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卖掉公司，我花了2400万建图书馆
《财富的福音》出版之后，我决定停止追求财富，开始崇高而艰巨的捐赠工作。那时候，钢铁已经登上了至尊地位，前景一片光明，我们公司的利润也在年年攀升；我的捐赠也应当持续下去，直到我老得不能动了。莎士比亚说出了我的心里话——
“要用捐赠以抵制挥霍，那每个人都能分享富足。”
在这个节骨眼上——1901年3月——摩根先生问我是否决定从商界退出，如果情况属实，他想买下我们的公司。他已经同我的合伙人商议过，大家都被摩根先生的出价打动，都倾向于转让公司。我同意了，摩根先生许诺公司仍有5%的股份属于我。
卖掉公司后，我反而比以前更忙碌了，要忙于捐赠。我的第一份捐赠是给我的老员工：“在即将退出商界之际，我要将5%的股份第一期获得的400万美元，捐赠给那些深陷债务的工人，没有他们的巨大贡献，就没有我的成功。这笔钱将用来救济那些发生意外事故的工人，为他们的晚年生活所需尽微薄之力。”此外我还拿出100万美元，用来维持我为工人们所建的图书馆及礼堂运作。
荷姆斯泰德工厂的工人给我回了一封答谢信：
亲爱的卡内基先生：
我们荷姆斯泰德钢铁工厂的工人，希望通过我们委员会表达对您的谢意，我们用您的捐赠设立了“安德鲁·卡内基救济基金”。第一年的发放报告已于上个月先行发给您了。
您总是对您的员工显示出期许的目光，我们的谢意无法仅仅用言语传达。您总是通过各种渠道做出您的善举，“安德鲁·卡内基救济基金”是第一步。在前景看似黑暗且令人沮丧的国度里，我们的前途被点亮，重新认识希望和力量。
（委员会签名）
露西高炉的员工还给我一件精美的瓷器，上面刻着如下文字：
安德鲁·卡内基救济基金
露西高炉
安德鲁·卡内基先生以他慷慨慈善之心，捐赠建立“安德鲁·卡内基救济基金”，以造福于卡内基公司员工。
露西高炉员工为此举行一次特殊集会，传达他们对安德鲁·卡内基先生之最真诚谢意，并对他爱别人胜过爱自己之慷慨捐赠致以崇高敬意。
最衷心地祝愿他能够健康长寿，好人有好报。
（签名）
自从开始捐赠事业后，我再也没有合伙人，反而有了更多的朋友，这一点很重要。我现在要做的，就是如何明智地分配自己的财富，只有这还能提起我的兴致。一天，我偶然在《苏格兰裔美国人》这份报纸上看到一句话：“在织网之初，上帝送来一根线。”
那句话深深印在我的心上，似乎是专门写给我的。我决定开始织网，上帝也果然在最合适的时机送来一根线。纽约公立图书馆的比林斯博士前来请求我的捐赠，我立刻拿出525万美元捐建了68座图书馆分馆，随后又向布鲁克林市捐建了20多座。由此我开始了捐建图书馆的事业。正如我前面所说，父亲曾是丹佛姆林市图书馆事业的五位先行者之一，踩着他的足迹，我为家乡捐资建立了一座图书馆——母亲参加了奠基仪式——这座公立图书馆是我为家乡捐赠的第一份真正的礼物。紧接着，我又向阿勒格尼市捐建了一座公共图书馆以及礼堂——那里有我们在美国的第一个家——哈里森总统也专程从华盛顿赶来揭牌。此后不久，匹兹堡也请求捐赠一座图书馆，我也答应了。此后我又适时捐建了包括博物馆、美术馆、技术院校以及面向女性的玛格丽特·莫里森学校等建筑。这些建筑于1895年11月5日面向公众开放。在匹兹堡，我将财产中的2400万美元拿来修建这些建筑，相对于她的付出，这座城市只收获了一点点回报，而这又是她应得的。
2.建立卡内基基金会和建立英雄基金
第二份大的捐赠用于建立华盛顿卡内基协会。1902年1月28日，我以5%的股份拿出1000万美元，在其他组织个人加入后，该基金会最终价值达2500万美元。在国务卿约翰·海先生的提议与组织下，董事会成员名单确定了下来，有休威特、比林斯先生、道奇、艾利胡·鲁特、西金森上校，米勒斯、米切尔先生，以及其他人。
当我将这份名单提交给罗斯福总统时，他感慨道：“再没有谁能拟出这样的名单了。”他非常支持该协会的建立，并将其纳入1904年4月28日的一项国会议案：“以最全面最自由的方式鼓励调查研究和考察发现，以及其他有利于人类自我提升的知识的应用；特别是引导、捐助并支持任何与科学、文学或艺术相关的领域，最终与政府、大学、学院、技术院校、学术团体以及个人形成合作关系。”
