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获得了联合太平洋铁路公司300万元的股票，它们锁在我的保险箱里，待价而沽。正如我先前所料，宾夕法尼亚铁路公司的加入，使联合太平洋公司的股票价格一路攀升。此时，我正要去伦敦参加在奥马哈修建横跨密西西比河大桥的谈判，临行前，我嘱托秘书，作为合伙人之一，斯科特先生有权负责乃至处理这些股票。但让我想不到的是，斯科特先生卖掉了这些股票，放弃了与联合太平洋公司合作中的重要地位。
从伦敦回来后，我就发现自己不再是联合太平洋公司的诚信合伙人，而是一个以投机为目的的商界老手。本来我们有能力证明自己的实力，如今却被草率地丢掉了。普尔曼先生对此一无所知，也像我一样愤怒。很快，他用赢利所得买回了联合太平洋铁路公司的股票。我也想这么做，可又碍于斯科特先生的颜面，可能还会被认为忘恩负义。
就这样，我们如丧家之犬般被赶出了联合太平洋公司的董事会，对于年轻的我来说，这无异于一剂难以下咽的苦药。这件事让我与那位影响我最深、最可爱可敬的老板——斯科特先生——第一次有了巨大分歧。汤姆森先生也很后悔，可并未太在意，他觉得我和斯科特先生早晚都会卖掉这些股票。
涉及2500万美元债券的奥马哈大桥建设的谈判很成功。在我到伦敦之前，这些债券大多被联合太平洋公司买走，我的谈判只对他们有利。然而我出发之前，董事会并没有告诉我这一事实，等我回到纽约后，才发现我所有的债券收益、利润，都被他们用来偿还自己的债务。这不但让我蒙受经济的损失，还白白耗掉许多时间。我以前从没被骗过，对此毫无戒心。我发现自己还是很年轻，还有很多东西需要学习。许多人都值得信赖，但有些人就需要谨慎地提防。
同一时期，匹兹堡阿勒格尼山谷铁路公司总裁威廉·菲利普斯上校走进我在纽约的办公室，告诉我他急需钱；虽然有宾夕法尼亚铁路公司担保，可仍没有银行愿意购买他们公司的500万债券。上校确信之所以如此，是因为银行之间已达成协议，即便上校决定打九折，银行家们仍会认为高得不合理。的确，那时西部铁路公司的债券经常打八折卖给银行家的。上校说，他这次来是希望我提一些建议能让他脱离困境，他急需25万美元，但汤姆森先生不肯借给他。阿勒格尼山谷铁路公司的债券年息为7%，但美国用现金而非黄金支付，因此完全不适合外国市场交易。但我知道，宾夕法尼亚铁路公司有大量“费城-伊利铁路公司”发行的年息为6%的债券，是用黄金支付。因此，如果拿到阿勒格尼山谷铁路公司年息7%的债券，对宾夕法尼亚铁路公司来说是笔不错的交易，更何况他们都已经为阿勒格尼山谷铁路公司做了担保。
我就打电话给汤姆森先生，问他是否愿意拿出净赚的25万美元利润，借给阿勒格尼山谷铁路公司。汤姆森先生回答说：“当然。”菲利普斯上校很高兴。
作为回报，他愿意给我60天的优先考虑权，以九折的价格购买他的500万元债券。我建议汤姆森先生做这笔交易，这能让他们公司多赚1%的利息，汤姆森先生当然乐意做。我就立刻带着这笔债券的控股权，乘船赶往伦敦。但此行让我遭遇了金融生涯中最大的一次挫折。
我从昆斯顿给巴林银行写信，说要出售一种他们一定会心动的债券。我一到伦敦，就在旅馆发现了他们给我留的一张便条，想约我面谈。第二天上午，我们就在巴林银行达成了贷款协议：如果以票面价格卖出这些债券，就要扣除2.5%的佣金；而他们则以5%的年息向宾夕法尼亚铁路公司贷款400万美元。这样我就能净赚至少50万美元。
就要签署双方协议之际，斯特吉斯先生告诉我，巴林先生将于次日上午到达这里，最好让他知道协议的内容，所以签署仪式要推到第二天下午两点。
我准备发电报给汤姆森总裁时，有种不祥的预感，必须等次日合同签署完毕再发。这样我就先回旅馆，刚跨进旅馆大门，一个气喘吁吁的信差递给我一封来自巴林银行的密信：俾斯麦冻结了在马格德堡一亿美元的资产，整个金融界都惊慌失措了。巴林银行致歉说，在这种情况下，他们无法继续谈及贷款一事。我真是空欢喜一场，让煮熟的鸭子飞走了。但又能怎么样呢？我几乎连愤怒的力气都没有了，只好庆幸没有给汤姆森先生发电报。
