祐党人碑给人的观感，和立碑的那群小人的想法，可就大为不同了。随后一百多年间，碑上人的子孙，都以碑上有他们祖先的名字向人夸耀。这就是元祐党人碑在历史上出名的缘故。实际上，这些碑上的祖先之中，有的并不配享有此种荣耀，因为在立碑时要把反对党赶尽杀绝，那群小人便把自己个人的仇敌的名字也擅自列入了，所以此一黑名单上的人是好坏兼而有之的。
在徽宗崇宁五年（1106年）正月，出乎神意，天空出现彗星，在文德殿东墙上的元祐党人碑突遭电击，破而为二。此是上天降怒，毫无疑问。徽宗大惧，但因怕宰相反对，使人在深夜时分偷偷儿把端门的党人碑毁坏。宰相发现此事，十分懊恼，但是却大言不惭地说道：“此碑可毁，但碑上人名则当永志不忘！”现在我们知道，他是如愿以偿了。
雷电击毁石碑一事，使苏东坡身后的名气越来越大。他死后的前十年之间，凡石碑上刻有苏东坡的诗文或他的字的，都奉令销毁，他的著作严禁印行，他在世时一切官衔也全予剥夺。当时有作家在杂记中曾记有如下文句：“东坡诗文，落笔辄为人所传诵。崇宁大观间，海外苏诗盛行。是时朝廷禁止，赏钱增至八十万。禁愈严而传愈多，往往以多相夸。士大夫不能诵东坡诗，便自觉气索，而人或谓之不韵。”
雷击石碑后五年，一个道士向徽宗奏称，曾见苏东坡的灵魂在玉皇大帝驾前为文曲星，掌诗文。徽宗越发害怕，急将苏东坡在世时最高之官爵恢复，后来另封高位，为苏东坡在世时所未有。在徽宗政和七年（1117年）以前，皇家已经开始搜集苏东坡的手稿，悬价每一篇赏制钱五万文。太监梁师成则付制钱三十万文购买颍州桥上雕刻的苏东坡的碑文（早已经人小心翼翼地隐藏起来），这笔钱在当时的生活来说，是够高的价钱。另外有人出五万制钱购买一个学者书斋上苏东坡题匾的三个字。这时苏东坡的诗文字画在交易上极为活跃，不久之后，这些宝贵的手稿不是进入皇宫成了御览之宝，便成了富有的收藏家手中的珍品。后来金人攻下京师，特别索取苏东坡和司马光的书画，作为战利品的一部分，因为苏东坡的名气甚至在世时已经传到了塞外异族之邦。苏东坡的手稿书画中的精品，有一部分，敌人用车装运到塞外，同时徽、钦二帝也随车北掳，竟至客死番邦（当时徽宗已让位于儿子钦宗）。苏东坡遗留下的文物未遭毁灭的，也由收藏家运到了江南，始得以保存于天地之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