自建立至今，协会取得的成就众所周知，详情此处不再赘述。但我愿意指出其中发生的两件不寻常的事。协会曾举行了一次全球性航海项目，项目任务由“卡内基号”轮船承担，目的在于纠正早年海洋勘察的错误。随着指南针的改进，许多海洋勘察报告都被发现是错误的。其原因在于，以前的勘察设备本身就不精准，一个著名的例子就是，一艘“卡纳德号”轮船在靠近亚述尔群岛的地方搁浅了。“卡内基号”船长认为应当对这一事件进行调查，结果发现“卡纳德号”轮船是按照海军地图所绘制的路线航行的，原先的资料本身就错了。全球航行过程中的修订错误不胜枚举，而这是唯一一份报告给国家的。
伴随着“卡内基号”全球航行的特色服务，我们在加州威尔森山海拔5886米处设立了一座天文台，黑尔教授对它全权负责。一年他到罗马参加了天文学专家学会，由于他的提议，专家决定下次会议在威尔森山召开。威尔森山天文台曾发现一些新星，大约超过100个，其中有一些星球的体积甚至有20个太阳大。其中有一些星球太过遥远，它们的光需要8年的时间才能到达地球。这让我们低头沉思，“对于未知世界来说，我们已知的真不算什么。”如果观测仪精准度提高3倍，那又将会有什么发现啊！我确信如果月球上有物种，也将会被清晰地看到。
第三份激动人心的捐赠是设立英雄基金。我听说匹兹堡附近一处煤窑发生了一起严重矿难，那里的前监督员泰勒先生闻讯迅速赶往现场，希望能够在危急时刻帮上忙。他带领那些响应号召的志愿者，下到煤窑下面去解救那些被困者。但是可惜，唉，这位英勇的领导者献出了自己的生命。
我没法不去想这件事情，就拿出500万美元奖励英雄行为，或用以资助那些为挽救他人生命而牺牲的英雄的家属，或用以救济那些为公司做出贡献却在意外中蒙受损失的家庭。1904年4月15日，该基金会成立。此前还从没人这么做，也从没有人向我提出过这样的建议，我珍视它如“自己的孩子”。不久我把该基金扩展到我的故乡大不列颠，由设在丹佛姆林的总部——卡内基丹佛姆林信托委员会负责。后来，该基金又扩展到法国、德国、意大利、比利时、荷兰、挪威、瑞典、瑞士以及丹麦。
美国驻柏林大使大卫·简·希尔曾给我写过一封信，提到该基金在德国的情况：
我写信主要是想告诉您，我们的国王陛下对于英雄基金在德国设立是多么满意。他对此非常热心，多次对您的洞察力及您的慷慨捐赠大加赞扬。他从没想过基金会的建立会发挥如此重要的作用。他讲过许多感人的事，其中有一些已经不是用金钱能来衡量的了。其中一个故事是，一个年轻人救一名溺水男孩，他将男孩顶出水面，并放到船里之后，自己却因体力不支，沉入水里。他牺牲了，撇下了一个年轻的妻子和一个年幼的孩子。她已经获得基金会的帮助，开了一家小商店以维持生计，他们年幼但聪明的孩子，也将获得教育费用的资助。这是非常显著的一个例子。
德国政府内阁长官瓦伦提尼，最开始怀疑设立此类基金的必要性，现在对此热情有加。他告诉我，精心挑选出来的委员会全体成员，都愿意尽力做好此事，并发挥基金会的最大作用。他们还与英国、法国的委员会一道，定期交换报告，定期交流工作上的事宜。
不列颠的爱德华国王对基金会的设立深为感动，并亲笔给我写了一封信，称赏我赠予家乡的这份礼物：
亲爱的卡内基先生：
一直以来，我都希望向您表达我对您的感激之情，因为您向这个国家——您的出生之地——予以慷慨的捐赠。
比礼物本身更令人钦佩的，是您为了基金不被不恰当使用而给予的关注与设想。
我很想告诉你，我的内心是何等的温暖，当我得知这份慷慨的善举能够有益于整个国家的时候。
很高兴认识您，因此我希望您能接受随该信赠给您的我本人的照片。
相信我，亲爱的卡内基先生。
您真诚的爱德华
美国的一些报纸怀疑英雄基金的价值，并对该基金会第一年的运作报告过于挑剔。但这一切都过去了，它战胜了一切不利的言论，荣誉长存。在野蛮的时代，英雄的举动往往表现在伤害或杀害同类；但在我们这个文明的时代，英雄则保护或拯救他们的同类。这就是物质与道义、野蛮与文明之间的区别。那些属于前者的英雄行为很快被历史遗忘，因为我们最终意识到，互相伤害只会导致彼此灭亡；但后者的精神将会永存在这片土地上，因为这类英雄往往施以善举。
