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在北京城里漂泊了多年，终于分到一间属于自己的房子，是1993年11月15日。根据市政府规定：每年的11月15日，全市楼房的暖气设备开始供暖。我住的虽是老式的筒子楼，墙壁上照样有一溜漆成银灰色（像飞机的颜色）的暖气管。我站在空荡荡的房间里（与我相伴的是前任房主遗弃的一小堆垃圾），抚摸着逐渐增温的暖气管道（里面有沸水循环流动）百感交集：我在这座城市的个人生活终于进入一个温暖而有保障感的阶段。
每年的11月15日，都人为地划分了自然季节。从这一天开始——在北京人心目中，就进人冬天了。人们需要考虑过冬的方式了。市民的居住环境被严格地分为两种：住楼房的与住平房的。凡是楼房都有暖气供应——不失为某种优越感。至于平房（包括旧式的四合院），则需要提前储存大量的蜂窝煤，以便生炉子取暖。所以对住平房的，单位会补贴一定的煤火费。凡是住人楼房的，从此便与蜂窝煤无缘，因为北京的楼房大多带“双气”（煤气和暖气），他们欣然地与一个灰蒙蒙的旧生活告别，并且怜恤地关注着抢购蜂窝煤的平房居民在浓烈的人间烟火中挣扎。
在搬入楼房之前，我有过租平房住的漫长经历——每逢冬至则暴露出弊端，怎么取暖过冬是很伤脑筋的问题。南方人一般是不太会生煤炉的——尤其是有许多高雅技巧，譬如怎样封火，以便上班回来后打开炉门，就能使炉火复燃。我试过几次，可每次下班推开家门就感到寒气森森：煤炉早已令人泄气地熄火了，重新点火不仅费事，而且费时间——至少要两小时后，室内的温度才能转暖。临睡觉前仍然需要给炉子封火。这一切真是太难伺候了。我总是看见工人出身的房东手脚麻利地用湿煤饼封上火，然后甩上门头也不回地上班去了，徒有羡鱼情，却无法退而结网。在北京的平房里过冬，我这个外省来的读书人，是很尴尬的。这是属于冬天的尴尬。幸好单位的办公楼里有暖气，我每天总在楼里滞留到很晚，从不缺勤，以至领导跟我开玩笑：“办公室在你眼中相当于宾馆了吧。”这就是暖气对我的吸引力。就像一首流行歌曲唱的我想有个家——但这必须是个带暖气的房间，有暖气才称得上真正的家。
所以我搬进沙滩北街的筒子楼，那份进人了天堂般的喜悦，是可以理解的。所以我永远记住了1993年11月15日，暖气进入了我的生活，我也算终于摆脱了冬天的围困及其尴尬。我可以满面春风地过冬了。我住的是文化部后院，在一座陈旧结实的锅炉旁，据说这一带的暖气供应，全靠锅炉房日夜燃烧——把沸水通过暖气管道输送到每个家庭。因而院内还有一片空地，每年冬至之前，便有整车整车的煤卸在这里，供烧暖气用。第二年春天，半层楼高的煤堆也消耗殆尽。人类就是这样向大自然索取光与热的。走在寒风凛冽的街道上，仰望着楼群里那一扇扇灯火通明、温暖如春的窗口，精神不禁为之一振。
我同样想深入这座城市的记忆，了解旧时代的北京人是怎样过冬的。在林语堂的笔下有所记载：“人们逃进了挂有厚棉门帘的大门内，门帘上有木板加固以防寒风吹得它嘎嘎响……屋子里是用炭火盆取暖。燃烧的木炭放在厨房中，直到不冒烟了再放入铜盆里，盖上热灰。窗户用厚实、耐用、柔软的纸蒙住，可用来隔离冷风和热气。真正的御寒措施要属土坑。那是修在屋内的卧床，通常是顺着屋子的长度而设的，能有七八英尺宽，和一般床的长度一样。这种炕用泥和砖筑成，生火和通风都在屋外，白天它的功能是代替座椅，晚上才用作床。不富裕的家庭，取暖设备很有限，冬天里可能全家人都挤在一个热炕头上睡觉……”骆驼祥子是这样过冬的，八旗子弟也是这样过冬的。再往远点想，曹雪芹恐怕正是趴在这样的炕桌上，一边呵气搓着手，一切断断续续地用蝇头小楷写下了《红楼梦》。北京的冬天哟。
现代人是幸福的，可以在带暖气的房间里过冬，一进门还需脱下外套，在室内仅需穿一件毛衣——他们是无法想象旧时代冬天的严酷。北京城里的最后一座土炕，恐怕也已经拆除了。在冬天，我们享受着温室里花朵的待遇。有一次下雪天陪外地朋友逛故宫，忽发奇想，仔细观察殿堂里的陈设，发现御寒用具也不过几只铜炭盆和手炉脚炉之类一跟今天的生活相比真是太落后了。皇帝也不过如此。回到带暖气的楼房里大家感慨良多：看来我们比那个时代的皇帝还要幸福。于是多了一份比较而言的优越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