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北军区宣传部部长张致祥遇到了一个难题。因为按照大会程序规定，当毛泽东等参加典礼的领导人即将登上天安门城楼时，军乐队就要齐奏《东方红》。奏完3遍《东方红》后，毛泽东等正好走到城楼中央。但天安门城楼高30几米，城楼下的罗浪看不见，快了或者慢了都将影响奏乐的效果。倘若这件事发生在今天，一部手持话机什么都解决了，但在当时却成了个难题。经过冥思苦想，张致祥终于有了办法。
下午2时55分，毛泽东等领导人来到天安门，沿着城楼西侧的古砖梯道拾级而上。就在毛泽东等快要登上城楼，刚露出半个头的时候，站在城楼上的张致祥兴奋地朝罗浪挥了挥手中的白手套。罗浪会意地笑了笑，指挥军乐队奏起了《东方红》乐曲。
下午3时整，中央人民政府秘书长林伯渠宣布开国大典开始。在毛泽东主席宣布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正式成立后，罗浪挥动手中的小红旗，指挥军乐队以一分钟80至100个音符的速度奏响了威武雄壮的代国歌《义勇军进行曲》。激越的旋律，伴随着中国人民从此站起来了的满腔自豪从乐器中飞出，在天安门广场上空回转飘荡，并通过无线电波飞向全国。
这首诞生在民族危机关头的战斗歌曲，曾唤起民族的觉醒，鼓舞千千万万中华儿女战斗在抗日战争的烽火中。此后，在中国革命和建设时期，它仍然显示出强大的凝聚力、号召力和战斗力，激发了中国人民的爱国主义精神，体现了居安思危的思想，鼓舞着中国人民在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的新征途上奋勇前进。
5.国徽
5.1国徽的设计过程
1949年6月15日召开的中国新政治协商会议筹备会，决定研究草拟国旗、国徽、国歌、纪年、国都等方案。并在国内外报纸上登载了具体标准，其中对国徽的要求是：
（甲）中国特征；（乙）政权特征；（丙）形式须庄严富丽。对应征者要求附详细的文字说明，征集日期截止至8月20日。仅一个多月就收到国内及海外华侨应征的国徽稿件112件，图案900幅。其中有清华大学营建系的10余个方案以及国立北平艺专（1950年改名为中央美术学院）张仃、张光宇、周令钊、钟灵等人的方案。
虽然应征图案不少，但投稿者大都把国徽误以为国标，因此绘有和国旗一样的国家标记，经第6小组组员和专家顾问审阅，认为绝大部分不能采用。后经大家讨论，请张仃、钟灵等人重新设计了几个国徽图案，即印发的《国徽图案参考资料》。后来第6小组成员和专家顾问又提出许多修改意见。
因新政协筹备时间紧迫，最后经国旗、国徽初选委员会提议，筹备委员会常委会同意，国徽在这次大会暂不决定。因此，在1949年9月下旬的政协全体会上，只通过了国旗方案和国歌词谱，没有公布国徽图案。
不久，全国政协第一届委员会决定邀请清华大学营建系和中央美术学院分别组织人力对国徽方案进行设计方案比赛。于是，清华大学营建系于1950年初正式开始国徽设计工作。我国著名建筑学家、清华大学营建系主任梁思成担任设计组组长，成员有梁先生的夫人、建筑学家林徽因，画家李宗津，中国建筑专家曹宗江，建筑设计教师朱畅中、汪国瑜、胡允敬、张申龄以及研究中国古建筑的罗哲文等，先后设计了二三十个方案以供比较、讨论和改进。受中央之托，中央美院的前身国立北平艺专成立了国徽设计小组，由张仃、张光字、周令钊和钟灵四人组成。
张仃，我国著名美术家。开国大典前的一段时间里，他曾调到中南海总务处任艺术顾问，和梁思成一起，负责了第一届全国政协会议的会场、开国大典的天安门城楼等场合的美术设计工作。当时全国政协会议的会徽就是他设计的。开国大典后，他到中央美术学院实用美术系任系主任和教授。他带领的国徽设计组主要是由张光宇、周令钊等几位美术家和美术教师组成的。张仃和钟灵曾设计了新中国第一套纪念邮票，还设计了政协会议的会徽。以后定型的国徽与这枚会徽相似，只是齿轮挪到了下方，中间换上天安门和五星红旗。
政协会徽是由麦穗齿轮围成的圆形图案，粉红色的中国地图凸现在半个地球上，代表四面八方的四面红旗飘动，上方印有“一九四九”的字样。这枚政协会徽一直沿用至今。
为了赶在1950年的国庆节挂上新国徽，两个设计组的专家和学者们，对各种构思和设想认真推敲，反复研究。梁思成、林徽因更是抱病参加设计工作。
两军对垒，旗鼓相当，人人有灵蛇之珠，家家蕴荆山之玉。双方都施展出浑身解数，欲压倒对方，一举中标。
国徽审查小组对双方提出了一个统一要求：国徽图案中要有天安门图像。基本原则是要突出中国特征、政权特征，形式要庄严富丽。基调已经定好，下面就看双方的了。
