根据《中国******》2004年第2期《〈古兰经〉翻译版本知多少》一文的数据表明，截至目前，《古兰经》已被翻译成140多种语言。“其中除世界语外，亚洲有汉、维吾尔、土耳其、波斯、乌尔都、孟加拉、普什图、库尔德、印地、克什米尔、泰米尔、旁遮普、古吉拉特、卡纳里、马拉地、马拉诺、马拉亚拉姆、泰卢固、马来、印度尼西来、爪哇、亚美尼亚、哈萨克、乌兹别克、塔吉克、塔塔尔、迪瓦里、僧加罗、缅甸、泰、日本、朝鲜等民族语文的译本。欧美有拉丁、英、法、德、西班牙、卡斯提尔、意大利、葡萄牙、瑞典、荷兰、丹麦、芬兰、捷克、保加利亚、匈牙利、塞尔维亚、克罗地亚、波斯尼亚、阿尔巴尼亚、罗马尼亚、波兰、俄罗斯等民族语文的译本。非洲有斯瓦希里、豪萨、约鲁巴****干达和塞内加尔等民族语文的译本。而当今为世界通用或使用人数较多的大语种如波斯、乌尔都、孟加拉国、英、法、西、德、俄及汉等语文的译本都各有数种到数十种之多。”[7]
此外，******人口居亚洲之多的原因，促使亚洲的《古兰经》译本较之其他洲而言尤为甚。根据伊朗《古兰经》翻译中心在第16届德黑兰国际《古兰经》展上统计的数字，截至2008年，“《古兰经》译本出版最多的是亚洲国家，到目前为止，亚洲国家共有《古兰经》译本819种，其中乌尔都语译本就多达227种，其次是波斯语译本，有116种，排在第三位的是土耳其伊斯坦布尔语译本，共有104种《古兰经》译本。报道指出，在印度、巴基斯坦和波斯湾周边的一些国家有3.8亿人讲乌尔都语，其中******占1.8亿。乌尔都语《古兰经》全译本有227种，第一部乌尔都语《古兰经》译本是穆罕默德·阿卜杜萨拉姆·白迪瓦尼翻译的，于1828年出版。但是在乌尔都语中比较权威的《古兰经》译本是毛杜迪、台哈纳维、贾瓦迪和戈尔玛阿里的译本。讲波斯语的人数有7000万，其中6600万是******，主要以伊朗为主，此外阿富汗和塔吉克斯坦也通用波斯语，波斯语《古兰经》全译本共有116种。第一部译本始于1837年在印度出版，译者是毛拉·侯赛因·瓦尔兹·卡什菲。第一个用波斯语翻译《古兰经》的应该是穆圣时期的圣伴赛勒曼·法尔斯，他曾把第一章翻译成波斯语。讲土耳其语的人口约6100万，其中6000万为******，土耳其伊斯坦布尔语《古兰经》全译本共有104种，最早的译本译于1842年，在埃及开罗出版。讲印度语的人口约有1.81亿，以印度和孟加拉为主，其中******人口约有2700万，到目前为止印度语《古兰经》全译本共有14种，第一部译本出版于1915年，译者是艾哈麦德沙·麦希哈，但最通用的译本为法鲁格·汗的译本。讲中文的人口有10多亿，以中国为主，此外，在泰国、马来西亚、新加坡、越南等国家也有讲中文的华人，其中******人口约有3800万，到目前为止，中文《古兰经》全译本共有19种，第一部译本于1927年在北京出版，译者是铁铮。最权威的译本是马坚的译本。此外，维吾尔语《古兰经》全译本有两种，第一部译本于1986年出版。讲韩语的人口约有6700万，以韩国为主，朝鲜、日本和中国也有讲韩语的人，其中******人口只有100万，到目前为止，韩语《古兰经》全译本有3种，第一部韩语《古兰经》译本于1971年出版。在印度尼西亚约有3000万人讲印尼语，其中******人口2600万，到目前为止印尼语《古兰经》全译本共有20种，第一部译本出版于1928年。”[8]
二翻译《古兰经》的方法
《古兰经》文本的两大层面，即经文大义——信仰教义、教律法规、社会事物、伦理道德、学科渊源、历史故事、比喻教诲等内容，以及语言组织——《古兰经》的特殊语言结构、语汇构造、修辞手法、语体风格等，促使学者们从两个方面——音译和意译，研究了如何翻译它，并指出了两种翻译的可行性与否，以及可行情况下应该具备的条件。
