所谓以弱当强，就是以少数兵力佯攻敌诸路大军。
所谓以强当弱，就是集中绝对优势兵力，以五六倍于敌一路之兵力，四面包围，聚而歼之。
自古能军无出李世民之右者，其次则朱元璋耳。
——******读冯梦龙《智囊》卷二十二《兵智部·制胜·孙膑》批语
打仗要像唐太宗那样，先守不攻，让敌人进攻，不准士兵谈论进攻的事，谈论者杀。待敌人屡攻不克，兵士气愤已极，才下令反攻，一攻即胜。这样一可练兵，二可练民。
——******读冯梦龙《智囊》卷二十二《兵智部·制胜·孙膑》批语
唐太宗、李密皆当时草泽英雄。俗有两句话说李世民，其词曰：“太原公子，褐裘而来。”世民常劝他父亲不可固守太原，须要化家为国，李渊大悦，遂起兵直趋陕西，并用种种方法，见悦一般人。如兑钱粮，放二千宫女等。
——******1926年在广州农民运动讲习所的讲话
若论武力扩张，依照唐人国力，正可尽量向外伸展。但即在唐太宗时，一般观念已对向外作战表示怀疑和厌倦。中国人对国际，只愿有一种和平国际性的武装。唐代虽武功赫奕，声威远播，但中国人的和平头脑始终清醒。……中国人既不愿在武力上尽力扩张，向外征服，同时又不愿在财富上尽量积聚，无限争夺。
——钱穆《中国文化史导论》
李世民在这时候勤于听政，勇于就谏，是以彻底的运用了机缘，而达成历史上的“贞观之治”。
——黄仁宇《贞观之治》
唐初以均田、租庸调等制，奠下立国根基，又以无比的自信包容异族文化，熔铸出多彩多姿的大唐风采。然而随着人口增加及流动频仍，上述制度渐渐无法应付日趋繁复的地方事务，结果促使地方自行摸索治理之道，而中央对地方的控制则日渐削弱。在中央与地方权力消长的情势下，迸发了中唐安禄山的反叛，此一叛举又加速此一情势的恶化，最后黄巢得以聚众流窜于帝国内部十余年，终至掏空唐朝的威权体制。
7世纪的初唐，是中国****时代历史上最为灿烂光辉的一页。当帝国对外威信蒸蒸日上之际，其内部组织，按照当时的标准看来，也近于至善，是以其自信心也日积月深。
这也是一段创造系统的时期。拓跋魏所开始的均田制重新颁布，原则上耕地继续归于国有。按照唐律令，凡成年男子给田100亩，其中80亩为口分田，年老时退还政府；20亩为世业，可由家人承继，每三年编造一次户籍。随着均田制也有整齐划一的税收制度，纳税义务包含租、庸、调三项，租为每丁粟二石，调为绫绢二丈，庸则岁役二旬。以100亩的田土为基数，以上赋役的比重算是很轻的，所以在最初100年内，人户的登记不断增长，国家仓廪库藏也愈为充实，上下之间呈现一片和谐融洽的景象。
府兵制即紧接着户口登记而设，其原则是选农为兵，服役的时间内地与边防不同，根据一种复杂却又有规律的办法调整。既然每一中等之折冲府能出兵1000人，那么634府在短时间内征集兵员50万应当不成问题了。
匈奴与柔然（蠕蠕）寇边的情形已成往事，刻下强有力的游牧民族为突厥，其名号据说在北魏时期已出现，至隋而见于史传，以后还要与西文之Turks等量齐观，成为整个语系内诸民族的通称。但在公元630年，唐将李靖大败突厥以后，突厥就推戴唐朝皇帝（本身也有突厥血统）为“天可汗”。回纥为另一种突厥语系的民族，则不战而降。吐蕃为藏民族，其王因文成公主下嫁而和亲。只有高句丽不服唐帝国的节制而长期抗命，至公元668年，平壤始为唐军占领。
