回到营州，唐太宗命将战死者的遗体集中到营州柳城（今辽宁朝阳），设太牢祭祀，亲自临哭尽哀。死难者的父母听说此事，都很安慰，他们说：“咱们的儿子虽然战死了，但是皇上亲自为他们哭灵送葬，哀荣备至，死而无憾！”到北平，唐太宗为战死的将士建悯忠寺，以超度他们远在异国的亡灵。北平的接待官员用鲜绿的青菜招待皇帝，唐太宗问：“隆冬时节，怎么还有如此鲜菜？”地方官说是用暖棚栽种的，专供皇帝。唐太宗大怒，斥责地方官违背自然规律，冬行夏令，立即将他革职。这是唐太宗由于战事不顺，心情郁闷而找地方官的茬。车驾到达定州，太子李治迎接。大军出发的时候，唐太宗对太子说：“除非朕回来见到你，才会换掉这件袍子。”到秋天的时候，袍子都朽坏不少，臣下请他另换一件，他说：“战士的衣服也坏了不少，朕不能独自换新衣服。”一直到回到定州，太子亲自送了件新袍子给他，才更换过来。
兴师动众征辽，竟无功而返，唐太宗并不甘心。一年以后，他又想亲征，房玄龄等人再三相劝才劝住。但他还是派将军薛万彻去袭击高句丽，大军在边境取得一些胜利。第二次对高句丽作战还没有全面展开，唐太宗病重，战争只得停止，唐太宗带着没有剿灭高句丽的遗憾，离开了他创立的大唐帝国。
二十、废立太子遗祸后世
唐太宗于武德九年（626）八月即位，到贞观二十三年（649）三月去世，共在位二十三年。在位期间，他奉行大治天下的治国方针，励精图治，锐意进展，使唐王朝迅速地达到了天下大治的局面。社会定安，生产恢复，人民安居乐业，国力日益强盛。并且造就了皇帝兼听纳谏，广任贤良；大臣敢于发表和坚持自己的意见，上下一致，力求致治这样一种封建社会少有的政治风气，开创了被誉为“贞观之治”的中国封建社会中最突出的太平盛世，唐太宗也因此成为中国封建帝王中最为杰出的代表人物。
但是，在贞观盛世的巨大成功面前，唐太宗自认为在武功、文治和怀远三方面都超过了古人，骄傲和自满情绪开始滋长起来，思想和行为逐渐发生了变化，以“隋亡为戒”的历史教训逐渐被淡忘了，封建帝王的贪欲和****本能越来越多地在他身上体现出来。因此，到贞观中后期，号称太平盛世的贞观之治逐渐失去了它的光彩。
贞观初年，唐太宗比较注意节俭，禁止营造宫殿和追求奢侈，到贞观中后期，这种情况就逐渐改变了，宫殿的营造逐渐多起来，追求奢侈的现象也越来越严重。“求骏马于万里，市珍奇于域外”，在唐太宗的要求下，“难得之货，无远不臻；珍玩之作，无时能止”。由于唐太宗不断营造宫室和追求奢侈，使老百姓的徭役负担不断加重，服徭役的农民道路相继，甚至“兄去弟还，首尾不绝，远者五六千里，春秋冬夏季略无休时”。贞观十六年（642），更出现了农民为了逃避赋役，自己折断手足，谓之福手福足的情况。
在大臣的任用上，唐太宗也不像贞观初期那样唯才是举，以德行学识为先了。许多勋亲子弟充塞于朝廷，这些人没有实际能力，还互相牵制，大大影响了政府的行政效率，在兼听纳谏方面也不如从前。贞观初期，唐太宗是恐人不言，导之使谏，鼓励臣下犯颜直谏，到贞观中后期，则变得渐恶直言，不悦人谏，有时虽然勉强听谏，内心里也不愿意接受。特别是在贞观十七年（643）魏徵死后，除了刘洎、马周等少数人仍然不断地向唐太宗进谏外，其余大臣都是一味地阿谀奉承，这使唐太宗变得骄横****起来，兼听纳谏的良好作风逐渐丧失了。