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国体与政体问题，刘少奇介绍说，是以无产阶级为领导的，以工农联盟为基础的人民民主专政的国家。工人阶级是这种专政的领导力量，工人、农民与革命知识分子的联盟，是这个专政的基础力量，同时，团结尽可能多的能够和我们合作的小资产阶级与民族资产阶级及其代表人物和政治派别参加这个专政。中国的人民民主专政，与列宁在1905年～1907年革命中所提出的“工农民主专政”有共同点，也有区别点。以无产阶级为领导，工农联盟为基础，这是共同点。
中国人民民主专政包括愿意反对帝国主义、封建主义与官僚资本主义的民族资产阶级的代表和派别在内，这是区别点。中国人民民主专政的形式，是人民代表会议制，但这不是资产阶级式的议会制，而近于苏维埃制，但与无产阶级专政的苏维埃制也有区别。
因为民族资产阶级的代表是参加人民代表会议的。有人说：在推翻国民党政权之后，或者说在实行土地改革之后，中国无产阶级与资产阶级之间的矛盾，便立即成为主要矛盾，工人与资本家的斗争，便立即成为主要斗争。我们认为这种说法不正确，这将把目前尚能与我们合作的民族资产阶级赶到帝国主义那一边去。
这在目前的中国实行起来，将是一种危险的冒险主义的政策。国民党政权被推翻之后，劳资间的矛盾是客观存在的，并将逐渐地加紧起来，因此，工人阶级要向资产阶级进行必要的和适当的斗争，才能保护工人阶级和人民民主专政的利益，但这种斗争必须有一定的限度。还要与民族资产阶级实行必要的和适当的妥协与联合，以便集中力量去对付外部敌人和克服中国的落后现象。在中国，从现在起到实行一般民族资本国有化，还需要经过许多步骤，需要一段相当长的时间，这一段时间到底需要多久，还要看国际和国内的各种条件来决定。估计需要十年到十五年的时间。
关于新中国的外交问题，斯大林十分关注，故此刘少奇作了详细的介绍，刘少奇说：所有帝国主义在中国的控制权，包括在军事上的、政治上的、经济上的和文化上的控制权，均须彻底地加以摧毁。这个决定是载入中共七届二中全会的，这是坚定不移的。今后的外交活动，将根据下列几项原则进行：和各帝国主义国家进行斗争，以便实现中国民族的完全独立；在国际事务中和苏联及各新民主（主义）国家站在一道，反对新的战争危险，保卫世界和平与民主；利用各资本主义国家的矛盾；在平等互惠的条件下，发展中国与外国的通商贸易，特别是发展与苏联及各新民主（主义）国家的贸易。
刘少奇说：各国在中国的外交人员，都不承认。只当做侨民对待。这样执行的结果，可使人民感觉到中国已经站立起来，中国共产党是不怕帝国主义的，也使我们免去许多麻烦。在新的中央政府成立以后，即发生和各国建立正式的外交关系的问题，参加联合国及其他国际组织与国际会议的问题。各帝国主义国家可能有——段时间不理解，或提出一些足以束缚手足的条件来作为承认的代价，这当然不能答应。如果各帝国主义国家采取承认中国新政府的政策，我们就准备与之建立外交关系。我们希望苏联能在这些国家之前承认新中国。我们将采取一边倒的政策，和苏联一起站在反帝国主义阵营里。同时刘少奇提出，毛泽东准备在中苏建立外交关系时公开访问莫斯科，希望苏联考虑时机和方式。
斯大林听得非常认真，并说了很多动情的话，表示赞同。他对中国共产党的各种政策、策略非常欣赏，并表示苏联将坚决支持新中国。
在会谈中，刘少奇和斯大林对某些具体问题达成了初步的、口头的协定。如聘请苏联专家来中国帮助经济建设，派中国留学生到苏联学习，在医疗卫生方面合作互助等问题上，都取得了一致意见。根据中国恢复生产建设的需要，双方签订了关于苏联专家到中国工作的待遇条件协定，初步议定选派各行各业的专门人才，分期分批地来华工作。
