佛肸要找老师去帮忙，老师也很想借这个机会去行道，“我难道是个硬壳葫芦儿？只能挂着做摆设，不能吃的吗？”急于想用世的孔老夫子的心境，真是吐露得淋漓尽致。这样袒护乱党的行径，连子路都不大高兴的，公然逃过了儒家后学的掩饰而收在了《论语》里面，实在是值得珍异的事。而且同在《阳货篇》里面还有公山弗扰的一节：
公山弗扰以费畔，召。子欲往。
子路不说（悦）曰：“末之也已，何必公山氏之之也！”
子曰：“夫召我者而岂徒哉？如有用我者，吾其为东周乎！”
《左传》作公山不狃，以费畔事系于定公十二年，然在《孔子世家》则系于定公九年阳虎奔齐之后。公山与阳虎同党，阳虎于定公八年“入阳关以叛”，公山当亦同时响应，其定公十二年之畔，盖定而复反者也。定公十二年时孔子正为鲁司寇，则召孔子事当在八年。此事虽记于《论语》，而《非儒篇》不及，盖因公山氏非孔门弟子之故。
第四，“漆雕刑残。”
《孔丛子·诘墨篇》引作“漆雕开形残”，形与刑通，漆雕之为漆雕开，殆无疑问。唯因何而“刑残”，事无可考。《韩非·显学篇》儒家八派中有“漆雕氏之儒”，又言“漆雕之议，不色挠，不目逃，行曲则违于臧获，行直则怒于诸侯”，虽同一有姓而无名，亦当是漆雕开。王充《论衡·本性篇》，载漆雕开言“人性有善有恶”，与宓子贱、公孙尼子、世硕诸儒同，可见漆雕开确曾成一学派。《汉书·艺文志》儒家有“《漆雕子》十三篇”，班固注云“孔子弟子漆雕啓後。”啓即是开，因避汉景帝讳而改。後乃衍文。盖啓字原作启，与后字形近。抄书者于字旁注以啓字，及啓刊入正文，而启则误认为后，更转为後也。这一学派既尚勇任气，藐视权威，自然是有遭受“刑残”的充分的可能。且此事，既与子路乱卫、阳货乱齐、佛肸畔晋等并列，必然也是所谓叛乱事件，那是毫无疑问的。
尤可注意的，初期儒家里面也有这样一个近于任侠的别派而为墨家所反对。近时学者，每以为侠出于墨，或墨即是侠；有此一事也就是强有力的一个反证。任侠之轻死虽有类于墨氏的“赴火蹈刃”，但他们的反抗权威却和墨家的“尚同”根本相反，我们是须得注意的。
又《孟子》书中言：“北宫黝之养勇也，不肤挠，不目逃，思以一毫挫于人，若挞之于市朝。不受于褐宽博，亦不受于万乘之君；视刺万乘之君若刺褐夫。无严诸侯，恶声至，必反之。”（《公孙丑上》）这和漆雕氏之议很相近。孟子又说，“北宫黝似子夏”，大约这位北宫黝也就是漆雕氏的后学，是一位儒家了。
以上，孔子帮助乱党，与其门人弟子帮助乱党例，见于《非儒篇》者一共七项。墨家既一一列举出来加以非难，在墨家自己当然是决不会照着这样做的了。这不是很鲜明地表示着了儒墨两派的基本立场吗？至少在初期，这情形，是无可否认的。所揭举的事实虽然不尽可靠，而《非儒篇》也不必就是墨子所写下来的文字，然把两派的立场实在是画出了极其鲜明的轮廓。以前推崇孔子的人，因为孔子已经成为了“大成至圣”，对于这些材料一概视为诬蔑，全不加以考虑。现今推崇墨子的人，把墨派几乎当成了不可侵犯的图腾，对于这些材料又一概视为痛快，也全不加以考虑。这些态度，我认为都是有所蒙蔽，非把这蒙蔽去掉，我们是得不到正确的认识的。
自汉武帝崇儒术黜百家以来，孔子虽然处于至高无上的地位，但在他的生前其实是并不怎么得意的。《庄子·让王篇》说他“再逐于鲁，削迹于卫，伐树于宋，穷于商、周，围于陈、蔡，杀夫子者无罪，藉夫子者无禁”；《吕览·慎人篇》亦有此说。注云“藉犹辱也”，足见孔子在当时，至少有一个时期，任何人都可以杀他，任何人都可以侮辱他的。这和亡命的暴徒有何区别呢！因此，我们要说孔子的立场是顺乎时代的潮流，同情人民解放的，而墨子则和他相反。这在孔门后学或许会喊冤屈，而在墨家后学是应该没有什么话好说的。
儒者要喊冤屈，这可能性很大。就是孔子在生当时，他的门徒已经在替他粉饰了。《论语》里面有下列一段故事，值得我们叙录。
子疾病，子路使门人为臣。病间，曰：“久矣哉，由之行诈也！无臣而为有臣，吾谁欺？欺天乎！且予与其死于臣之手也，无宁死于二三子之手乎！且予纵不得大葬，予死于道路乎！”（《子罕》）
