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典型论”的声浪近来唱得颇高。典型创造在和造形美术（绘画、雕塑、建筑）相近的小说倒不失为重要的节目。但有人认之为“艺术的本质”，那似乎有点“逐鹿而不见山”。典型创造在小说的范围内倒并不是怎样神秘的事情，任何小说家在描写刻画他的人物上都在创造他的典型，问题只在他所创造出来的东西是否成功，而成功的典型创造是应该采取怎样的方法和具备怎样的条件。
大抵典型创造的过程是应该以客观的典型人物为核心，而加以作家的艺术的淘汰，于平常的部分加以控制，于特征的部分加以夸张，结果便可以造出比客观所有的典型人物更为典型的人物。人是有种种不同的气质的，近代的心理学家大别之为内向性与外向性。粗枝大叶地说来，内向性的人，体格瘦削，精神孤独，爱驰骋玄想，宗教的狂信徒及早发性痴呆是这种人物的典型。外向性的人，体格博大，精神豁达，富于社交性，成功的大政治家、大教育家及燥郁狂是这种人物的典型。我们有充分的理由可以相信，孔子一定博大，孟子一定瘦削，秦始皇一定是内向性，楚霸王一定是外向性。具有典型性的人物自然会引起艺术家的注意，他在有心或无心之间便要把他拿来作为自己的胚子。客观的典型人物之“典型度”要看气质与境遇相成的关系如何。两者如有最适当的相成关系，就可以产出比较完整的典型。作家如能选择得这种完整的典型而加以忠实的刻画，这种再现及其成果也不失其为是高级的艺术或艺术品。但客观的完整典型是罕有的，在这儿便需要有作家的积极的活动，作家要凭其艺术的淘汰，以创造出最典型的人物来。要执行这种任务所课于作家的努力是很大的，他须得要有相当的关于人的生理的与心理的各种学识，他须得有丰富的社会经验或各种学识。
关于人物之生理的、心理的与社会的、职业的各种特征之抽出与综合是典型创造的秘诀。然而这抽出与综合过程总须得遵循着科学的律令。近世科学的发展便宜了作家不少，往时的作家全凭自己的经验在暗中摸索，我们却有科学的明灯照耀着去掘发而积聚人性的宝藏。
这儿所收的几篇说不上典型的创作，只是被火迫出来的“速写”，目的注重在史料的解释和对于现世的讽谕，努力是很不够的。我自己本来是有点历史癖和考证癖的人，在这个集子之前我也做过一些以史事为题材的东西，但我相信聪明的读者，他会知道我始终是站在现实的立场的。我是利用我的一点科学智识对于历史的故事作了新的解释或翻案。我应该说是写实主义者。我所描画的一些古人的面貌，在事前也尽了相当的检查和推理的能事以力求其真容。我并不是故意要把他们漫画化或者胡乱地在他们脸上涂些****。任意污蔑古人比任意污蔑今人还要不负责任。古人是不能说话的了。对于封着口的人之信口雌黄，我认为是不道德的行为。但如古人的面貌早经歪曲，或者本是好人而被歪曲成了恶人，或者本是无赖而被粉饰成了英雄，作者为“求真”的信念所迫，他的笔是要采取着反叛的途径的。譬如孔子吧，孔子是“道贯古今”的大圣人，这个观念已经比任何铜像、铁像都还要坚固。然而想到孔子也还是人，过分的庄严化觉得是有点违背真实。《墨子》的《非儒篇》上本来揭发了一些孔子的阴私，《庄子》里面也有一些调皮孔子的地方，有些如《盗跖篇》之类更明明是寓言，这种出于门户之见的揭发与调皮，事实上也有点令人难于相信。但是如《吕氏春秋》的《审分览》《任数》篇中的吃饭的故事，我相信是一定有根据的。
孔子穷乎陈蔡之间，黎羹不斟，七日不尝粒。昼寝，颜回索米，得而爨之。几熟，孔子望见颜回，攫其甑中而食之。选间，食熟，谒孔子而进食。孔子佯为不见之。孔子起曰“今者梦见先君，食洁而后馈”。颜回对曰“不可，向者煤室入甑中，弃食不祥。回攫而饭之”。孔子叹曰“所信者目也，而目犹不可信。所恃者心也，而心犹不足恃。弟子记之，知人固不易矣。”
这段故事既不类有心的揭发，也不类任意的调皮，这把孔子的面貌我觉得传得最为正确。孔子是领袖意识相当旺盛的人，拿现存的一些领袖意识旺盛的人来对照一下，像这种程度的“雄猜”，原是家常茶饭事。