在一次会谈中，斯大林对他在过去指导中国革命过程中的失误作了自我批评，他说：“我们对中国不大了解，有时好心也办错事。老实说，我们觉得我们是妨碍过你们的工作。你们也有意见，不过不肯说出来就是了。当然，你们应该注意我们讲话的正确与否，因为我们常常是不够了解你们事情的实质，可能讲错话。不过，如果我们讲错了，你们还是说出来好。我们会注意到的。”
作为一个伟大的领袖，斯大林主动地公开地作自我批评，使中共代表团的成员们有些意外，同时大家对斯大林的这种高风亮节更加敬重。
接着斯大林具体地分析了劳资间存在的矛盾和处理方法，刘少奇对斯大林的分析十分赞同。随后斯大林问中共代表团还有什么问题。刘少奇提出几个事先准备好的问题，其中主要的有两个：一个是第三次世界大战的可能性；另一个是对世界革命力量如何估计，对两大阵营如何估计。
斯大林认真地作了回答。他说：目前，不大可能发生第三次世界大战，因为暂时谁也没有这个力量。革命力量是向前发展的，人民的力量比战前更加强大。而帝国主义要发动世界大战，至少要有二十年的准备。因此，人民不愿有战争，战争就打不起来。至于和平能维持多久，要看我们的努力和形势的发展。
在这次会谈中，刘少奇告诉斯大林：我们打算在1950年1月1日成立中央人民政府。
斯大林说：你们很快就取得了这么大成绩。大陆很快就要解放了。你们的政府设立在哪里？国家不可长时期无政府。
刘少奇说：毛泽东同志的意见，在成立中央政府这个问题上，不要着急。因为我们当年在瑞金曾经成立过中央苏维埃政府，但因条件不成熟，没有起过多大作用。
斯大林摇了摇头说：时过境迁。此一时，彼一时，我们的经验是，这个无政府的过渡时间不能长了。党毕竟是党，起不到政府的功能，不能代替政府。无政府时间一长，帝国主义就可能寻找借口进行干涉，甚至是联合起来干涉。夜长则梦多。如果真发生这种情况，就被动了。
当刘少奇提到新中国在国际上得到承认的问题时，斯大林态度很明确，他表示坚决支持。鉴于苏联长期以来对中共的暧昧态度，中共对苏联对于新中国的真正态度也摸不清。现在，斯大林的态度如此明朗，使代表团很受鼓舞。刘少奇将此情况电告中共中央，中共中央加快了成立中央人民政府的步伐。原打算在1950年1月1日成立中央人民政府，后来根据各种条件和人民的愿望，将时间移到了1949年10月1日。
此外，双方还在尽可能提早解放新疆的重要性问题上达成共识，苏方表示愿意作出某种必要的帮助。同时还谈定了在新中国政府成立后，新华社派代表驻莫斯科，塔斯社派代表驻北平等事宜。
7月31日，刘少奇接到毛泽东的电报，要求刘少奇先回国。
刘少奇向斯大林提出他要回国了。就在刘少奇回国的前几天，斯大林又一次把刘少奇请到孔策沃别墅，为他饯行。
这次斯大林换了一种方式款待刘少奇。他亲自引导刘少奇参观他那宽敞美丽的别墅花园。两人一面在花木、小溪、果园、鱼池、小运动场之间遛达，一面随意交谈。斯大林自豪地指着菜园一角的蕃茄、豆角、谷子，介绍说，这是他亲手种植的，并说这谷子的种子是从中国东北引来由我自己栽培的，等谷子长熟了拿来款待你们，多么有意思呀！遗憾的是你们不能长留，很快就要离开我们了。
4.2亲苏远美“一边倒”
8月14日，刘少奇率领苏联政府原铁道部长柯瓦洛夫为首的第一批苏联专家，乘火车离开莫斯科回国。当天，刘少奇向斯大林发出感谢信，表示代表团在访问期间，承蒙“特别盛意的招待与关注，使我们十分感激”。8月25日，刘少奇一行抵达沈阳，在沈阳逗留3天，28日乘火车回到北平。
刘少奇的访苏，虽然在当时的情况下不得不采取秘密的方式，但取得了极大的成功。中苏两党的高层领导第一次进行这样全面深入的会谈，建立了两党两国合作的基础，从此开始了两个世界上最大的共产党之间的“蜜月时期”。这对于当时同帝国主义的抗衡和新中国的建设都是十分必要的。