这个故事不仅表示了孔子的态度，也把过渡时代的当时的时代性，表示得很清楚。臣是奴隶。在奴隶制时，主人死了奴隶大多数是要殉葬的，即使不殉葬总必然有一些特殊的行动。孔子生了病，子路以为会死，故尔把门人来假装成奴隶。这在子路或许是沿守旧制，想替孔子撑撑门面吧，也就和现今都还在烧纸人纸马那样。然而竟惹得孔老夫子那样生气，那样愤慨，痛骂了子路一顿。
我顺便要在这儿解释一下“门人”和“弟子”之类的字眼。这是春秋末年的新名词。那时沿守旧制的，有时也称为“徒”，称为“役”。门人服侍先生，和奴隶的情形差不多，不过是志愿性，而非强制性而已。“有事，弟子服其劳；有酒食，先生馔。”先生出门的时候，弟子要“仆”（即是当车夫），要任徒卫。但究竟不是徒，不是役，年稍长者先生视之如弟，稍幼者视之如子，因而有“弟子”之名。保守的子路，似乎不懂得孔子正以有“二三子”为新时代的光荣，而他偏要使同学们退回到旧时代的躯壳里去，竟挨受了那么一顿臭骂，那是罪有应得的。
但在子路或许还是出于无心，而在孔子死后，有心的粉饰更是层出不穷了。所谓“孔子没而微言绝，七十子丧而大义乖”，至少在这些方面是没有什么夸张的。一方面有墨家道家的攻击，另一方面以前的“窃国者”已经“为诸侯”了，乱党同情者的帽子是不好久戴的。故尔在《论语》里面也就有“陈恒弑其君，请讨之”的完全相反的记事，也更有“天下有道则政不在大夫，天下有道则庶人不议”之类的有道无道的放言。矛盾固然是矛盾，但我们与其相信神道碑上的谀词，无宁相信黑幕小说上的暴露。到了孟子手里粉饰工作更加彻底了，如“孔子于卫主痈疽，于齐主寺人瘠环”，大有不择木而栖的情况，也被斥为“好事者为之”，而另外说出了所主的两位正派人物来。到底那一种说法近乎事实，无从判断，但孟子是惯会宣传的人，他的话要打些折扣才行。举如他所说的“孔子成《春秋》而乱臣贼子惧”，那也就是一个最适当的例。《春秋》或许真是孔子所作的书吧，但那样简单的备忘录，在二百四十二年的行事当中记下了“弑君三十六，亡国五十二”，与其说足以使“乱臣贼子惧”，无宁是足以使暴君污吏惧的。
二孔子的思想体系
孔子的基本立场既是顺应着当时的社会变革的潮流的，因而他的思想和言论也就可以获得清算的标准。大体上他是站在代表人民利益的方面的，他很想积极地利用文化的力量来增进人民的幸福。对于过去的文化于部分地整理接受之外，也部分地批判改造，企图建立一个新的体系以为新来的封建社会的韧带。廖季平、康有为所倡道的“托古改制”的说法确实是道破了当时的事实。
一个“仁”字最被强调，这可以说是他的思想体系的核心。
“仁”字是春秋时代的新名词，我们在春秋以前的真正古书里面找不出这个字，在金文和甲骨文里也找不出这个字。这个字不必是孔子所创造，但他特别强调了它是事实。仁的内函究竟是怎样呢？虽然没有一个明确的界说，我们且在《论语》里面去找寻一些可供归纳的资料吧。
一、樊迟问仁，子曰“爱人”。（《颜渊》）
二、子贡曰：“如有博施于民而能济众，何如？可谓仁乎？”子曰：“何事于仁？必也圣乎，尧舜其犹病诸。夫仁者，己欲立而立人，己欲达而达人，能近取譬，可谓仁之方也已。”（《雍也》）
三、子张问仁于孔子。孔子曰，“……恭、宽、信、敏、惠。恭则不侮，宽则得众，信则人任焉，敏则有功，惠则足以使人。”（《阳货》）
四、颜渊问仁。子曰：“克己复礼为仁。……非礼勿视，非礼勿听，非礼勿言，非礼勿动。”（《颜渊》）
五、司马牛问仁。子曰：“仁者其言也讱。……为之难，言之得无讱乎？”（同上）
六、刚毅木讷近仁。（《子路》）
七、巧言令色鲜矣仁。（《学而》，又见《阳货》）
八、志士仁人无求生以害仁，有杀身以成仁。（《卫灵公》）
九、仁者先难而后获。（《雍也》）
从这些辞句里面可以看出仁的含义是克己而为人的一种利他的行为。简单一句话，就是“仁者爱人”。但古时候所用的“人”字并没有我们现在所用的这样广泛。“人”是人民大众，“爱人”为仁，也就是“亲亲而仁民”的“仁民”的意思了。“巧言令色”是对付上层的媚态，媚上必傲下，故他说“鲜矣仁”。“巧言令色”之反即为“刚毅木讷”，对于上层能如此，对于下层也不过如此，所以他说“近仁。因此我们如更具体一点说，他的“仁道”实在是为大众的行为。
