黄启汉在汉口的几天里，看到白崇禧的态度相当顽固，他每天还在那里忙于听取军事情况汇报，亲自部署武汉防御工事。当时守备武汉外围的是桂系部队第三团张淦，所属第七军军长本一、第四十八军军长张文鸿，每军三个师，是桂系部队硕果仅存的“精华”。桂系的另一部队第十兵团徐启明，所辖第四十六军军长谭何易、五十六军军长马拔萃，多系新兵，驻江西南昌、九江一带。
7日上午，白崇禧巡视汉口城防工事，他问黄有没有兴趣同他一起去走走。黄答应去，想借机会看看他的城防工事到底如何。黄虽然不懂军事，也不妨看个概貌。但后来他又变卦，叫黄不要去了。他说：“看你有点感冒的样子，还是不要去吧。”午饭后，黄利用午休前时间，故意问白崇禧：“城防工事怎么样？能抵挡得住吗？”
他皱起眉头，半晌才说：“靠不住，靠不住。”黄又问他关于安庆的问题。他说，已电调刘汝明部去安庆和桂军换防，但还未见刘部行动。黄乘机进一步对他说：“最好把我们的部队（指桂系的部队）全部集中到武汉来，只要我们按兵不动，就可以避免和共产党军队冲突。必要时，全部撤退回到广西去，静观时局发展，再作打算。”白崇禧沉思一会儿说：“现在还未到此地步，再过一些时候，长江水涨，共产党军队要杨渡过长江，也不那么容易的。”
8日，忽接刘仲容从南京打来电话，白叫黄接听。刘在电话中说，他前天从北平回到南京。黄想一定是毛泽东、周恩来要他回来的。同来的还有朱蕴山和另外一位先生。他们已在南京见到了李宗仁，但主要的还是想到汉口来见白崇禧。黄当即问白意见怎样？白说：“叫他们莫要到汉口来，明天我们去南京见面。”
9日上午，白崇禧和黄启汉以及几个随从人员乘飞机到南京，飞机场上受到夏威、李品仙（不知他们什么时候来到南京）、邱昌谓、韦永成、程思远等人的欢迎。黄先跟他们一起到大悲巷“白公馆”坐了一会儿，随即到傅厚岗“李公馆”住下。李宗仁问黄启汉在武汉和白崇禧谈得怎么样？黄说没有什么结果。关键在这一次，白和夏威、李品仙都来了，大家应好好地谈一谈。黄提醒李，一定要考虑我们自己（指桂系）的去向，再不能犹豫不定了。黄请他特别注意，要马上解决调一师桂军来南京保卫的问题，因为黄当时寄希望于李多于对白。黄想到周恩来的指示，希望李宗仁在任何情况下不要离开南京，那么，调一师桂系部队来保卫李的安全，是十分必要的。
当天下午，夏威和李品仙来见李宗仁，李叫黄把在北平联系和谈情况，对他们两人详细地讲一讲。过后，夏威在黄启汉面前没有什么表示，李品仙却恶狠狠地说：“共产党的话听不得。”黄说：“事到如今，不听共产党的话，那就只好再听老蒋的话啦，还有什么别的路子吗？”李品仙没有再说什么。沉默了一会儿，黄告辞了。
晚上，李宗仁、白崇禧、夏威、李品仙四人在小会客室里关起门来密谈至深夜。第二天早上，黄启汉问李宗仁昨夜商量怎样？李宗仁情绪很不好，冷冷地答道：“没有怎么样。”黄再问关于调一师桂军来南京的问题决定了吗？李宗仁气急败坏地说：“调来干吗？调来守住南京，还不是瓮中之鳖！”过了一会儿，他又愤愤不平地说：“就说要调来吧，我也不能作主。”从他的语气可以看出，他们之间（即李、白之间）意见很不一致。过后，李宗仁听说，那天晚上主要是白崇禧讲的多，而且有许多话是抱怨李宗仁当空头代总统，不管用。他们讨论了怎样进一步逼蒋介石交权的问题，因为蒋介石名为引退，实际上是在溪口指挥一切，李、白都甚恼火，但又拿不出一点具体的有效的办法来对付他。
10日，黄在白崇禧家见到朱蕴山和刘仲容，知道他们此来主要是要做白的工作。后来，他们多次和白谈话。有一次刘仲容还在白借名游玄武湖，在游艇上从容谈了半天，但都没有什么结果。白崇禧始终要以长江为界，组织联合政府，实行南北分治。他也不考虑桂系单独行动的问题了，口口声声要“全面和谈”、“全面和平”。12日，刘仲容和朱蕴山等乘飞机回北平。之后，李宗仁、白崇禧、何庆钦等，一度酝酿公推于右任和加派邱昌渭、韦永成还有其他几个人作为非正式代表再去北平活动。他们（李白、何等人）以为可以在和谈中漫天付价，虚与周旋，拖延时间，待长江水涨，就有渡过危机的希望。他们万想不到中共中央、毛泽东早就识破了他们的阴谋，在张治中为首的南京国民党政府代表团到北平的半个月内，就根据毛泽东、共产党提出的8项条件进行谈判，达成“国内和平协定”8项24款，于4月16日由黄绍癝和屈武带回北京，限期4月20日以前签字接受。