同时，在贞观中后期，唐太宗与大臣之间的关系也发生了变化，开始疑忌大臣，特别是贞观后期，这种疑忌心理越来越严重，对大臣动辄问罪，轻则贬黜，重则杀戮，使出身寒微的大臣遭受到了严重的打击，甚至连尉迟敬德、房玄龄这样一些佐命功臣，也未能幸免。贞观十七年（643），太子废立事件以后，这种疑忌进一步加深。唐太宗原来立长子承乾为皇太子，后来由于承乾染上了许多坏习气，喜好声色，漫游无度，再加上患过足疾，行走不便，唐太宗便逐渐厌恶承乾，转而宠爱四儿子李泰，准备更换太子。魏徵在世时，对唐太宗换宗易嗣的想法表示反对，极力维护承乾的太子地位。魏徵死后，承乾因谋反罪被废为庶人，与承乾有牵连的大将侯君集被杀，中书侍郎兼太子左庶子杜正伦也因此获罪。由于魏徵生前曾经推荐杜正伦和侯君集有宰相才能，唐太宗便怀疑魏徵和他们曾经结为朋党。又加上有人在唐太宗面前诋毁魏徵，说他曾经把自己前后的谏辞给谏议大夫褚遂良看过。唐太宗于是解除了他亲自答应的魏徵的儿子魏叔玉和衡山公主的婚约，并派人推倒了自己亲自撰文并书写的魏徵碑。魏徵是唐太宗最宠爱的大臣之一，死后却遭到这样的非难，可见唐太宗对大臣的疑忌心理已经发展到了多么严重的程度。
太子承乾被废之后，唐太宗想立四儿子李泰为皇太子，但遭到一些元老重臣的反对。最后在长孙无忌、褚遂良等人的坚持下，唐太宗终于决定立九儿子李治为皇太子。由于宰相刘洎曾经支持李泰当太子，唐太宗对他很不放心，后来由于褚遂良的诬告，唐太宗便趁机将刘洎杀掉，并清洗了其他支持李泰做太子的大臣。唐太宗临终时，对寒族地主出身的宰相李世也不放心，将他由宰相降为叠州都督进行考验。这一切都可以看出唐太宗疑忌心理的严重。
贞观中后期，唐太宗虽然在政治上开始走向下坡路，但他并没有堕落成为一个昏庸的君主，在某些方面还能够保持贞观前期的良好作风，并且能够对自己一生的功业进行冷静的回顾和总结。贞观二十一年（647）五月，他问左右大臣：“自古帝王，虽然能平定中原，却不能使周围的小国臣服；我的才能赶不上古人，但取得的成绩却比他们还多。这是什么原因？你们可随便谈出自己的真实看法。”群臣都说：“陛下功德如天地，说什么也不足以形容。”唐太宗说：“不然，我之所以能达到这么高的成就，只不过是做到了五件事。第一，自古帝王多嫉妒才能胜过自己的人，而我看见别人的长处，像看见自己的一样高兴。第二，无论何人都不可能十全十美，我往往能弃其所短，用其所长。第三，有的帝王爱贤者恨不得抱在怀里，憎不肖者又恨不得推入沟壑；而我对贤者很尊敬、重用，对不肖者也很可怜他，使两者都能各得其所。第四，自古帝王多厌恶正直之士，或者公开杀害，或者暗中杀害；而我从即位以来，正直之士，比比皆是，不曾罢免过一人，也不曾给一人治罪。第五，自古帝王皆看重汉族，看不起少数民族；我独能一视同仁，一样爱护关怀，所以他们都来归附。我有今天的成功，就是因为做到了这五件事。”唐太宗总结的这五条成功的原因，是比较符合实际的。
