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中国近年来的文学革命，一般人的认识以为是由文言文改变为白话文，有的更兢兢于在那儿做《白话文学史》，其实这是最肤浅、最皮相的俗见。白话文不始于近代，更切实的说，则凡各国文字的起源——即是最古最奥的“死文学”——本来都是白话，都是当时的白话。所以白话文的抬头不足为文学革命的表示；历来用白话所写的文字，如宋儒的语录、元明的词曲、明清的小说，也不是我们现代的文学。
我们眼目中的所谓文学革命，是中国社会由封建制度改变为近代资本制度的一种表征。社会的经济制度是一切社会组织及一切观念体系的基础。基础一动摇，则基础上面的各种建筑便随之而崩溃。中国自秦汉以来，物质的生产力固定在封建制度之下，已经二千多年。二千多年的社会组织，虽然屡屡在改朝换代，然而所谓天经地义的纲常伦教，依然像一条两栖动物的脊骨。蝌蚪变成了青蛙，尾子虽然断了，实际上并没有甚么区分。二千多年来的旧文学要亦不过如是，尽管花样繁多，说来说去不多是一套伦常的把戏？所以至猥亵的小说结果总是福善祸淫，至叛逆的传奇结果总是封侯挂印。再则成神成仙，成僧成佛，在表面上好像超脱了实世间的权势，然其骨子实也不外在保持封建社会的和平，使实世间的支配阶级固定。
固定了二千多年的封建社会，一接受着外来的资本主义的袭击便天翻地覆了起来。大多数人的身上已经是机械生产的洋货，不再是毛蓝布大衫，所有大部分的手工业都已破产。新的产业虽然不多在中国人的手中，然而沿海都市以及交通便利的内地的都市，大都为外来的资本主义所被化。社会上的生产关系不再是从前的师傅与徒弟，而是近代的股东与工人。学校里的“人之初性本善”，变成了“甚么是那个？那个是一只狗”。诗书易礼的圣经贤传变成了声光电化的自然科学。举人进士的老爷夫子变成了硕士博士的教授先生。二三千年来的帝政、二三百年来的清朝统制，摇身一变而成为五族共和，原始的黄色大龙旗一变而为五条颜色的近代化欧美式的幌子。社会上起了这样一个天变地异，文学上你要叫它不变，它却怎能不变呢？
古人说“文以载道”[2]，在文学革命的当时虽曾尽力的加以抨击，其实这个公式倒是一点也不错的。道就是时代的社会意识。在封建时代的社会意识是纲常伦教，所以那时的文所载的道便是忠孝节义的讴歌。近世资本制度时代的社会意识是尊重天赋人权，鼓励自由竞争，所以这时候的文便不能不来载这个自由平等的新道。这个道和封建社会的道根本是对立的，所以在这儿便不能不来一个划时期的文艺上的革命。
这就是文学革命的意义，所以它的意义是封建社会改变为资本制度的一个表征。白话文的要求只是这种表征中所伴随着一个因子，它是第二义的。因为有了这样的一种革命过程，便需要一种更自由的文体来表现，它的表里要求其适合，所以第一义是意识的革命，第二义才是形式的革命。有了意识的革命，就用文言文来写那种革命的意识，不失为时代的文学，譬如严几道用周秦诸子的文体来翻译斯宾塞的《群学肄言》、赫胥黎的《天演论》、亚丹斯密的《原富》，我们可以说那不是近代资本制下的产品吗？林琴南用左孟庄骚的笔调来翻译多数英美的近代小说，我们可以把那些译品杂厕在宋元人的小说里面吗？反之，如基督教的《新旧约全书》大多是用白话翻译的，而且还有苏白、甬白、闽白、粤白……，白到白无可白，然而我们能够把它们认为代表文学革命的文学吗？所以文言文不必便是不革命或反革命，白话文不必便是革命。文言自身是有进化的，白话自身也是有进化的。我们现在所通行的文体，自然有异于历来的文言，而严格的说时，也不是历来所用的白话。封建时代的白话是不适宜于我们的使用的，已成的白话大多是封建时代的孑遗。时代不断的在创造它的文言，时代也不断的在创造它的白话，而两者也不断的在融洽，文学家便是促进这种文化、促进这种融洽的触媒。所以要认识文学革命的人第一须打破白话文与文言文的观念。兢兢于固执着文言文的人固是无聊，兢兢于固执着所谓白话文的人也是同样的浅薄。时代把这两种人同抛撇在了潮流的两岸。
二
文学革命是资产阶级革命的一种表征，所以这个革命的****应该要追溯到清朝末年资产阶级的意识觉醒的时候。这个****时期的代表，我们当推数梁任公。梁任公本是一位文化批评家，他在文学上虽然没多少建树，然而近代资产阶级的意识，他是把捉着的。他的许多很奔放的文字，很奔放的诗作，虽然未摆脱旧时的格调，然已不尽是旧时的文言。在他所受的时代的限制和社会的条件之下，他是充分地发挥了他的个性，他的自由的。其他如严几道、林琴南、章行严诸人都是这个时期的人物。林与章在几年前反对白话文的运动非常剧烈，其实他们自己在文言文的皮毛之下，不识不知之间已经在做离经叛道的勾当。譬如普通所称为最反动的章行严，你在他的文字中可以找出一句孔大圣人所极端表彰的“忠君”的字样来吗？他虽然要极端的恭维段执政，他似乎还不曾表示过要拥护宣统小儿皇帝，如像《宣统皇帝与胡适之》的那种受宠若惊的臭文字，他似乎还不曾做过。他在二十年前所做的《初等文典》（后改名为《中等文典》），其简洁精当之处远在《马氏文通》之上，在当时要算是充分的表现了近代的精神。他的文章要讲文法，要讲逻辑（“逻辑”一语似乎便是出于他的翻译），虽是文言，然已决不是从前的文言。这个时代性我们是不能抹杀的。所以在阶级的立场上看来，胡适之无殊于章行严，章行严亦无殊于梁任公，虽然他们的花样不同，党派稍稍也有点差别，然而他们同一是资产阶级的代言人！他们有时候也在互相倾轧抨击，那是他们的内部矛盾，特别是封建思想的沾染还没有清算干净。
