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了保证民主人士安全上岸，轮船必须在军用码头靠岸。为此，冯铉又与苏联有关机构交涉了一番，终于得到了苏方的允诺。为了圆满完成任务，在轮船离开大连港之前，刘昂特地在一家大饭店宴请了船长和大副等人。宴席上，刘昂热情地给船长、大副敬酒，并说：“我们这次来日除装载货物外，还有不少人要乘船回来，请你们多加照顾。”略带醉意的船长一边吃，一边满口答应：“请放心，船已经租给你们了，由你们安排，我们尽力协助你们的工作。”第三天“阿尔丹”号开始了远程航行。
圣诞节的香港，节日的气氛显得十分热烈。虽然天气有几分潮湿、寒冷，但人们仍穿着单薄而漂亮的新衣裳。热烈、欢快的节日冲淡了平时紧张而忙碌的气氛。
然而，对钱之光、潘汉年和整个“华润公司”的职工们来说，圣诞节里却更加紧张。
两批民主人士离港北上后，风声已经透露出去，引起了人们的注意。
香港当局官员对此事也开始明查暗访。他们还以洽谈业务为名，到“华润公司”来查访。英国政府当时与国民党政府有外交关系，香港当局当然不欢迎民主人士尤其是像李济深这样有重大影响的人离港投奔解放区去，为此千方百计加以阻挠。
根据香港的这种政治气候，钱之光、潘汉年等特意安排李济深和其他一些重要的民主人士，作为第三批接走的人，在圣诞节的第二天深夜上船。因为香港受西方的影响；每到圣诞节都要放假，欢度节日。这是行动的最有利时机。预定上船的时间——12月26日到了。
为了安全，避人耳目，连要走的人都不知道自己和谁同船，完全是各走各的路。有的人是被安排从自家转到朋友家里再上船。有的人在旅馆开了个房间停留半天再上船。有的人还搬了家，把要带的行李放在原来住处，再由“华润公司”派人去搬上船。
由于上船的民主人士本人没携带行李，所以别人看不出他们要出远门的迹象。到达约定的地点后，由“华润公司”的人护送上船。李济深上船时，采取了更加隐蔽的措施。为了麻痹港英密探的监视，在上船的前一天，由他发请帖邀请了港英当局密探负责人王翠微夫妇到他家吃饭，还请了一些人作陪，这样，密探便放松了警惕。
在动身上船的当天晚上，为了迷惑外界，李济深又参加了邓文钊先生的宴请。同时赴宴的还有朱蕴山、吴茂荪、梅龚彬、李民欣、陈此生。何香凝也到场作陪。宴后，李济深等人便乘小艇上船。
但是，当时要直接上苏联的货船，也容易惹人注目。为了掩人耳目，李济深、朱蕴山等人不是直接上船，而是带着酒菜，装着泛舟游览的样子，乘一只小艇在水面上游弋于一些外轮之间。一个多小时后，小艇靠拢苏联货船。上船之后，李济深看到船上有很多熟人，心里感到意外和吃惊。钱之光等人很快把李济深和朱蕴山、李民欣安排在船长室，并叮嘱他们不要露面，以避免海关检查。与李济深同乘一条船离港北上的民主人士，还有彭泽民、柳亚子、沈雁冰、马寅初、邓初民、章乃器、施复亮、洪琛、孙起孟等。他们也在统一安排下进行了化装：有的西装革履，看上去像公司经理模样；有的长袍马褂或普通衣着，装成商人，口袋里还装着一套货单，各自用奇妙的办法上了船。
为了防备万一，上船的人事先都准备了一套说辞，以应付检查时的盘问。
由于安排得十分周密，各项准备工作非常仔细，这次登船没出现任何纰漏，没发生任何问题。12月27日晚，李济深等几十位作为第三批北上解放区的民主人士，乘着苏联货轮“阿尔丹”号，神不知鬼不觉地离开了香港。中共南方局派李嘉人陪同李济深北上，钱之光还另派徐德民随船护送。