刘少奇访苏之时之所以受到苏方的热情款待，取得了巨大成功，其原因之一就是在刘少奇访苏前夕，中共提出了“一边倒”的方针，这种方针的提出实际上是对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国家关闭了大门。
早在二次大战后，世界上出现了两大阵营的对立。欧亚大陆上出现了一些以社会主义为前途的人民民主国家，逐渐形成了一个以苏联为首的社会主义阵营。与此相对立，形成了以“世界警察”自命的美国为首的资本主义阵营。美国统治集团凭借在大战中空前膨胀的经济、军事实力，在战后不久，甚至在战时盟军一起庆祝胜利时，便着手推行以苏联为主要对手，以欧洲及其毗邻地区为重点，以在全球扩展“美国影响”，遏止共产主义为目标的世界战略，拉开了冷战的帷幕。两大阵营明争暗斗，关系如同冰炭水火，这种国际背景排除了中共在美苏之间保持中立的可能性。
由于意识形态上的差异，美国对中共一直采取敌视的态度。抗战期间，美国政府虽然同中共有一定程度的接近，但没有消除美国同中共之间的那种天然就存在的隔阂。抗战胜利后，美国参与的国共关系调处，都是以保住蒋介石为前提的，一面调处国共关系，另一面帮助蒋介石准备内战。调处失败后，美国就采取了“有限援蒋”政策，成了蒋介石发动内战的帮凶。这样的背景使中共不可能采取亲美的政策。
苏联在抗战期间和解放战争期间，虽然对中共态度暧昧，执行的是双重对华政策，但中苏两党由于意识形态上的相同以及历史上的友好关系，使两党在解放战争后期的接近成为可能。而且在解放战争后期苏联也面对客观现实，有意同中共接近。1949年1月，米高扬访问西柏坡便是佐证。1949年5月30日，苏驻国民党政府大使罗申离开广州回国，标志着苏联放弃了对国民党残余政权的支持。这使中共感到欣慰和鼓舞，增强了中共靠向苏联的可能性。
1949年6月，刘少奇明确指出：目前世界民族的基本状况是世界各民族划分为两大阵营，民族问题的基本问题是美国企图压迫全世界各民族和全世界各民族反对美国的压迫。在两大阵营紧张斗争时期“人们不是站在这一边，就是站在那一边”，中立是不可能的，被压迫民族要求得解放，必须站在苏联领导的人民民主阵营一边。或者联合苏联，或者联合帝国主义，二者必居其一。这是爱国与卖国的界限，这是革命与反革命的界限，这是世界上不论哪个民族是走向进步或是走向倒退的界限，而反对苏联，必然只符合帝国主义的利益，背叛自己民族的利益。
1949年6月30日，毛泽东为纪念中国共产党成立28周年发表了《论人民民主专政》。在文章中，他分析了半个世纪以来世界政治发展的走向和趋势及近百年来先进的中国人奋斗救国的历史，提出了“一边倒”的政策，毛泽东说：“一边倒，是孙中山的四十年经验和中国共产党的二十八年经验教给我们的，深知欲达到胜利和巩固胜利，必须一边倒，积四十年和二十八年的经验，中国人不是倒向帝国主义一边，就是倒向社会主义一边，绝无例外。骑墙是不行的，第三条道路是没有的，我们反对倒向帝国主义一边的蒋介石反动派。我们也反对第三条道路的幻想。”
毛泽东告诫党内外人士说：“我们在国际上是属于以苏联为首的反帝国主义战线一方面，真正的友谊和援助只能向这一方面去找，而不能向帝国主义战线一方面去找。”
1949年7月7日，参加新政协筹备会的各党派各团体发表联合宣言，拥护“一边倒”方针。
9月29日，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届全体会议通过《共同纲领》，接受了这一方针，从而奠定了“一边倒”作为新中国外交方针的法律基础。奠定了新中国对外关系的基本格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