我决定不再去巴林银行，而决定以更低的价钱把债券卖给摩根公司，虽然他们此时正在出售国债。我原本不打算找摩根公司，因为菲普斯上校曾向摩根公司提过此事，但没有下文。可一想到朱尼厄斯·S.摩根，我就决定再试试。和摩根银行打交道，每次都能获得收益，摩根先生很少让我空手而回。我用调侃的语气向摩根先生谈起这次金融事件：为了拓展业务，阿勒格尼山谷铁路公司允许我用他们的债券换取伊利铁路公司的债券，后者有宾夕法尼亚铁路公司作为担保。这有极大诱惑性，加上美国市场对债券的需求量很大，如果价格合理，会很容易出手。讲完之后，我说：“摩根先生，如果您能将所赚利润的1/4分给我，我就告诉你如何赚到更多的钱。”
他则笑着说：“看起来公平，如果真如你所说，我心甘情愿向您支付1/4的利润作为报酬。”
我便将方案拿给摩根先生，他以惯有的态度考虑了此事，决定采纳我的建议。汤姆森先生当时正在巴黎，我去见他，得知宾夕法尼亚铁路公司急需用钱后，就告诉他我已决定将债券卖给摩根先生。如果他们出的价再高些，我会重新考虑。汤姆森先生说了一个价，仍低于宾夕法尼亚铁路公司债券的市价，可我还是卖给他一部分；摩根先生也买了一部分。靠这种方式，阿勒格尼山谷公司的债券全部售出，宾夕法尼亚铁路公司也拿到了所需资金。可我也后悔没能耐心等待巴林银行渡过危机，因为危机很快就过去了。我由此得到教训：如果谈判的一方出现意外情况，另一方应当保持冷静与耐心。
债券出售后不久，1873年的经济危机就爆发了。一天，皮尔波特·摩根先生对我说：“家父发来电报，问你是否愿意卖出你的那些债券。”
“愿意，”我说，“现在我愿意卖出任何东西换现钱。”
“那好，”他说，“你打算卖多少钱？”
我说，根据最近的一份报告，我的债券已值5万美元，就卖6万美元。第二天上午，摩根先生把我叫去，给我开了7万美元的支票。“卡内基先生，”他说，“你算错了。报告上少显示了1万美元，总共应有7万美元。”
两张支票，一张6万美元，另一张是额外的1万美元。我把那1万美元的支票还给他，说：“这是你应得的，请接受这1万美元，连同我美好的祝愿。”
“谢谢你，”他说，“不过我不能那么做。”
这在早期商界并不常见，却显示出良好的荣誉感，而非单纯的法律权利。自那以后，我就决心只要力所能及，就决不让摩根一家因我而蒙受损失。由此，我再次赢得一份忠诚的友谊。
要想成就事业，必须恪守诚信，自作聪明或者自以为是都是大忌。最根本的准则，不是法律条文，而是法律精神。如今，一个人哪怕是为公司利益而犯了错误，也应当立即改正过来。一个企业要想做大做久，诚信与公正就远比法律更必要了。我们长期信奉的一个准则，即永远考虑对方的利益，已经带给我们巨大的回报。当然，这不适于投机领域，在那里只有赌徒，而股票投机远不能与这份光荣的事业相比。如今，我们不得不承认，像朱尼厄斯·S.摩根那样的传统银行家，已十分罕见了。
4.做生意，绝不能为了面子去担保
离开联合太平洋铁路公司董事会之后，斯科特先生决定参与得克萨斯太平洋铁路的修建。一天，他发来电报要我务必到费城去见他。我过去后才知道，为得克萨斯太平洋铁路筹措的一笔巨额贷款已经到期，摩根公司答应续借，但我必须成为负债人之一。我拒绝了。他们就质问我是否决定袖手旁观，而眼睁睁看着朋友被打倒。这是我一生中最为难过的时刻，可我不想仅仅为取悦他们而让自己卷入其中。
首先我的职责不允许我这样做，我的每一分钱都要用于生产。我是公司最大的股东，公司的成败得失都取决于我。我眼前仿佛浮现弟弟一家、菲普斯先生一家以及科罗曼先生一家的身影，耳畔也仿佛听到他们请求保护的呼声。
我对斯科特先生说，得克萨斯太平洋铁路不能在资金不足的情况下贸然动工，那数千英里的铁路更不能依靠临时性借贷进行修建，这我早就指出了；而且，尽管我不愿意，可还是认购了25万美元的股份，据说是专门为出差欧洲的我准备的，而我一无所知。我还能说什么呢？要知道，除了自己的公司，没有什么能诱惑我签署这样一份协议。
我知道，要在60天之内还清摩根公司的债务显然不可能，哪怕只偿还个人的部分。债务远不止此一家，其他六笔贷款也要同时考虑。于是，我和斯科特先生在生意上的分歧进一步拉大。这带来的痛苦远非先前的磨难可比。