此时，潘汉年、饶彰风和夏衍正在香港一家大旅馆里守着一架电话机听消息。
突然，电话铃响了，潘汉年拿起电话，对方报告说：“放到船长房里，英姑娘没有来送行。”船开了，货听了这个谜语般的电话，潘汉年长长地嘘了一口气，全身每一个紧张的神经都松弛下来，脸上露出了笑容。饶彰风、夏衍得知李济深等人顺利离开香港的消息，也会心地笑了。
30多年后，中共中央在为长期遭受冤屈的潘汉年平反照雪、恢复名誉中的文件中，对他安排民主人士到解放区的工作特别称赞说：“解放战争后期，党中央发出召开新政治协商会议的号召以后，潘汉年同志对党的贡献尤为突出。当时，国民党特务云集香港，英当局戒备森严，极力阻挠、破坏我方活动。在这样困难的情况下，潘汉年同志负责安排李济深、沈钧儒、黄炎培、马寅初、马叙伦，郭沫若、沈雁冰等大批民主人士离开香港，转到东北、华北解放区，先后共组织二十多批、三百五十余人，没有一次失误。”历史得到了公正的评价，恢复了其本来面目。李济深离开香港后的第三天，报上才见到他出走的消息。港英当局密探和国民党特务看到这个消息，一阵惊慌。这时“阿尔丹”号货船已经过了台湾海峡。然而，航行并不顺利。大风海浪一次又一次地向“阿尔丹”号袭来。
风浪大时，货船左右颠簸，放在桌上的小药瓶、日记簿等均落到地上，人则更不好受。
船上设备简陋，没有洗澡间。李济深等人在船上10多天，未洗一次澡，伙食也很差。
但是，大家的心情是十分愉快的，为顺利地离开了外国人控制下的香港，即将到达解放区筹建新中国而高兴。
为了庆祝这次不平常的旅行，并迎接1949年元旦的到来，12月31日晚10时，李济深和船上的其他民主人士，都拿出自己携带的食品——鱼子、腊鸡、牛肉、沙拉以及水果等，还包了饺子，请船长和全体船员与他们同桌聚餐，共度除夕。
元旦这一天，大家在船上互相祝贺新年，沈雁冰还拿出笔记本，请大家签名，并特别请李济深为他题词。李济深即兴写下一首寓意深远的诗：“同舟共济，一心一意，为了一件大事！一件为着参与共同建立一个独立、民主、和平、统一、康乐的新中国的大事！同舟共济，恭禧恭禧，一心一意，来做一件大事。前进！前进！努力！努力！”
元旦这一天，香港《华商报》发表了李济深在12月20日写的一篇题为《团结建国》的元旦献词。这是一篇重要的历史文献，它号召一切民主阵线的朋友和爱国的人士“奋斗。”为建立一个民族独立、民主自由、民生幸福的新中国而经过10多天的航行“时抵达大连。阿尔丹”号于1949年1月7日上午8时抵达。
这时，中共中央已派李富春、张闻天专程在大连迎接，先期到达解放区的民革中央常委朱学范和中共大连市委负责人也恭候在大连港。李济深等上岸后，马上被安排到大连最高级的“关东酒家”。因为当时天气很冷，中共接待人员根据周恩来的嘱咐，给他们送来了事先准备好的貉绒大衣、獭皮帽和皮靴。李济深对此深为感动，连声说：“恩来同志想得真周到，吃、穿、住、行都给我们安排好了，真太感谢了！”
当天中午，李富春、张闻天在关东酒家举行欢迎宴会。宴席为燕席，菜肴极丰盛。
晚上，又请李济深等在火车头俱乐部观看苏联海军歌舞团的演出。第二天一早，李济深就把朱学范叫到自己房间里了解东北情况。在听朱学范汇报时，李济深不时含笑点头，对民主人士真诚合作的态度十分满意，对筹备新政协、成立联合政府、建立新中国非常乐观。
1949年1月12日，李济深等已离开香港半个月，国民党华中军政长官公署长官白崇禧以8万元币的代价向美国陈纳德的“民航队”包了一架专机，送黄绍癝到香港，请民革主席李济深出来帮忙，以使武汉方面单独与中共方面进行和谈。
