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能感觉到她有一种强烈的求生欲望，我理解了只有失去了站立、行走的能力的人，才有那么强的要站起来的愿望，为了这个目标，她什么都能忍受。”
再也不能去上学，再也不能自由奔跑，连一般的生活自理都做不到，李玉川第一次听到了梦想破碎的声音。
“我的同学和老师那时经常来看我，他们告诉我，你很快就能回到学校和我们一起上课，班里还保留着我的座位，我离开的时候是什么样子，现在仍然保持着原貌。”李玉川说她理解同学和老师的善意，他们用这样的方式告诉她，他们在等她，美好的生活在等她，“到今天我都很感谢他们，他们所说的这些，在那段黑暗的日子里，一直是我的梦想，是我的精神支柱。”
李玉川的梦也是她父母的梦。原本有机会获得更好的工作的万顺庆在女儿受伤后办理了下岗，靠着丈夫打零工挣的钱和自己的一点微薄收入维持清苦生活，专职照顾女儿。“那时我们一边在等待赔偿，一边到处托关系打听哪里能给孩子治疗。南昌的媒体也在帮助我们，有很多好心人在帮助我们寻觅医疗信息。我和她爸爸只有一个念头，只要有医院能帮助孩子站起来，无论怎样也要去试试，这是孩子一生的希望，不能让她从11岁开始就这样躺下来，一辈子太长了，我都不敢往后想……”万顺庆说她从来不是一个关注媒体中的医学报导的人，但从女儿受伤开始，她连报纸上、电视里的一个小广告都要仔细看。
李玉川在南昌接受手术后的第二年，万顺庆辗转得到了山西一家专门针对瘫痪病人治疗与康复的医院的地址和电话，经过咨询，一家人决定到那里寻找希望。
在山西平陆治疗的过程中，万顺庆夫妇第一次目睹了女儿的坚强。李玉川的治疗方案是医院专门设计的，那时孩子不到12岁。每次治疗都很疼，每天都有大量的时间需要输液，李玉川从没掉过眼泪、从没叫过苦。“这孩子像我，”每每提到李玉川的个性，万顺庆总是非常自豪，“我能感觉到她有一种强烈的求生欲望，我理解了只有失去了站立、行走的能力的人，才有那么强的要站起来的愿望，为了这个目标，她什么都能忍受。”
“这些都是因为在山西的时候遇见这位好老师。在英语学习上，我懂得了什么叫授人以渔，老师给我的帮助让我受益一生。”
也正是在山西治病期间，李玉川开始了注定要贯穿她一生的、艰难的自学。当时的万顺庆夫妇在经济上相当困难，但即便如此，他们还是惦记着孩子的功课。离开南昌时，他们带着李玉川的全部课本，鼓励她在精神好的时候不要忘记学习。聪慧的李玉川自学其他功课不成问题，唯有英语，需要老师的指点和帮助。机缘巧合，万顺庆结识了一位在当地教英文的老师，她忐忑着说出了想请老师给孩子补习英文的愿望。令万顺庆感动的是，老师不仅当场答应到病房里为孩子补课，同时表示绝对不收一分钱。从此，病房成了教室，传出了琅琅书声。
“我至今感谢这位老师，他不仅教我课本上的内容，最重要的是他教会我使用音标，教会我一套以后自学英语的方法。”李玉川的英文一直很好，在高考中，她的英语成绩在一般的艺术类考生中非常出色。“这些都是因为在山西的时候遇见这位好老师。在英语学习上，我懂得了什么叫授人以渔，老师给我的帮助让我受益一生。”不肯在媒体采访中透露姓名的老师告诉万顺庆夫妇，李玉川是个非常聪明的孩子，如果能坚持学习，在奇迹出现之前，她至少可以充分地学习知识为以后的生活做准备。这件事让万顺庆在绝望之中坚定了一个信念，“女儿虽然残疾了，但是她的头脑非常健康，我们要创造条件让她学习，有知识才能自食其力，而且，这是她在以后的人生中必须要面对的。”
那一年，李玉川一家在山西治疗的结果并不理想，他们不得不面对现实，她伤得太重了，想重新站起来，几乎不可能。也正是在这时，有好心人告诉他们，北京香山医院有相关的治疗，可以尝试。“有一分光明我们都会扑上去的，就像飞蛾……”万顺庆夫妇又一次带着孩子上路，来到了北京。
“我有时候说，玉川啊，你真是命好，会遇见这么多心疼你的人，好像从这件事之后，好运气就开始光顾我们家了……”
