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坚决保护民族工商农牧业。中央规定：凡属私人经营的工厂、商店、银行、仓库、船舶、码头、农场、牧场等。一律不受侵犯，为使保护民族工商业的政策得到有效落实，党中央多次作出指示，对各种界限作了详细区分：将消灭地主1949年4月南京解放后，人民政府接收原国民党政府的中央银行富农的封建剥削和保护富农经营的工商业严格地加以区别；不要将国民党人经营的工商业都视为官僚资本而加以没收；对于著名的国民党大官僚所经营的企业加以没收；小官僚的工商业则不在没收之列；在应没收的官办企业中，如有民族工商农牧业家的私人股份，应承认其所有权。
第三，关于工资与福利待遇的政策。在新解放的城市中，职工与公教人员的工资问题，是一个非常复杂而且影响全国的问题。因此，中央规定对职工原有的工资，既不要随意提高，也不应任意降低取消，凡留任原职的职工和公教人员，只有暂时一律照旧支薪，待全国政权建立和巩固后再通盘解决。
关于福利待遇，不能只顾眼前利益大搞救济活动，但对原有福利也不应随意取消，要尽量按实际情况发给，确有困难的，须向职工解释。对原来享受供给制待遇的干部，照旧实行供给制。
第四，关于物价、粮食、房地产政策与统一全国财政经济问题。中共中央要求各地严格掌握货币发行、严禁投机抢购风，同时也得用经济手段，适当地抛出物资，特别是国营工厂的物资，以稳定物价。粮食、燃料要就地筹划，不能依靠老解放区远道送粮。要组织一切力量，沟通城乡间的经济联系，鼓励附近县区运粮入城交换所需物资。对城市房地产的政策是：“除公地及官僚资本与被法庭判决之战犯的地房产应予接收及没收，由市政府管理外，其也私人地产房产均不应没收，应承认其所有权，由市政府征收一定之地产税及房产税。”在财产经济问题上，中央采取了坚决的行政、法令措施、宣布禁止黄金、白银和美元的流通，人民币为惟一合法的货币。
全国财政经济的统一很自然地把国民经济逐步引向了计划经济的轨道，为集中力量战胜当时面临的严重困难，恢复国民经济奠定了基础。
组织方面：
第一，培训与扩大干部队伍。成功地接管城市必须有一支懂政策、能力强的干部队伍。1948年9月，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指出为夺取全国政权，我党应“迅速地有计划地训练大批的能够管理军事、政治、经济、党务、文化教育等项工作的干部。”
为接管城市准备干部，除利用党校、军政学校对老干部进行培训外，1948年12月21日，中共中央还发布了《关于大量提拔产业工人干部的指示》，要求各级党组织从一切解放区的产业工人和职员中细心挑选大批思想进步、工作积极、忠实可靠、懂技术并有组织才能和办事能力的优秀分子，给他们以短期的普通的政治训练，组织纪律训练和城市政策的教育，然后派遣他们和老干部一起接管新解放的大城市和大的工商企业，参加党、政、军、民各方面的工作。大批优秀管理干部走上接管城市的工作岗作，为开创城市领导乡村的新局面奠定了组织基础。
第二，把军队变为工作队。这个问题不直接属于城市政策的内容，但它是接管城市必不可少的组织的条件。毛泽东在1949年秋再次指出，人民解放军永远是一支战斗队，对此不能有任何误解和动摇。但是，随着党的工作重心的转移，军队又必须是一个工作队“而且主要地是一个工作队。”军队干部应当学会接收和管理城市，要准备把二百一十万野战军全部地化为工作队。这样，干部就够用了，广大地区的工作就可以展开了。
第三，加强工会工作。第六次全国劳动大会号召全国工人阶级加强团结，充分组织起来。1949年7月23日到8月16日，中华全国总工会在北平召开全国工会工作会议，指出全国工会工作的中心任务是，在一年左右基本上把全国工人阶级，首先是产业工人组织起来，使其担负领导阶级的历史使命。纠正工会组织发展中的“左”倾关门主义和形式主义，加强工人阶级的团结。会议强调，工会要对工人进行政治教育，使之懂得工人阶级长远的根本利益。重视搞好工会工作，及时把工人阶级组织起来，为新中国的诞生奠定了稳固的阶级基础。
文教方面：
第一，新闻出版事业。中央规定对国民党反动派的出版机关及其书籍、资财、印刷所等一律没收，但不接收民营及非全部官僚资本所经营的书馆，仍准其继续营业。已出版或已营业的报纸、杂志和通讯社，经登记获准后，可以继续出版和营业。对新出版的书籍，如有政治上反动而又发生了重大影响必须干涉和禁止者，暂时采用个别禁止及个别干涉的办法。