大抵在****时期中，近代文学的面影还是一个潜流，还没有十分表现出沙面。那个时期中的人每每视文学为余技，无暇顾及，也不愿意顾及，不过他们东鳞西爪的也有一些表现（这一方面的资料让有心编纂一部公平的近代文学史的人去搜集）。在这个时期之内也有些用白话写出来的小说，如《官场现场记》，如《孽海花》，如《老残游记》，在文学上虽不必有多少价值，然在时代性上，在历史上，则优有它们的位置。它们在对于封建社会的暴露上，在对于近代社会的待望上，那与封建社会中所产出的《水浒传》、《西游记》、《红楼梦》、《镜花缘》、《儒林外史》等迥然不同。近来嗜谈白话文学的人对于封建时代的几部旧小说极力加以表彰，而对于封建社会崩溃期中的几种暴露小说却置诸度外，这可以说是那表彰者的数典忘祖，也可以证明表彰者的头脑受封建社会的毒染实在并未清除。甚么“整理国故”、甚么“新式标点”，要之不外是把封建社会的巩固统治权的旧武器，拿来加以一道粉饰，又利用为巩固资产阶级的统治权的新武器而已。
文学革命的泉水过了一段长久的伏流时期，在五四运动（一九一九年）的前后才突然爆发了出来，成了一个划时期的运动。主持这个运动的机关，谁也知道是《新青年》，主持《新青年》的人谁也知道是陈独秀。陈独秀本来并不是一个文学家，他的行径和梁任公、章行严相同，他只是一个文化批评家，或者是文化运动的启蒙家。他起初其实也不外是一个资产阶级的代言人。对于封建社会的旧文化的抨击，梁任公、章行严辈所不曾做到乃至不敢做到的，到了《新青年》时代才毅然决然的下了青年全体的总******，对于战阵全线开始了总攻击，突贯、冲锋、呐喊、鏖战，随处的尖端都放出火花，随处的火花都发展成燎原的大火。基础已经丧失了的统治了中国几千年来的“古先圣王之道”，到这时在新兴的青年间真如摧枯拉朽一样，和盘倒溃了下来，出现了一个旧时代的人所痛心疾首的洪水猛兽时代，新时代的人所讴歌鼓舞的黄金时代。
但这个黄金时代委实是黄金说话的时代！我们现在要认识明白——只有现在的我们才能认识明白——那时的那个文化运动其实就是资本社会和封建社会的意识上的斗争。我们大家应该都还记得《新青年》所尊崇的两位导师：一位是德先生的“德谟克拉西”（民主），其它一位是赛先生的“赛因士”（科学）。这德、赛二先生正是近代资本社会的二大明神。德先生的德业是在个权的尊重，万民的平等；赛先生的精神是在传统的打破，思索的自由，更简切了当的说，《新青年》的精神仍不外是在鼓吹自由平等。前一时期的自由平等的要求偏重在政治上、法律上，这一时期的自由平等的要求进展到思想上、文艺上来了。这是必然有的步骤。由文化本身来说，政治、法律和社会的经济基础逼近，所以基础一动摇，政治、法律便不能不先发生动摇。思想、道德、文艺等在上层建筑中比较更上一层，所以它们受到影响总要稍稍落后。更从产生文化者的主体来说，便是资产阶级在政治斗争上夺到了统治权之后，它第二步便要在思想上、道德上、文艺上、一切的观念体系上，来建设适合于它的统治，使它的统治权可以巩固的各种亭台。《新青年》所做的工作就是这一步——替资本社会建设上层建筑的这一步！这一点并不是有意要替它夸张，也不是有意要把它倒折，它不折不扣的就走到这一步。《新青年》中所有的一个局部战线，文学革命，不折不扣的也就只是这一步的革命。
《新青年》上关于文学革命的有两种口号，一个是“反对封建的贵族的文学”，又一个是“建设自由的平民的文学”[3]（大意是如此，原文在字句间当稍有出入，有《新青年》的人可以纠正，我现在手中无书）。这两句话表示得异常正确，所以正确的原因便是它们把这次文学革命表示得异常精当。旧文学在精神上是封建思想，在形式上是贵族趣味，新文学在精神上是自由思想，在形式上应得反贵族趣味。所谓自由思想自然就是打破传统、尊重个性、鼓励创造，创造适合于新社会的新的观念体系，和各种新的观念的具象化。这根本是和旧有的封建思想的贵族文艺对立的。两种口号在精神和形式两方都把这个对立道破了。不过这个对立是只存在在这个阶段上的，对于封建的所谓自由只是新兴资产阶级的自由，对于贵族的所谓平民是以新兴资产阶级的暴发户为代表，所以当年《新青年》所标榜的“自由的平民的文艺”，再进一个阶段仍不外是“新封建的新贵族的文艺”。这个自然是后话，但在《新青年》时代，这两句话的确是把当时的文学革命的性质和目标完全道穿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