“在北京，我最大的收获就是终于明白了自己一生到底应该做什么。”手扶画板的李玉川转过脸看着她的作品，“我做不成舞蹈家，也许连正常走路对我来说都是奢望，但是我可以画画。”
在北京香山医院，刚满12岁的李玉川经历了三次大手术，每次都充满希望，每次都再次让一家人跌入绝望的深谷，他们不能不接受现实，在现有的医学水平下，她只能暂时坐在轮椅上规划以后的生活。李玉川一家至今感谢香山医院的领导和医护人员，他们为这一家人尽最大可能提供了医疗和生活条件。因为付不起每天的住院费，医院腾出了一间小小的库房供他们栖身，同时接受李玉川的父亲为医院的工人，使一家人在支付医疗费用之外在生活上不至于捉襟见肘。在这里，李玉川认识了她至今叫作“妈咪”的张阿姨，也因为张阿姨的热情奔走，很多通过媒体了解了李玉川的遭遇的志愿者，到病房里为她补习功课。李玉川又开始了病床上的学习。
“在孩子受伤的时候，我想过，我们一家人怎么这么倒霉，但是孩子出事之后，有那么多人关心她、帮助我们，让我觉得我们真是很幸运。我有时候说，玉川啊，你真是命好，会遇见这么多心疼你的人，好像从这件事之后，好运气就开始光顾我们家了……”万顺庆用最朴素的“理论”来安慰自己。而已经接受了高等教育完成大学学业的李玉川，听到母亲这样说也总是频频点头。
2002年9月1日，对李玉川来说是生命中又一个重要的节点，她重新成为了一名中学生——距离香山医院不远的中央音乐学院附属中学综合艺术部接纳了她。之前，校领导亲自到医院看望她。校长拉着万顺庆的手说，孩子不能就这样过一辈子，要让她学习，要让她融入同龄人的世界之中，让她看到生活的美好，至少要让她学会一样日后能承担自己未来的“本领”。这也正是万顺庆夫妇日夜盼望的机会。
回忆李玉川在中央音乐学院附中综合艺术部学习的5年，曾经教授她美术专业课的老师李藻华感慨万千，她见证了李玉川从一名忧伤内向的残疾女孩渐渐敞开心扉、拥抱梦想直至彻底转变为有良好专业功底和丰富文化知识且精神健康的艺术青年。“李玉川有极好的天分，她画画十分纯粹，因为她内心纯净安宁、心无旁骛，也完全没有功利之心，对于她来说，画画就是她的生活方式和表达方式，是她和别人交流内心感受的方式，她会前途无量。”这是李玉川还仅仅是一名艺术学校高中生时李老师对她的评价，至今，评价李玉川，李老师用得最多的词依然是“纯粹”。
“我和别人不一样，我珍惜在学校的每一分钟，珍惜每一次学习的机会。大概只有经历了前面的四年，才能明白这一切得来多么不容易。”
对于一名身体健康的少年来说，也许学校只有在长大成人后的回忆中才会隐隐冒出天堂的味道，但对李玉川来说，在音乐学院附中的5年，学校真真切切地是她的天堂。“我曾经以为我的一生完了，一间屋子，一间屋子里的一张床，一部轮椅，就是我的整个世界，不管我学会了什么学到了什么，这些都会无法改变。但是音乐学院附中让我感受到了奇迹真的正在我身上一点点发生。”李玉川说她第一次到学校的那天，真的有全世界的阳光照耀在她一个人身上的感觉，很幸福，但深想下去略有恐惧和酸楚——距离受伤那年整整四年过去了，她已经在床上躺了四年、父母抬着她走过了几千里求医路。“我和别人不一样，我珍惜在学校的每一分钟，珍惜每一次学习的机会。大概只有经历了前面的四年，才能明白这一切得来多么不容易。”李玉川一直记日记，高中时的日记一直是她珍藏的宝贝，其中不仅记录了青春期的点点滴滴，更有她与老师同学们的友情，“现在看看，当年和同学闹别扭都是甜蜜的……”李玉川说，重返校园后的那五年是她收获爱的季节，她是学校的“熊猫”，是老师同学们牵挂的“孩子”，曾经，只有一次她的轮椅被掉在地上的图钉扎破了轮胎，此后，“不夸张地说，在我曾经过的地方，再也没出现过这种小东西”；曾经，同学们去烟台写生，考虑到身体的原因，学校没有让李玉川参加，同学回来之后，在班会上，她哭着说：“我没去写生，但是我的精神和大家从没分开过，我每天看烟台的天气预报，每天都在想大家正在画什么……”那天老师和同学们共同做了一个决定——以后外出写生，不管多艰难，也不能把李玉川一个人留在家里。