唐中央政府设吏、户、礼、兵、刑、工六部。此时尚谈不上内阁制，只是其设官分职已有相当的组织与秩序。隋唐以来——本书以之与宋联系称之为第二帝国——与汉代官制有一基本不同之处，即是中央政府派遣地方官，除少数地域例外，下达州县。汉朝的征辟，至此不用。隋朝已开始公开的文官考试制度，唐接着予以斟酌地采行，只是三年一度的会试至宋始成为定规。这种公开的考试足以打破过去的世族垄断。因着准备考试的读物标准化，雕版印刷出现于公元600年前后，即可能受此影响。只是如此一来，中国人民今后受官僚管制的程度也愈深。唐朝的文官集团有18805个建制的职位，加上其他辅助人员，案牍之士与军官一并计算凡受薪者共368668人，这在中世纪是一个极可观的数目。当时全中国人口可能为5000万。
唐朝带着世界主义的色彩。皇室李家自称为中国贵族华裔，可是在魏晋南北朝时代，他们的先祖历仕异族，也经常与少数民族的家庭通婚，而且这种透过民族界限通婚的习惯直到后世登九五之尊犹未终止。也可能因此混血的因素，使皇帝可名正言顺地称为“天可汗”。当中国皇帝威望最高的时候，恒河边上的印度王子接受了他的宗主权：一个阿萨密（Assarm）的篡位者被押赴西安受审；使节来自高句丽和日本；中国的都城有叙利亚人、阿拉伯人、波斯人、吐蕃人与安南人来定居。国子监亦即国立大学中，有这些国家的留学生，其中最具热忱的是日本人，其中有些像今日大使馆的文化参赞，在中国即曾居留达几十年。他们回国之后，对日本的文化有了具体的贡献，很多方面即仿照唐制——自铜币的设计到妇女的发髻，自室内的布置到围棋——从今之后，日本文物深具大陆色彩。高句丽与越南也有同样的趋向，但不像日本这么热切。
唐朝具有自信及安全感的时候，对信教自由极端地保障。公元645年，高僧玄奘离中土16年之后由印度回国，第二个唐朝皇帝李世民亲予接见。当日龙颜大悦，御前传旨，使玄奘有了各样的助手和各种方便，将梵文经典657件译为中文。创业之主李渊则于624年兴建一座道教的宇观。另外一种法令于638年准许景教（Nestorian Christianity）的传播。至于拜火教的介入较少为人提及，可是它们在西安寺庙里的僧侣也受到同文官五品和七品的待遇。
在中国帝王之中，李世民可算是最具有人身上的吸引力。隋朝末年群盗蜂起，世民怂恿父亲李渊（时为唐国公）乘机称帝，当时他才16岁。迄至24岁时，他在巩固朝廷削平群雄的关头最著战功。他有恻隐之心而又好奇心重，不惧危难也不辞劳瘁。他常直接指挥战斗，有时以数骑在前锋之外与敌方将领谈判。在作为一个政治人物的立场上讲，他以一群智囊人物（多数为具有眼光的读书人）追随其左右。虽说唐朝制度大致循服隋朝的前例，内中实施的细则乃由于李世民的经理而产生。他在位共23年，本章一开始就提到，唐朝制度从当时的眼光看来近于至善，其中大部之功绩应属于此位青年君主。除了名义之外，李世民实为朝代的创始人。
唐朝中央政府的一大特色为“三省分工”。尚书省总揽六部，执行经常业务；中书省可视为设计厅，主持重要的敕诏起草，及有关于制度的更革；门下省则可以视作一种复核机关，其官员审查各种公文，更正错误，有时提议政务上的调查。唐朝帝国政府所公布的各种规定，以律、令、格、式四大项目区分，大概律指刑法，令为行政上的指示，格为衙门内的规章，式为执行时的细则（因为当时的思想及习惯不同，以上只略示今日看来的大要）。这种体系上的区别，适合于重造帝国时的秩序安排。当日本人将此体系施行于他们国内时，即称之为“律令政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