以讽谕为职志的作品总要有充分的严肃性才能收到讽谕的效果。所谓严肃性也就是要有现实的立场，客观的根据，科学的性质，不可任意卖弄作者的聪明。尤其是取材于史事，是应该有历史的限制的。以史事来讽谕今事，若根据是在人的气质与人的典型于古今之间无大差异，只要把古人写得逼真便可以反映出与此同一气质、同一典型的今人面目。今事的历程自然可以作为重现古事的线索，事实上讽谕的性质本是先欲制今而后借鉴于古的，但不能太露骨，弄到时代错误的程度。时代错误的巧妙的玩弄可以收到不同的效果，便是滑稽，但玩弄得不太巧妙时是足以令人颦蹙的。我自己在尽力避免着这种毛病，但因努力不够，只是一些“速写”，古人的面貌写得不甚逼真，充分的讽谕的效果恐怕也是难于收得到的吧。
我自己恨我没有相当的物质上的余裕，即是没有从事创作的闲静时间，我假如有得充分的时间，单是“贾长沙”那个典型，我觉得是可以写成所谓“雄篇大作”的。他的悲剧最和我们现今的情形相近。但在目前我只能以这些“速写”而满足了。而这些“速写”我还不得不感谢好些催促我、鼓励我的，比我年青的一些朋友。这些作品都是被他们催出来的，有些甚至是坐催，如《孔夫子》与《贾长沙》二篇便是。假如没有他们的催生，我相信就连这些“速写”都是会流产的。十年以来，因为政治上的秦始皇主义，文坛上的门罗主义，出版家的打劫主义，使我这素来号称多产的人竟然成了石女。有些人在责备我的石女化，而他们却忘记了招致这石女化的原因。石女化了的作者不止我一个。政治上的影响，自然要算是重大的原因，然而文坛上的门罗主义与出版家的打劫主义，实在也是不可轻视而又容易轻视的祸根。它们进行得很巧妙，借着政治上的口实为烟幕便把自己的劣迹隐藏下去了。国内的出版家中，有一些不良之徒，竟直可以称之为“文化强盗”。他们榨取作家的血汗、读者的金钱，以饱满自己的****。把作者的著作权、版权，任意蹂躏，私相授受；甚至把作者的姓名任意改换，李代桃僵，偷梁换柱；或则把原稿霸占着，既不出版，又不退还。这种无耻的行为怕是不是别国也有呢？作者的人权没有保障，作家相互间的联合战线也完全缺如。对于炽烈的作家们的俱乐部主义与个人意识，妨害着了这种联合战线的产生。大家都在争夺出版处，“有奶便是娘”，于是便生出了在文化强盗的颐使之下从事文化运动的滑稽现象。这种滑稽和所谓“官民合办”其实是鲁卫之政。在这儿凡是真正拥护文化的人，只好期望着作家的觉醒。就和劳动者的觉醒与团结是完成劳动者解放乃至人类解放的道路一样，作家的觉醒与团结也正是推动文化创造的步骤。
最后让我来解释一下本书命名的意义吧。本书所收的东西都是取材于史事，而形式有点像法国的“空托”（Conte）。我起初便想命名之为“史题空托”。但觉得四字题太累赘，便想缩短为“史题”，又想音变而为“史蒂”。最后因为想到要把这个集子献给我的一位朋友，一匹可尊敬的蚂蚁，于是由这蚂蚁的联想，便决心采用了目前的这个名目——“豕蹄”。这个名目我觉得再合口胃也没有，而且是象征着这些作品的性质的。这些只是皮包骨头的东西，只要火候十足，倒也不失为很平民的家常菜。但我已经告白过，都只是一些“速写”，火候是说不上来的。本来也还想多写一些，但就因为种种的关系，又怕使读者食伤，仅仅成了半打便告了终结。
朋友们替我加上了插画和新文字的译文，加上了这么些新鲜的佐料，促进了火候不足的猪蹄花的消化，这是值得感谢的事。
一九三六年六月一日作
注释
[1]原载1936年10月上海不二书店出版之作者所著历史小说集《豕蹄》，同载于1936年10月10日上海《质文》月刊第2卷第1期。1959年6月收入《沫若文集》第11卷，现据1989年10月《郭沫若全集·文学编》第16卷编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