《古兰经》的性质决定了译解它是跨文化（Intercultural）翻译。因此，译解它不仅是语言文字层面上对经文大义的转述，而是具有文化高度的一项严谨而严肃的学术工程。译经过程中，如果译者处理两种语言文字的语言组织结构，以及组织目标语对源语义的表述稍有出入，就会引起由文化及宗教和社会层面的相应反映。这就需要基于古兰学、注释学、语言学与翻译学界定的译经方法来把握。
（一）音译和意译《古兰经》
1.音译《古兰经》
音译（Transliteration），是翻译过程中常用的一种方法，也称文字对等翻译。它是一种在不同语系之间以源语文字（Source Language）读音为依据，在目标语言（Target Language）中寻找近似音进行替代翻译，通常用于人名、地名和国名等。
据此，音译《古兰经》主要是音译其中的人名、地名、部落名、个别章名、部分章首字母与其他只能作音译处理的经文。音译之所以没有涉及整部经文，一则音译依然不能折射经文大义，二则因源语与目标语各自语体本身的组织结构，以及在社会结构、文化传统、宗教信仰、价值观念、思想意识、心理行为与风俗习惯等方面的差异所致。反之，如果音译整部《古兰经》，音化后的语言文字势必会侵害原文的组织结构，继而丧失经文原体的“超绝性”；无法体现经文蕴涵的只有专业学者才能领悟的深层意义[9]；两种文字因字母发音的偏差致使经文词义与句义发生偏差，继而导致经文原语失样，原义失真。是故，即使至今没有出现全音译本的《古兰经》，但学术界防患于未然，界定不可音译整部《古兰经》，从而确保了经文原语原义的本然性，避免了经文语体经义因音化而遭篡改的可能性。
******学界认为，如果说音译方式可以对《古兰经》之外的任何文字实施，但对《古兰经》而言，不可译。究其原因，其一，《古兰经》是证明先知穆罕默德所传使命的真实性，是“超绝的”（Al-mu‘jiz），任何语言和人都无法企及，恰如《古兰经》所言，即使人类和精灵群策群力也不能仿造类似其一章一节：“你说‘如果人类和精灵联合起来创造像一部这样的《古兰经》，那么，他们即使互相帮助，也必不能创造像这样的妙文。’”（17：88）基于《古兰经》蕴涵的超绝性及其特有的表达有着特定的意义，因而无法将其音化为任何外文。此外，无论哪种语言文字，都有特定的语言特征和属性，即使同一语系的语言文字也不尽相同，加之以语言为载体的各民族的文化背景大相径庭，如果要生搬硬套地音译《古兰经》，势必会丧失《古兰经》的超绝性及其终极意义。其二，《古兰经》是以教义教律指导******宗教生活和社会生活的经典，这对任何通晓阿拉伯语和母语的人而言，可就此做相应翻译。但经文同时蕴涵着只有专业学者才领悟的、具有深层意义——《古兰经》所特有——的教义、教律和指导，教义学家和教法学家们借此创制教法与指导。有鉴于此，即使音译可行，也无法彰显它所具有的深层意义。其三，音译《古兰经》，一方面因阿拉伯语某些字母发音的特殊性而不可译，例如因字母“Al-ād”的特殊发音，阿拉伯语被称为“Al-ād语”，其他文字无法将该字音译化。另一方面，所有拼音文字都因字母发音部位的不同而导致单词的意义也有所不一。阿拉伯语28个字母的各发音组更有着微妙的不同，例如喉音组的6个字母，发音稍有偏差就使单词和句子的意义大相径庭。
据此可以定论，文字对等翻译即音译《古兰经》不能成立。即使存在，也由于音化的译文与原文在词法、句法、修辞、语言风格、表达方式乃至文化方面的巨大差异，无法表达其根本意义。因此，音译是死译，导致的结果是因语言文字的音化而侵害了经文的语言文字组织结构；误解甚至因发音的不同而改变了经文原意；亵渎经文的庄严。
2.意译《古兰经》
意译（Free Translation），是一种不注重源语细节，而是从意思出发，忠实、明白、流畅地译出源语大义的翻译方法，即语际翻译（Interlinguistic），“语际翻译或严格意义上的翻译是指用另一种语言解释某种语言符号”[10]。相对《古兰经》，其文体与意境的超绝性，致使除上文提到只能音译的个别经文外，翻译整部经文属意译。