第二，新区的学校教育。城市解放后，党对于原有学校采取了严格保护，先维持然后慢慢改进的政策。规定对原校的财产、图书、仪器及各种设备必须保护，不能损坏，要迅速对学校宣布保护与维持的方针，并与校方具体商定必要与可能的维持办法，开始时只做可以做的事，如取消反动的政治课程、公民读本及国民党的训导制度，其余一概照旧。
第三，团结教育知识分子。在接收管理城市中，党特别重视团结教育知识分子，发挥知识分子的重要作用，强调“争取和改造知识分子，是我党重大的任务。”党正确估价了知识分子的政治立场，认为学者、教员、教授、科学工作者、艺术工作者和一般知识分子中的绝大多数是可以参加革命和保持中立的，坚决的反革命分子只是极少数。因此，对知识分子必须采取慎重态度，分别情况，加以团结，给予政治教育，量才录用。
上述城市政策是在战略转变的过程中逐步充实完善起来的。
党、政、军、民各方面共同努力，保证了政策的贯彻实施。其中，第二条战线也起了重大作用。1948年底，华北局给平津地下党的指示指出：“我们虽然只能有限地或者甚至不可能实行军事上的里应外合。但在城市接管工作上的里外配合，则是完全可能实行与必须实行的。”在部队入城前和入城过程中，地下党根据不断变化的具体情况，充分发挥作用，保护城市。国统区人民保护工厂、机关、学校及公共财产，阻拦和防止敌人破坏，为迎接解放作出了重大贡献。城市正常秩序的稳定和生产的恢复发展，标志着党胜利完成了从乡村到城市的战略转变。
2.看不见硝烟的“淮海战役”
进城以后，共产党人面对的国民党政府留下的烂摊子，工厂停工，工人失业，经济崩溃，投机商人乘机兴风作浪，囤积居奇。为此，中共中央重拳出击，成立中财委统一处理全国经济问题。1949年4月到1950年3月，全国各地区先后发生四次大规模的物价上涨，中国共产党和人民政府为此进行了历时一年的稳定物价的斗争，这是新中国成立前后经济战线上的一次重大战役。这场战役的胜利，结束了国民党统治时期延续10余年的恶性通货膨胀和物价暴涨的混乱状态。为迅速恢复发展国民经济创立了良好的开端。
2.1中财委的成立
1949年，是中国人民解放战争走向全国胜利的一年，同时又是解放区财政经济困难的一年。由于帝国主义长期侵略和掠夺，国民党政府的腐败统治，加上长期战争的破坏，到了1949年，财政枯竭，投机倒把猖獗，城乡交通阻隔，原料匮乏，产品滞销，工人失业，正常经济活动受到严重破坏，并出现通货膨胀，物价飞涨的局面。1949年，全国已解放的地区出现四次大的物价波动。
1949年4月下旬，北平、天津两大城市物价波动，经大力平抑后，各种商品价格稳定下来。到1949年7月，北平、天津地区物价上涨速度比上次更甚，各种商品价格平均上涨了一倍半左右。以天津为例，7月24日与6月30日比较，大米上涨117%。小米与面粉皆上涨两倍，玉米上涨110%，棉纱上涨141%，布匹上涨105%，食油上涨140%。自1949年10月15日以来，以天津、上海为先导，华中、西北跟进，全国币值大跌，各种商品价格又一次猛涨。到11月13日止，以7月底为基期，物价平均指数：京、津已涨达1.8倍，上海涨达1.5倍，华中、西北亦与此相近。混乱动荡的市场和金融业，已成为经济生活中最突出的问题。这也是对中国共产党一个新考验。1948年10月10日，毛泽东为中共中央起草的对党内的通知中指出：
目前解放区的经济状况和财政状况，存在着很大的困难，虽然我们的困难比较国民党的困难要小得多，但是确实有困难。这主要是物资和兵员不足供应战争的需要，通货膨胀已到了相当大的程度。造成解放区经济困难和人民生活困难的直接原因：一是大灾。1949年是个灾荒年。华北各地雨水面积达1.2亿亩，灾民4000万，其中重灾面积0.28亿亩，约700万灾民需要救济。由于雨水较大，交通被阻，造成各地运往北平、天津、上海等地粮食及其他物资大为减少。
二是人为的因素。南京、上海、江浙一带，解放之前，国民党政府实施恶性通货膨胀政策，滥发纸币，抢购大批物资和黄金运走海外，造成通货集中的物资短缺现象。上海、天津等地的不法资本家乘机兴风作浪，进行投机倒把活动。7月底，北平、上海通车后，上海投机商人携带大批现钞，到平津大量抢购物资，私购金银南运走私，囤积各种进口物资及粮、纱、布等，造成平津物价飞涨。