英雄基金的主要业务是抚恤金，即向英雄或他们的遗孀、孩子发放抚恤金。一开始人们都对此有种误解，认为基金会的目的是鼓励人们的英雄行为，而英雄往往受此诱惑而扮演类似角色。我从未有过这种想法，这是荒谬的，真正的英雄从不计回报，他们所想到的只是如何使他们的同类脱离危险，而从不考虑自己。基金会只是采取一种最为恰当的方式，向伤残的英雄，或向牺牲者的家属提供抚恤金。基金会已经有了一个良好的开始，随着人们对它的目标和服务更加了解，基金会将变得更加完善。在美国，已经有1430位英雄或他们的家属出现在我们的捐助名单上。
我挑选了查理·泰勒担任卡内基英雄基金会主席，基金会不支付查理工资，一分钱也不提供。但查理非常热爱这份工作，而且我相信他还会投入更多的精力和金钱来保障基金会的运作。他是这项工作最合适的人选。在威尔莫特先生的协助下，他还负责卡内基工人救济基金以及匹兹堡地区的铁路员工救济基金。这三项基金全部用来使他人受益。
查理经常劝我帮助他人，有一天我终于得到一个“报复”他的机会。查理毕业于里海大学，与母校感情很深。里海大学想建一座大楼，查理是主要倡导者。我什么也没说，写信给道伦克主席为这座大楼提供资金，但必须由我命名。他同意了，我就为该楼起名为“泰勒礼堂”。查理听闻此事，抗议说这太荒谬了，因为他为人低调、行事谨慎，够不上以自己的名字命名公共性建筑的荣耀。我很高兴看到他的难堪，等到他说完了，我就说使用“泰勒礼堂”也许会让他觉得荒谬，但为了里海大学，他应当做些牺牲。不管怎么说，“泰勒”就是一个名字罢了，是他的虚荣心让他小题大作了，他应当扔掉这份虚荣心的。他要么牺牲“泰勒”这个名字，要么牺牲母校里海大学，随他怎么选，但“不叫泰勒，没有礼堂”。他终于屈服。将来，前来参观该礼堂并猜测“泰勒”是谁的人，会知道他与母校的感情有多深，不仅仅口头上劝告校友为母校做贡献，更是身体力行。他将是里海大学最杰出的毕业生之一。
1905年6月，我拿出1500万美元用于大学高龄教授的养老基金（卡内基教育发展基金会）。基金会的25名理事全部都是美国大学校长，其中有弗兰克·A.万德里普，他在基金会成立之初做出了巨大贡献；还有亨利·S.布里切特博士，也是基金会不可或缺的人物。
我很重视这项基金，很快就有人从中受益，他们有资格获得这笔基金，这笔基金的价值在他们身上才得以体现。长期以来，教师虽然最受人尊重，可他们一生教书育人，所得薪水却相当微薄，甚至比我们公司职员的薪水都低，想靠省吃俭用来养老是不可能的。加上大学没有养老津贴，高龄教师不得不继续教书，无论是否还能胜任。因此，该基金的意义是不容置疑的，第一批受益人的名单就说明了这一点，其中有许多誉满世界的学者，他们为人类知识的积累做出了巨大的贡献。很多受益人或他们的遗孀给我寄来感人至深的信，我一直保留着，它们是治疗我抑郁的良药。
在家乡丹佛姆林，托马斯·肖先生曾撰文指出，苏格兰有许多贫困家庭，虽然省吃俭用，可仍然无法支付孩子的大学费用。看到这篇文章，我立刻拿出1000万美元，一半用于资助贫困学生，另一半用于提高大学的基础设施。这就是卡内基苏格兰大学信托基金。1902年，该基金第一次理事会议在苏格兰国务卿爱丁堡办事处举行，由巴尔福勋爵主持，与会人员从首相到各种伯爵、子爵、勋爵，再到其他知名人物，不乏其人，大大提升了基金会的可信度。我写信希望他们行动起来，因为我不愿意该基金由苏格兰大学来管理。理事会成员埃尔金伯爵，完全赞同我的看法；首相巴尔福先生也声明道：“一分钱也不给，一分钱也不给！”
不过，埃尔金伯爵指出基金会条款不严格，也不明确，理事会并不确定自己的职责是什么。我告诉他们，这种不严格是希望他们能根据实际情况，随时变更基金的受益对象和申请方式。这是很大的权限，连巴尔福首相都说从未有哪个遗嘱人赋予过管理会如此大的权力，他不确定这样做是否合适。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