之后不久，灾难来了。强者斯科特先生的失败震动了整个国家，而他的早逝恐怕也与承受不了这样的耻辱有关。在荣誉面前，他特别敏感，失败因此迅速地腐蚀着他。此后，他的合伙人麦克马内斯先生与贝尔德先生也相继去世。这二位都是制造业的佼佼者，真不该涉足铁路行业。
生意人最容易遭遇的危险就在签署协议过程中，此时他们需要扪心自问：我是否有足够的资金来承担？我是否愿意为朋友而失去这笔钱？如果答案都是肯定的，那就和朋友一起做吧，否则就置身事外。一个睿智的人，若能谨慎地回答前一个问题，他就会知道这是否是一个好时机，从而决定是否愿意承担部分款项。一个人只要还有债务和责任在，他就必须诚实地面对债权人。
尽管拒绝了摩根先生的续贷要求，次日一大早，他们还是邀请我回纽约，以便进一步商量。我欣然接受了。安东尼·德雷克瑟尔也被邀请在列。途中，麦克鲁夫先生说众人之中只有一个聪明人，那就是我，只有我支付了自己的股份，不欠任何人一美元，也不需要承担任何责任，每个人都应当向我学习。
德雷克瑟尔先生问我是如何避免这些麻烦的，我说因为我严守自己的信条，从不在明知自己无法到期偿还的贷款合同上签名，永远不踏进自己无法蹚过的河流。这条河对我来说太深了。恪守这一信条，让我与合伙人都免于麻烦，除非有利于公司发展，我们绝不轻易签署或承诺任何款项。这就是我拒绝成为摩根公司负债人的原因。
5.我更加专注做制造业，赚足钢铁业的钱
有一段时间，我弟弟汤姆与菲普斯先生将钢铁厂经营得风生水起，我就有时间多次前往欧洲出售各种债券，总价值有3000万美元。那时，太平洋电缆虽然开通，但纽约还未成为伦敦那样的金融中心，伦敦的银行家宁愿低息向巴黎、维也纳甚至柏林贷款，也不愿高利息借给美国。在欧洲人看来，美利坚合众国并不如欧洲大陆安全。我似乎同时致力于金融业与银行业，不过我的兴趣仍在制造业上，我只希望实实在在地挣钱，投资扩大在匹兹堡的钢铁事业。
拱顶石桥梁公司最初的几间小厂房已挪为他用，我们在劳伦斯维尔又买下了10英亩的土地，建设了规模更大的工厂。联合钢铁公司已成为美国钢铁业的“领头羊”，业务越来越大，我也把通过其他途径赚来的钱都用于扩大钢铁厂的规模上。
起初，我打算和宾夕法尼亚铁路公司的朋友一道，投资西部各州的铁路建设，但随后又退了出来。我决心打破“勿将所有鸡蛋放在同一个篮子里”的思维模式，而采取更恰当的策略——将所有的好鸡蛋放在一个篮子里，而后看好它。
要想获得卓越成就，首先需要的不是博，而是专，要成为本行业的精英。我不赞同分散投资，我也很少见到有谁将有限的资金投到许多领域后，还能赚取很多的钱——至少在钢铁制造业中没有。那些成功人士，无一不是在自己的领域坚持不懈的人。可令人惊讶的是，很少有人注重从自己所投资的行业中获取巨大利润。许多制造商不把钱用来更新机械设备，或引进新的经营理念，反而投资自己领域之外的行业。他们都太看重从银行债券或别的行业获取利润，反而把自己脚下的金子给忽视了。
我一直坚信自己比其他人都能更好地分配自己的资金。很多人失败，就在于他们向与自己毫不相干的行业投资，而不是他们最得心应手的行业。我对年轻人的建议是：不仅要集中所有时间和精力用于自己的事业，更要把每一分的资本都放进去。如果一个行业已经饱和，最保守但又最稳妥、最明智的策略，就是把钱注入一流的证券所，一边拿利息，一边等待新的时机。就我个人而言，我早年就已专注于钢铁制造业，如今成为这一行业的龙头。
多次来往于英美之间，我结识了那些卓有成就的钢铁业名人——贝西默是其中的佼佼者，此外还有洛锡·贝尔爵士、伯纳德·萨缪尔森爵士、温莎·理查兹爵士、爱德华·马丁爵士、宾格利以及埃文斯等。我先是成为大不列颠钢铁协会会员，不久又被推举为会长，成为第一位非英籍会长。这是对我的高度肯定，但一开始我拒绝了，担心因自己长期居住在美国，无法匀出足够的时间履行自己的职责。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