在中央音乐学院附中的5年，是李玉川艺术学习的起点，她以极大的热情和顽强的求学精神投身于她热爱的艺术创作之中，正像她的专业课老师李藻华所说的那样，她以她的纯粹，换来了一张步入她以往只能仰望如今却已经接纳她的艺术殿堂的门票。
“我亲身经历和见证过一个又一个精神奇迹带来的命运奇迹，我觉得有梦想的人总会创造出有颜色的东西，这和她是站着创作还是坐着思考没有本质上的关系。”
“我妈妈是个总会有突发奇想的人，我们刚刚租下这套房子的时候，她绕着我的画架转了两圈，然后跟我说，李玉川，你说说咱们能不能跟房东商量，在地上挖一条沟，给你的画架安上轮子，这样，你以后直接把画架推来推去就好了……”李玉川笑起来，眼睛眯着，满脸得意。
这是14年来这一家人慢慢“锻炼”和“培养”出来的家庭幽默和唯有他们自己才懂得的励志方式——无论有多少善意的帮助、有多少看似命运转弯似的所谓“幸运的机会”，有一个基本的事实无法改变，李玉川仍然站不起来，生活依然需要父母的照顾，而且，毕业之后她是继续从事艺术创作还是去能接纳她这样的“员工”的单位从此开始谋生仍是一家人必须面对的问题。而这些问题、这些纠结，用万顺庆的朴素“命运观”来解释无法令人真正释怀。前路很长，远不可测，如果没有提前学会“快乐”，痛苦和忧虑随时会来。
“我知道这些是迟早会出现的问题，但是我还是觉得，不管以后怎么样，至少眼下，要让孩子去做她想做的事。”万顺庆说，李玉川画画的执着超出了她的想象，“她和别人不一样，她是坐着轮椅画画的，特别是画比较大尺幅的画，对她来说困难特别多，不然我们也不会想到挖沟这样的办法，虽说是一个玩笑，但是也说明了她的困难。因为身体的原因，同样大小的作品，她比别人需要更长的时间来完成。”
万顺庆夫妇更多的是心疼女儿的劳累，担心她的健康，但李玉川自己却对考入中央美术学院后的自身状态充满“庆幸”。“我遇见了最好的老师，以前他们都是我从画册、画展上看到过名字和作品的人，到了美院，我能亲自听他们的教诲，甚至有机会被他们手把手地指导，你知道粉丝遇见偶像的那种感觉吗？在美院我经常会体验这样的感觉。”李玉川是中央美术学院建院60年来的“特殊学生”之一，她因此成了同学和老师们格外关注的对象，也因此获得了更多地被教授们“耳提面命”的机会。甚至，她的油画专业课老师王少伦在教课之余竟动了要帮她改造轮椅的念头。“我们班的同学都会学王老师的家乡话，有一段时间，他经常绕着我的轮椅琢磨，如果能把轮椅改成一部升降机，那是不是李玉川以后画大画就容易了呢？”李玉川说，轮椅当然没改造，那不是她的艺术家老师和同学们擅长的，但是老师的话让她多了一个梦想，也许，有一天，就会有人能为坐在轮椅上追逐艺术梦想的孩子设计出一款可以帮助他们“闪转腾挪”的、像腿一样灵活听话的轮椅，就算是升降机，为什么不可能呢？
7月初，李玉川毕业了。她和同学们一起穿上了学士服，拍了各种搞怪版、爆笑版、深沉版的毕业照，她真心感到幸福和自豪，这是她在14年之前从深度昏迷中刚刚醒来时，无论如何想不到的一种人生轨迹。离开美院，李玉川依依不舍，尽管她的康复医生帮助她联系了一家同意她在家里做一些美术设计工作的小公司，尽管她已经完全具备了自食其力或者说在经济上回报父母的能力，然而她依然有一段割不断的艺术情结：“我想我还是会重新回到美院的，一定会的，明年，我要考研究生，然后，只要有可能，我就会继续学下去、画下去，我希望有一天能穿上博士袍在美院留影。我不是艺术天才，但是我亲身经历和见证过一个又一个精神奇迹带来的命运奇迹，我觉得有梦想的人总会创造出有颜色的东西，这和她是站着创作还是坐着思考没有本质上的关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