意译《古兰经》，就是变化经文的阿拉伯语言文字形式，用另外一种语言文字形式表达其全部内容，以便使非阿拉伯人理解它的微言大义。意译既不需要保持与经文原文的组织结构和语体风格相吻合，也无须将原文的所有意义折射。鉴于目标语转述经文大义近似解读经义，因此，学界一般将这种翻译称为“注释性翻译”（Annotation translation）。对此，穆罕默德·侯赛因·扎哈卜教授明确指出：“意译《古兰经》既是在允许注释经文的范畴内，也可以说是用非阿拉伯语对《古兰经》的注释。”[11]据此，意译不仅限于译，而且在于注，因此学界将其称为“译解”（Al-tarjamah al-tafsiriyyh）。
如果说注释是注释家力所能及地根据经训和个人见解诠释经文大义，那么意译则是忠实原文地再现了它的基本内容。尽管如此，两者之间依然存在差别。首先，根本区别在于语言文字。严格意义上的注释是用《古兰经》的语言——阿拉伯语阐明和解释经文内容要义。《古兰经》意译的文字，毋庸置疑是用非阿拉伯语将其微言大义通过译解方式传达给非阿拉伯人，并且最大限度地忠实原文。其次，通晓阿拉伯语并熟悉《古兰经》的读者，在阅读注释典籍时，根据注释可以窥见《古兰经》原文的语言组织结构，一旦发现释文中的错误就能做出正确判断。即使通晓阿拉伯语而不熟悉《古兰经》的读者没有发现注释中的错误，其他知晓的人也会义不容辞地告诉他。然而，阅读译文的读者则不然，由于他不了解原文的组织结构，因此他认为自己阅读和理解的经义是译者对经义的正确理解。即使读者发现译文有问题，想要通过查阅原文进行比较，也由于不识阿拉伯语而望语却步。
任何一种注释和不带成见及偏颇思想的译文，都致力于解读《古兰经》。但无论注释和译文怎样精确，终究不能折射其终极意义，因为******认为，只有真主至知《古兰经》的最终意义。仅从“隐微经文”（Al-mutashābihāt）如“章首字母”就可以看出，任何注释家都无法将其注释，更何况是译文。因此，但凡类似经文，哲拉鲁丁·苏尤蒂等注释家，通常只以“真主最知其意”的说明一笔带过。由此可见，任何翻译都不能替换《古兰经》原文的语言组织结构，只是意译了其微言大义。因此学者们定论，“毫无疑问，《古兰经》译文并不是原汁原味的阿拉伯语的《古兰经》，而只是《古兰经》的大义”[12]。
（二）意译《古兰经》的学术条件
恰如注释《古兰经》是******责无旁贷的义务，同样，意译它也是******各民族义不容辞的责任。自教法学家艾布·哈尼法等人持此观点以来，《古兰经》就被翻译为数种文字，******各民族几乎都有属于自己语言的《古兰经》译本。甚至从非阿拉伯民族的******理解和遵从《古兰经》、保护信仰不致偏斜、传承和弘扬******文化这个角度来讲，意译的重要性不亚于注释的重要性。
基于意译《古兰经》在文化与学术层面上的严谨性和规范性，在宗教与社会层面上的神圣性和严肃性，尤其自20世纪以来译解《古兰经》学术活动的繁荣，为确保译经工程顺利进行，以穆罕默德·侯赛因·扎哈卜教授与哈立德·阿布杜拉·哈曼·俄克教授为代表的******学界，在归纳前辈学者如伊本·阿拔斯、泰伯里、伊本·泰米叶与哲拉鲁丁·苏尤蒂等研究成果的基础上，根据古兰学、注释学、圣训学、教义学、教法学、语言学与翻译学，构建了严谨的译经学术体系，以指导、规范、规矩、制衡并发展译经工程。
1.译者必须通晓注释家应具备的15门学科知识
如上所述，意译《古兰经》具有“注释”性质。从这个层面来讲，译经者就是注经者。全面而深刻解读《古兰经》，首先具备的学术工具就是哲拉鲁丁·苏尤蒂归纳并制定的15门缺一不可的学科知识。如果译者在翻译过程中不遵从这些条件而别出心裁、妄意翻译，则是对《古兰经》的冒犯和亵渎，其翻译成果自然不被认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