白崇禧很重视李济深的影响和地位，认为他可能在桂系和中共之间起一种缓冲作用。
然而，当黄绍癝到达香港时，李济深已在半个多月前离港，并已到达沈阳。黄绍癝空走一趟，白崇禧非常失望。
黄绍癝通过黄琪翔见到中共在港负责人潘汉年，介绍了武汉和南京的政治情况。潘汉年表示：“关于武汉、南京的情况我也知道一些，白崇禧可能反蒋，但这样大的事我不能作主，必须打电报给我党中央请示，复电要三四天才能回来，请多候几日吧！”
三天后，潘汉年把党中央的意见转告给黄绍癝：要白崇禧派刘仲容（白崇禧的参议）为代表，由信阳到郑州沿途去找刘件承接头。有趣的是，在潘汉年等人的多方工作下，黄绍癝本人的态度以后由“和”转向共产党。
1949年9月，黄绍癝欣然接受周恩来的邀请，赴北平参加了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
李济深离港北上三个月后，在潘汉年等人的安排下，著名的民主人士黄炎培及其夫人，还有盛丕华及其儿子盛康年以及俞震寰等人作为第四批民主人士离港，北达天津上岸。
从1948年9月至1949年3月，从香港北上参加新政治协商会议的大多数民主党派代表人物和著名进步爱国民主人士，都先后平安到达东北和华北地区。
3.6七旬侨领奔京都
北平，王府井南口。北京饭店在紫禁城东边高高地耸立着。这家英国、法国商人经营了几十年的饭店，是京城里最豪华的饭店。沦陷期间，被日本人强行收购。抗日战争胜利后，由国民党北平市政府接管。北平和平解放后，从各地赴北平参加新政治协商会议的代表住宿在这里。
饭店的一一二号房间下榻着一位上穿西装、下穿唐裤、操着一口闽南话的70多岁的老人。他就是著名的南洋华侨领袖陈嘉庚先生。
饭店的一一四号房间，下榻着一位一身西装、滴酒不沾却大抽吕宋烟的83岁老人。他就是美洲著名华侨领袖、美洲致公党主席司徒美堂。
两位侨领老人应中共中央主席毛泽东的邀请，不顾高龄和旅途艰辛，于1949年夏秋分别从新加坡和美国赶来北平，加入了筹建新中国的行列中陈嘉庚先生是福建厦门人，少年时代即漂泊到南洋，经过一番艰苦曲折的人生搏斗，成为一位工商巨子。
辛亥革命时期，陈嘉庚是同盟会会员。他当时担任新加坡商会董事长、福建华侨筹款组织的负责人。他本人慷慨解囊，从经济上给国内的反清斗争以很大的帮助。
他倾家兴学，亲手创办集美学校与厦门大学，培养了无数人才，更使他享誉海内外。
抗日战争爆发后，陈嘉庚领导南洋华侨组织“南洋华侨筹赈祖国难民会”，募捐巨款，为抗战作出巨大贡献。
1938年秋，陈嘉庚向国民参政会提出了《敌未出国土前言和即汉奸》的提案，得到了全国爱国人士的热烈赞扬，连国民党内的投降派也不敢公然反对。著名的民主人土邹韬奋称赞这个提案说：“这寥寥十一个字，却是几万字的提案所不及其分毫，是古今中外最伟大的一个提案。”
1940年3月，陈嘉庚以南洋华侨总会主席身份回国考察和慰问。他先后到重庆、成都、兰州、西安、延安等地。
在延安视察时他看到中共领导人“勤劳诚朴，忠勇奉公，务以利民福国为前提，并实行民主化，在收复区乡村，推广实施，与民众辛苦协作，同仇敌忾，奠胜利维新之基础”，与国民党统治区达官贵人贪污腐败、民不聊生的局面形成了鲜明的对照，因而感到“无限兴奋，梦寐神驰，为我大中华民族庆祝也”。
从此，他把中国的希望放在延安，寄托在中共身上，放弃了对蒋介石和国民党政府的幻想，并断定国民党蒋政府必败，延安共产党必胜。