4.4“文白无能，丧权辱国”
4月16日，黄绍癝和屈武由北平飞回南京，何庆钦、白崇禧、张群、夏威、李品仙及一大帮国民党高级军政人员都到机场欢迎。他们把黄绍癝接到李宗仁官邸。接着白崇禧、夏威等人也来了。李宗仁和一帮桂系头目，带着焦急的心情望着黄绍癝，等待他拿出“国内和平协定”来，先睹为快。黄绍癝先作一番说明。
他说的北平谈判中，南京去的代表已尽了最大努力，经过激烈的争论，三番五次的修改，才力争得到如今比较好的条件。他举例说，毛泽东提出的8项条件中的第一条惩办战争罪犯问题，是最棘手的问题，经过多次讨论，决定一块战犯如能认清是非，确有事实表现，有利于和平解决国内问题的，都准予取消战犯罪名，得到宽大待遇。这既坚持了原则，又灵活动用区别对持，比较合情合理。他又举关于改编军队问题为例，商定由双方派出人员组成全国性的整编委员会，分两个阶级进行整理改编军队，而且没有时间限制；关于组织民主联合政府问题，中国共产党负责保证南府中，包括南京政府方面的若干人士。在民主联合政府成立之前，南京政府各院、部、会，仍暂行使职权。黄说，能取得这样的协议，已经是很容易了。
黄绍癝提醒大家，我们（指国民党）现在所处的地位，既不是1925年时地地位，也不同于1937年时的地位了，大势如此，谁能改变？白崇禧一面听黄的讲话，一面翻阅黄带来的“国内和平协定”。他看完之后，怒气冲冲地对黄绍癝说：“亏难你，像这样的条件也带得回来！”他站起来向外走了。李宗仁则默不作声。
随后，李宗仁、何应钦一连两天在“总统府”召开会议正式讨论“国内和平协定”的问题，并由张群带着“协定”去溪口向蒋介石请示。与此同时，李宗仁又连续两晚邀约白崇禧、李品仙、夏威、邱昌渭、程远思等桂系头目开秘密会议。他没有叫黄启汉参加这些会议，可能是已对黄不大信任了。黄也不在乎此。黄启汉断定李宗仁不会签字接受，也不可能自己作主。果然，张群带文件去溪口请示蒋介石，蒋大骂“文白无能，丧权辱国！”到20日那天，南京正式宣布拒绝了。
4月20日子夜，人民解放军百万雄师横渡长江。21日，毛泽东、朱德发布《向全国进军的命令》。23日，人民解放军占领南京，国民党反动政府覆灭。
4月21日晚12时，南京代表团接到李宗仁、何应钦电报：
张文白兄并转行严、力子、云亭、为章诸兄暨代表全体同志：共方本日广播毛朱对共军之命令全文已悉，此间迎代表团之专机应于何日飞平，请洽妥电告。兄等此行劳苦，事虽未诸，俯仰无愧，谨先奉慰，诸容面罄。
南京代表团面临抉择：是回南京还是留北平？大多数人认为：和谈失败回去，绝不会有好结果，徒作无所谓的牺牲，毫无意义。还是认清形势，明辨是非，留在北平，静待形势发展，再为和平努力。首席代表张治中则天真地认为，代表团是为和谈而来的，和谈既已破裂，自无继续留在北平的必要。同时，代表团是南京政府派遣的，任务终了，理应回去复命。别人不回去可以，他是首席代表，论情论理都不能回去复命。
4月22日，张治中复电南京，请于23日派机来北平，预定24日回去，同时通知中共方面。
周恩来得到张治中坚持回南京复命的消息后，当即赶到六国饭店和张治中谈话。周恩来说，这次和谈，活动紧张，大家都辛苦了，应该好好休息。双方代表团同意的《国内和平协定》竟然为南京政府所拒绝，彼此都感到十分遗憾。目前形势发展迅速，仍有恢复和谈的可能。即使退一步说，全面的和平办不到，亦可能出现一些局部地区的和平，这个协定还是用得着的。
张治中在谈话中，向周恩来强调了“复命”的理由。西安事变的时候，周恩来晚到了一步，张学良陪同蒋介石回南京的飞机已经起飞了。天真和轻信，铸成了张学良被无期监禁的悲剧。周恩来每每想到这件事，就感到十分痛惜。因此，他非常诚恳地挽留张治中，说，现在的形势，你们无论回到南京、上海或广州，国民党的特务是会不利于你们的。西安事变时，我们已经对不起一位姓张的朋友，今天不能再对不起你了！
周恩来的话真挚、温和而又坚决，张治中被深深地打动了。中共代表们也先后到六国饭店看望南京代表，进行劝留。林伯渠、李立三劝他们说：过去在重庆、南京谈判破裂后，我方代表并不撤退，保留未来和谈恢复的接触，现在挽留你们，也是同样意思。你们留下来，也就是坚持和平的主张，是对和平的支持。