他要人们除掉一切自私自利的心机，而养成为大众献身的牺牲精神。视听言动都要合乎礼。（就是“复礼”，复者返也。）礼是什么？是一个时代里所由以维持社会生活的各种规范，这是每个人应该遵守的东西。各个人要在这些规范之下，不放纵自己去侵犯众人，更进宁是牺牲自己以增进众人的幸福。要这样社会才能够保持安宁而且进展。要想自己站得稳吧，也要让大家站得稳；要想自己成功吧，也要让大家成功。这是相当高度的人道主义，要想办到这样的确不大容易，所以说“为之难”。他也这样叹息过：“我还没有看见过从心坎里喜欢仁的人，也没有看见过从心坎里恨不仁的人。……只要有人能够有一天把自己的力量用在仁的身上，我还不相信有什么力量不够的事情。从心坎里欢喜仁的人，从心坎里恨不仁的人或许有的吧，但我还没有看见过。”这也许是他有所愤激的时候说的话吧：因为在他的门徒们里面有一位颜渊，便是“其心三月不违仁”的人。三个月不改变仁者的心肠或许还短了一点，“其他的人便只是偶而仁一下而已。”孔子的理想，是要：“无终食之闲违仁，造次必于是，颠沛必于是。”尽管是怎样的流离困苦，变起仓卒，都不应该有一顿饭的时刻离开了为大众献身的心。这是要自己去求的，自己去做的，并不是高喊人道主义而希望别人给我些什么恩惠。这也并不在远处，就在自己的身边，也就在自己的身上。
为仁由己，而由人乎哉！（《论语·颜渊》）
仁远乎哉？我欲仁，斯仁至矣。（《沦语·述而》）
伯夷、叔齐……求仁而得仁。（同上）
仁既是牺牲自己以为大众服务的精神，这应该是所谓至善，所以说“苟志于仁矣，无恶也”，——只要你存心牺牲自己以维护大众，那就干什么事情都是好的。你既存心牺牲自己，不惜“杀身成仁”，那还有什么可怕的呢？又还有什么不能够敢作敢为的呢？在这些场合就是先生在前也不能和他推让，他不做，我也要做。所以他说：“仁者不忧”，“仁者必有勇”，“当仁不让于师”。
但是仁是有等次的，说得太难了，谁也不肯做，故教人以“能近取譬”。或者教人去和仁人一道慢慢地濡染，这就叫作“亲仁”，也就是所谓“里仁为美”。人对于自己的父母谁都会爱的，对于自己的儿女也谁都会爱的。但这不够，不能就说是仁，还得逐渐推广起来，要“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幼吾幼以及人之幼”。假使推广到“博施于民而能济众”，你是确确实实有东西给民众而把他们救了，那可以说是仁的极致，他便称之为“圣”了。他认为尧、舜便是比较接近于这种理想的人格。
孔子曾说“吾道一以贯之”，但他自己不曾说出这所谓“一”究竟是什么。曾子给他解释为“忠恕”，是不是孔子的原意无从判定。但照比较可信的孔子的一些言论看来，这所谓“一”应该就是仁了。不过如把“忠恕”作为仁的内函来看，也是可以说得过去的。这两个字和“恭宽信敏惠”也没有什么抵触。恭与信就是忠，是克己复礼的事。宽与惠就是恕，是推己及人的事。敏是有勇不让，行之无倦的事。
这种由内及外，由己及人的人道主义的过程，应该就是孔子所操持着的一贯之道。他在别的场合论到君子上来的时候，是说“修己以敬”，“修己以安人”，“修己以安百姓”，所说的就是这一贯的主张了。“修己以敬”是“克己复礼”；“以安人”是“己欲立而立人，己欲达而达人”；“以安百姓”是“博施于民而能济众”。故尔他说“修己以安百姓，尧、舜其犹病诸”，也和“博施于民而能济众，尧、舜其犹病诸”，是一样的意思了。
这种所谓仁道，很显然的是顺应着奴隶解放的潮流的。这也就是人的发现。每一个人要把自己当成人，也要把别人当成人，事实是先要把别人当成人，然后自己才能成为人。不管你是在上者也好，在下者也好，都是一样。但要做到这一步，做到这一步的极致，很要紧的还是要学。人是有能学的本质的，不仅在道义上应该去学仁，就是在技艺上也应该去学要怎样才可以达到仁的目的。立人立己，达人达己，不是专凭愿望便可以成功的事情。因而他又强调学。《论语》一开头的第一句便是：“学而时习之，不亦悦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