抗战胜利后，针对国内进步人士要求国民党政府“还政于民”的呼声，陈嘉庚却出人意料地为香港进步报纸《华商报》题词“还政于民，谋皮于虎。蜀道崎岖，忧心如焚。”当他听说毛泽东主席要到重庆同蒋介石谈判时，很担心毛泽东的安全，曾打电报劝毛泽东不要到重庆去。
国共谈判破裂，蒋介石撕毁“双十协定”，破坏旧政协决议，在美国政府的全力支持下，发动了对解放区的全面进攻。对此，陈嘉庚无比愤慨，于1946年9月7日以南侨总会主席名义，特电美国杜鲁门总统、美参众两院议长以及驻华特使马歇尔和美大使司徒雷登，要求美国立即撤退驻华军队，停止对国民党政府的一切援助。电文称：“本人代表南洋一千万华侨，特向贵国呼吁，请顾全国际信誉，以日本为前车之鉴，勿再误信武力可灭公理。”这份电报震动了全世界，引起了国民党政府的恼怒，招致了它对陈嘉庚的迫害。但陈并未因此动摇妥协，而且还写文章指出：“今者国内局势几已大定。东北华北人民已获解放，华中、华南到处民变纷起。中共解放军大举南下，所向披靡，独裁终必灭亡，民主终必胜利。”
自中共中央发布“五一”劳动节口号后，如何召开新的政治协商会议，成立民主联合政府，成为海内外各界进步人士关注的一个问题。香港，中共香港工委负责人饶彰风找到了与陈嘉庚先生有，亲密关系的庄希泉，对他说：“现在中国人民解放斗争已日益接近全国胜利，正准备召开新的政治协商会议，建立民主联合政府。海外华侨也需要推举一位侨领，以领导华侨工作。陈嘉庚先生是侨领的最佳人选。我们计划请你赴新加坡一趟，邀请陈嘉庚先生回国参加政协会议，商议建国大事，行吗？”庄希泉二话没说，愉快地接受了这个任务。
不久，庄希泉赴新加坡，拜会了陈嘉庚说明了这一情况，并转达了中共方面的真诚邀请。
陈嘉庚当即表示接受邀请，但带着顾虑说：“我担心这样一来，新加坡殖民当局会为难我的家人和我在南洋的产业。”庄希泉解释说：“这不要紧的，你尽管回国内，你可以声明，不是你自己要回去，而是国内发表了对你的任命，盛情难却。这样，当局考虑到各方面的影响，以及与新中国的关系，不至于采取不明智的态度。”
听了庄希泉的这番话，陈嘉庚很高兴，表示愿意回国，并邀请庄同他一道行动。
庄希泉说：“内见面的。”请你先走，我还有些事情需要处理。我们会在国不久，陈嘉庚收到了毛泽东于1949年1月20日写给他的亲笔邀请信：
嘉庚先生：
中国人民解放斗争日益接近全国胜利，需召开新的政治协商会议，建立民主联合政府，团结全国人民及海外侨胞力量，完成中国人民独立解放事业。为此亟待各民主党派及各界领袖共同商讨。先生南侨硕望，人望所归，谨请命驾北来，参加会议，肃电欢迎，并祈赐复。
毛泽东一九四九年一月二十日
接到毛泽东的邀请信后，陈嘉庚非常高兴，立即复电说：“革命大功将告完成，曷胜兴奋，严寒后决回国敬贺。”
2月间，他给在槟榔屿的庄明理打电话，告之要回国去邀庄同行。直到4月初，庄明理才到新加坡，得知了事情的原委。船北上，陈嘉庚偕庄明理离开新加坡。作经香港，又继续乘船北上。
6月3日，陈嘉庚一行抵达天津。
6月4日，陈嘉庆一行坐火车众天津到北平，受到了董必武、林伯渠、叶剑英、李维汉、李济深、沈钧儒的热烈欢迎。
6月7日，周恩来亲自接陈嘉庚到京西香山双清别墅同毛泽东晤谈。会见时，朱德、刘少奇都在座。
故人重逢，分外亲切，陈嘉庚在谈话时，兴奋和激动之情溢于言表。
1950年，陈嘉庚正式回国定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