4月24日，国民党派的专机到达北平，并带来了何应钦23日写给代表的信。信中说：
文白吾兄并转邵、章、李、刘诸兄均鉴：此次和平谈判，经兄等尽最大之努力，仍未能克底于成，此属国运使然，凡我爱国之士，莫不同声悲叹。兹特派专机来平，敬祈与全国同人即日径飞上海为盼。
专此敬颂中勋安。
弟何应钦敬启四月二十三日
经中共代表团恳切挽留后，南京代表团表示坚决留下。同时，周恩来指示上海地下党组织，秘密将张治中的家属随专机送到北平。张治中无后顾之忧，也不再坚持“复命”了。他还写了一封复信，由留平代表签名：
敬之院长先生：
李民欣先生带来二十三日手中奉悉。和谈破裂以后，同人等正待命南返中，二十二日晚间接奉德公电话，谓于翌日派机来平，当即转告各同仁准备南行，并即函告共方查照。旋由周恩来、林祖涵、李立三诸位分别访问同人等，坚相挽留，并表示随着将来新的形势发展，尚可续为和平努力等语，曾于二十二、二十三两日两电并于二十三日晨以电话向南京请示数次，皆未得通。昨闻中央公司今日有机来平，复与共方洽商，申明必须南返理由，冀其同意，然周仍诚意挽留，未肯同意，似此只有暂留静待而已。尚祈亮察。再同人等此行未克达成任务，万荷李代总统与先生函电相慰，殊深惭于！并请为转陈德公为祷。专此奉复，敬颂勋绥。
四月二十四日国民党方面的专机带着这封信于4月25日飞回去了。张治中留在北平，思想上很矛盾，感到很苦闷。毛泽东、周恩来等亲自和他谈话，帮助他解开思想上的疙瘩。
周恩来诚恳地对张治中说：“你还是封建道德，为什么只对某些人存幻想，而不为全中国人民着想？为什么不为革命事业着想？”
这些话既尖锐，又中肯，对张治中的触动很大，他逐渐弄通了思想，决心同蒋介石决裂，投向人民，皈依革命。
6月15日，国民党中央社发出电讯《张治中在平被扣详情》。
6月20日、22日，中央社又相继发出电讯，说张治中又在北平策动和平，受了中共的“唆使”，离开北平，行踪不明。张治中不能再保持沉默了，他在6月26日发表了《对时局的声明》。《声明》说：
我现在北平所过着的是闲适自在的生活；而且引起一种欣喜安慰的情绪，与日俱增。为什么缘由呢？我居留在北平已八十多天了，以我所见所闻的，觉得处处显露出一种新的转变、新的趋向，象征着我们国家民族的前途已显露出新的希望。就是中共以二十多年来的奋斗经验，深得服务人民建设国家的要领，并且具有严格的的批评制度，学习精神，和切实、刻苦、稳健的作风。这些优点反映到政府设施的，是有效率的、没有贪污的政府。反映到党员的行动的，是俭朴、肯干、实事求是的军政干部。尤其中共所倡导的新民主主义，在现阶段看来，实与我革命的三民主义之基本要求相符合。综合说一句，这都不是过去我们国民党所表现于政治设施和党员行动所能做到的。
我们既然无能，就应该让给有能的；自己既然无成，应该让给有成的。目前大局已演变到此，我觉得各地同志们应该惩前毖后，当机立断，毅然决然表示与中共推诚合作，为孙先生的革命三民主义，亦即为中共新民主主义的实现而共同努力。至于我们国民党，早就应彻底改造，促进新生，才能适应时代，创造时代，达成我们革命党人应负的历史使命。在目前，我们如果把眼光放远些，心胸放大些，一切为国家民族利益着想，一切为子孙万代幸福着想，我们不但没有悲观的必要，而且还有乐观的理由。国家要求新生，也正在新生；人民要求新生，也正在新生，为什么我们国民党和个人独甘落后，不能新生呢？
张治中的声明在当时产生了强烈的反响，对于进一步分化国民党内部，推动各地起义起了一定的作用。北平和平谈判实际上揭开了新政治协商会议的序幕。这场斗争揭穿了国民党反动派假和谈的阴谋，宣传了中国共产党将革命进行到底的基本立场，深刻地教育了人民，教育了一些曾幻想走中间道路的同盟者。南京代表团的全体代表后来都参加了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会后都参加了政府工作，对于新中国的建设事业，作了积极贡献。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