清华组，梁思成统一指挥，大家分头行动起来，找来我国古代的铜镜、玉环、玉璧等工艺美术品以及一些其他国家的国徽图案作为参考资料；朱畅中提议天安门图像采用立面图，大家一致赞同。于是，人人动手画草图、绘正式图，设计出一个又一个方案。接下来是讨论、推翻；再讨论、再推翻。从整体构思到色彩的运用不断翻新，但始终不能令人满意。
正当大家徘徊于设计的窄巷之时，林徽因发现了一个问题：一些五彩的国徽图案不仅和苏联各加盟共和国及东欧诸国的国徽相类似，而且和某些商品的商标图案也很相像。于是，她发表了自己的看法：国徽和商标应有区别。并以实物进行评说。顿时茅塞顿开，大家当即决定放弃用多种色彩绘制图案，转而采用金、红两色。这是中华民族传统的表现喜庆的色彩，用于国徽，不仅富丽堂皇，庄严美丽，而且醒目大方，具有鲜明的民族特色。
几个月过去了。清华设计组的同志们一次又一次地往返于中南海和清华园之间，送审、修改；再送、再修改，先后达30余次。
决定胜负的关键时刻终于到了。1950年6月的一天，北京，中南海怀仁堂的一个会议室，墙上挂着两个国徽图案：清华的和中央美院的。
清华的图案外圈环以麦稻穗，下端用红绶带交结在齿轮上，国徽下方中央部分画金色浮雕的天安门立面图；天安门上方有金色浮雕的五星，衬在红底子上，像一幅与天空一样巨大的五星红旗。整个国徽图案只用金红两色，庄严肃穆，气势雄浑。
中央美院的图案则是另一种风格：天安门的视点在一侧，有强烈透视感；蓝天、黄瓦、红柱、红墙；华表及金水桥石栏杆均为白色，铺地的大石块的石缝中还夹有绿草。整个图案看上去恰似一幅彩色风景画。
国徽审查小组的成员们在两个方案面前议论纷纷，莫衷一是。正在这时，周恩来总理来了。他走到两个图案前仔细观看了一下，然后问大家：“意见如何？”田汉首先发言，他认为中央美院的方案好，得到了一些委员的赞同；清华大学的张奚若教授则以清华方案富有民族特色、美丽大方为据，反对田汉的意见，他的观点还得到了其他委员的补充。两种意见相持不下，总理注意到坐在沙发上的李四光一直沉默不语，就走到他的身旁，问：“李四光先生，你看怎样？”李四光看了看两个方案，指着清华的方案说：“我看这个气魄大，有中国特色。”最后，周总理比较了一下两个方案，随即说：“那么好吧，就这样决定了吧。大家看怎样？”委员们一致通过。至此，这场竞赛才见出了分晓。不过，总理还指出了清华方案中的一点不足：图案中的稻穗能否向上挺拔一些？以显示中华民族的蓬勃生机。于是，梁思成又带领大家根据总理的指示精神，对国徽的细部进行了修改。经过一次又一次的送审、修改、国徽图案日趋完善。
1950年6月23日，在全国政协一届二次会议上，毛泽东主席提议，以起立的方式对国徽进行表决。霎时，全场起立，一致通过。
国徽图案通过后，决定请既有雕塑方面的人才，又有测绘天安门城楼技术力量的清华大学营建系承担绘图和制作国徽主体模型的任务。精确绘制和放大请梁思成等人执笔完成，而塑造国徽立体模型（即国徽浮雕图案）也交给了清华大学营建系的高庄。高庄在进行艺术造型过程中，坚持政治性、艺术性、自然性和历史性四个标准的统一，遵照周恩来总理提出的国徽要“向上”（表现新中国蓬勃向上）和“响亮”（色调要明快）的要求，并注意以实物比较和借鉴古代雕塑的表现手法。经过一个多月的探索、试做、反复修改，终于将主体模型塑造成功。
8月18日，国徽审查组召开的专家参加的讨论会一致通过了国徽石膏模型。
9月20日，中央人民政府主席毛泽东发布公布国徽的命令。国徽的内容为国旗、天安门、齿轮和麦稻穗。象征中国人民自“五四”运动以来的新民主主义革命斗争和工人阶级领导的以工农联盟为基础的人民民主专政的新中国的诞生，与此同时，各大报纸还刊登了国徽石膏模型照片、国徽图案说明以及根据国徽石膏模型绘制的“国徽方格墨线图”和“国徽纵断面图”。
至此，规范庄重、自然美观，充分体现中华民族气魄和时代精神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徽诞生了。
国徽图案一经确定，两个设计小组的成员都得到一份稿酬——800斤小米。在当时，这是一笔大财富，他们都如数捐给了国家。
下面即是9月20日中央人民政府命令：
中央人民政府命令
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局全国委员会第二次会议所提出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徽图案及对该图案的说明，业经中央人民政府委员会第八次会议通过，特公布之。
此令
主席毛泽东一九五零年九月二十日
5.2国徽的组成及其含义
我国宪法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徽，中间是五星照耀下的天安门，周围是谷穗和齿轮。”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