三是敌人封锁。美英帝国主义在沿海进行军舰、飞机、水雷封锁。在经济上采取不买我们的出口货物，不卖给我们需要的物资。占据台湾的蒋介石还对上海进行狂轰滥炸，对沿海港口进行封锁，使解放区对外贸易处于停滞状况。四是客观上在任何一个新解放的区域，由于新旧政权的更迭，必不可免地要经过一个暂时困难时期。加上解放战争在广大地区进行，作战费用和600万脱产人员的费用开支，还有中国共产党对原国民党政府旧职人员实行包下来的政策，增加了财政的负担。
五是“我们的组织工作，特别是财经方面的组织工作不够，则是形成这种困难的原因之一”。
面对严重的经济困难局面，1949年3月20日，中央决定建立中央财政经济委员会，以便对解放区的财政经济工作实行统一领导。中央财政经济领导机构的建立，是对各解放区分散的财政经济工作形式向统一过渡而采取的重大措施。4月10日，中共中央致电东北局，调陈云来中央参加筹划经委员会工作。5月13、14、16、20日，朱德、刘少奇、陈云等出席在北平香山召开的财政经济工作会议，讨论研究关于财政经济委员会组织机构的设置问题。
5月31日，刘少奇根据香山会议讨论的情况，为中央起草了《中国人民革命军事委员会关于建立中央财政经济机构大纲（草案）》。机构大纲草案对建立中财委的目的、组织机构、职能等作了详细说明。由于人民革命战争正在取得全国范围的胜利，为了尽可能地和有计划地恢复和发展人民经济，借以供给目前人民革命战争的需要及改善人民生活之目的，在中国人民革命军事委员会之下立即建立有工作能力的中央财政经济委员会，并陆续建立若干中央财政经济部门，作为目前中央的财政经济机构。
中央财政经济委员会设主任一人，副主任一人至数人，负责处理日常事务。中央财政经济委员会本身工作机关设立6局1处，有中央计划局、中央财经人事局、中央技术管理局、私营企业中央事务局、合作事业中央管理局、外资企业中央事务局和秘书处。
还陆续建立各中央财政经济部门：中央财政处、中国人民银新中国成立后，迅速统一全国财经工作，制止通货膨胀，稳定物价。
行、海关总署、中央商业处、中央铁道部、中央交通处、中央燃料处、中央金属处、中央纺织处、中央工业处、中央农业处、中央林业处、中央水利处等13个部门。毛泽东、周恩来在这个大纲草案上作过修改。毛泽东的批语是：“此件很好。”
6月3日晚，周恩来在北平宣布成立中央财政经济委员会及工作部门。6月4日，周恩来在北京饭店主持召开会议，通报关于成立中央财政经济委员会及各工作部门的情况。在北平的各级党政机关负责人参加了会议，会议还邀请了各党派和无党派民主人士参加。会上，刘少奇作题为《财政经济政策及有关成立财经委员会问题报告》。刘少奇在报告中指出：
关于组织中央财政经济委员会，这事很急迫，建立中央财经统帅部，其紧急不亚于军事及其他问题。因为军事上得到很大胜利，接到了很多东西，外国人要来做生意，交通需要统一，因此财政经济上需要高度的集中。如要把生产搞好，许多事必须统一，而且许多事可以统一，但需要总的统帅机构。建立统一的财经机构本来可以等联合政府成立。但是实际情况是马上需要，等不得了。即是从现在就着手，直到联合政府成立以后，是不是可以做得很好，还成问题。现在开始着手做统一工作，又怕统一得过多。中国地方很大，很多事有地方性，需要分别办理。陈云在会上作了《关于成立中央财政经济委员会的报告》。陈云在报告中就成立中央财政经济委员会的必要性指出：有些问题过去没有接触过，今天也需要研究。例如上海解放后，就有了江、浙、皖、赣、两湖、川等地通过上海进出口物资的问题。又如天津解放后，就有了西北地区通过天津进出口物资的问题。这些问题需要中央的财政机构来解决。这个机构初成立是带有临时性的，暂时属军管会管，时间也只是几个月，中央人民政府成立之后就交给政府。
中财委成立后抓的头一件大事，就是召开上海会议，研究部署以稳定金融物价为中心的经济工作。上海会议解决了统一的财政支出；统一了金融管理；统一了重要物资的调拨，在中财委的直接领导下，上海、武汉、天津、北平的物价很快平稳下来。稳定物价为恢复生产、发展经济铺平了道路。中财委的建立，使制止通货膨胀有了组织保证。
2.2人民币进入全国市场
1949年初辽沈、平津、淮海三大战役以后，国民党政府在军事上土崩瓦解，经济上也陷入空前混乱，长期持续的通货膨胀，此时发展到了极点，其法定货币金圆券进入了彻底崩溃阶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