路过这个叫国子监的地方，便会联想到封建时代的科举制度。如果说孔夫子是个教师爷，他推行的仅仅是私塾教育，那么国子监算得上是最古老的大学了——而且是皇家学院。国子监的领导不叫校长，而叫祭酒（这名称确实体现了儒家的传统），别小瞧祭酒，他也执掌着四品官印——享受着司局级待遇吧？至于学生，则叫监生。他们进国子监干什么？还不是为了考状元嘛。这是一项旱涝保丰收的教育——他们可比那些民间的酸秀才强多了，毕业后大都能分配到外省担任县级干部，虽然只是七品芝麻官，但前途无量；运气好的还能留在中央直属机关从事文秘工作。所以能进国子监的都是幸运儿，踏上了一条金光大道。所谓的“国子”，不就等于是皇帝的干儿子吗？
北京的国子监，是元代首创的。明清两朝又将其发扬光大了。元代的遗址，已无任何建筑物可寻了，只留下一棵古柏、一棵老槐——据传是当时的首任校长许衡亲手种植的。十年树木，百年树人啊。现存的彝伦堂、大成殿以及林立的石碑，基本上都是明清留下来的文物。尤其作为校园中心建筑的辟雍殿，建成时系由乾隆皇帝亲自给剪的彩，皇帝还坐上讲坛，主持了“开学典礼”，并即兴演讲。这无异于聘请皇帝本人担任客座教授或名誉校长了。皇帝够给国子监面子的。辟雍殿相当于大礼堂，彝伦堂则是校长办公室，另有“四厅六堂”，作教师的科室、学生的课堂。不知图书馆在哪一间房子里。我在国子监的古旧建筑间漫步，逐一猜测它们的用途。国子监，可比剑桥、哈佛古老多了。
国子监是培养大学生的，贡院则是高考（或考研究生）的考场。明清两代，朝廷一般每隔三年举办一次会考，地点选在京师。明洪武四年（1371年）是首届，在南京夫子庙附近的贡院举行。永久九年（1411年）三月，将全国科举会考地点移至北京。明朝时南京也有国子监，北京的这一座是后成立的，相当于它的分校吧。直至清光绪三十年（1904年）止，500多年里两朝共举行进士考试201科，取中进士51624人。国子监内最吸引人的就是那块饱受风雨摧残的进士题名碑了，镌刻着所有进士的姓名。人都已不在了，只留下一个个空洞的名字——但当时那种“金榜题名”的狂喜，仍然是可想而知的。
进国子监，就等于进名牌大学了。鲤鱼跳龙门，需要纵身一跃。但听汪曾棋老人说过，国子监后来也有不权威的时候：“清朝每年国子监收入的监照银约有14万两，即每年不经过入学和考试只花钱向国家买证书而取得大学毕业资格——监生的人就有八十二三万。原来这是一种比乌鸦还要多的东西！”这等于说，国子监也在卖文凭。谁花钱谁就能成为监生——哪怕他连国子监的校门（集贤门）都未亲眼见过。由此可见：文凭在那时候就很吃香了。
国子监，今已改作首都图书馆的馆址——倒也一脉相承，都是为了安慰读书人的灵魂的。书香依旧。读书才能成材，这在古今是一样的道理。但国子监里出来的人，虽然是科班出身，真正留名青史的也屈指可数。至少我所感兴趣的明清文豪，似乎没有谁是国子监毕业的。国子监：一所像培养士兵一样来培养文人的学校——培养出的也尽是些御用文人。让他们草拟点机关文件、首长发言稿、工作报告还行，却绝对写不出好诗来的——即使能写，也脱不下宫廷诗人的紧身衣。所以国子监不知是幸运的呢，还是不幸的？五百多年的教育，还不如孔夫子在私塾里讲的几堂课生动、精彩且有效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