在临终之前，唐太宗也并没有片面地陶醉在成功之中，还能够坦率地指出和承认自己的缺点。贞观二十二年（648）春天，即唐太宗逝世的前一年，他亲自为太子李治撰写了《帝范》十二篇，把自己所做的错事说给儿子听，要他以古代圣贤为师，不要效法自己。唐太宗说：“古人说过，效法上等，仅能学到中等；而效法中等，必然要成为下等；你若只学我，就连我也赶不上了。我居大位以来，不对的地方很多：锦绣绸缎、珍宝珠玉不绝于前，宫室楼台屡有兴建，好狗骏马，到处搜求，又经常外出巡游，劳费和麻烦百姓。这些都是我的过失，你千万不要以为是对的而加以学习。我不过度使用民力，给百姓的益处很多，又开创了大唐的天下，功劳很大。因为给百姓的益处多损害少，所以百姓还不抱怨；又因为功劳大而过失小，所以事业才没有垮掉，但比起尽美尽善来，还差得很远。”作为一个封建帝王，唐太宗在为自己盖棺定论的时候，尚能谈到自己的缺点，这是不容易的，也是难能可贵的。
作为皇帝，唐太宗宫闱生活和历代封建帝王是一样的，广占众媛，妻妾成群，皇后虽然只有一个，妃嫔则为数众多。为了满足自己的贪欲，唐太宗还曾多次进行挑选美女和才女的活动，在宫中罗致了大量的美女和才女，即使对已有婚约的美女和才女也不放过，甚至连隋炀帝的皇后萧氏、弟弟元吉的爱妃杨氏、堂兄庐江王李瑗的爱姬崔氏、贞观名将侯君集的姬人也都纳入后宫。这种“乱伦”行为，历来被后世史学家所讥议，古代著名的史学家范祖禹、理学家朱熹都曾经对唐太宗的这种行为进行过指责。在宫闱生活方面，唐太宗虽然不能和荒淫无耻的隋炀帝相比，但也称得上是一个好色之君。
唐太宗的好色遗祸后世，他宠爱武媚娘，即后来的武则天，经常召幸她。在武媚娘春风得意之时，白天经常出现太白星。星相家李淳风说这是女主昌的征兆，唐太宗又想起民间流传的《秘记》所载：“唐三代而亡，女主昌。女主武氏代有天下。”唐太宗为此杀了许多武姓人，但他不忍心杀武媚娘。
在唐太宗众多的后妃当中，能够以自己的贤德对唐太宗的政治生活产生影响的，主要有两个，贞观前期是皇后长孙氏，贞观后期主要是妃子徐惠。
长孙皇后出身于世代显赫的贵族世家，自幼受到过良好的教育，知书善文，聪明贤淑，是一个有见解、识大体、宽厚仁慈的女性。她以自己的贤德和才干影响了唐太宗的家庭生活和政治行为，为开创贞观之治的大好局面做出了重要的贡献。长孙皇后最突出的政治见解是防范外戚专权。她哥哥长孙无忌是唐太宗的佐命元勋。唐太宗对他信任备至，委以宰相之职。对此，长孙皇后一再以汉朝诸吕与霍氏等外戚专权乱政的历史事实提醒唐太宗，要求降低长孙无忌的官位。她还让哥哥亲自向唐太宗要求降职，一直到临终前，长孙皇后还告诫唐太宗注意防止出现外戚专权的现象。在中国古代历史上，后妃得宠时，依凭裙带之风加重本家族父兄的权势是不乏其例的。而长孙皇后则力避裙带之嫌，把外戚专权乱政而导致身败名裂的历史教训作为切骨之诫，是不失为远见卓识的。贞观之治没有出现外戚干政的局面，与长孙皇后有着很重要的关系。
长孙皇后的政治见解和才干，对唐太宗产生了很重要的影响。长孙皇后在世时，唐太宗经常与她讨论国家大事，听取她对某些大问题的意见。贞观初年，唐太宗能够虚怀纳谏，与长孙皇后的协助是分不开的。每当唐太宗任情使性不能虚心听谏时，长孙皇后便通过各种方式进行规劝，使唐太宗能够继续保持虚怀纳谏的好作风。由于长孙皇后知书善文，熟读经史，因此她也常常引用一些历史典故来对唐太宗进行劝谏。
在唐太宗晚年，对他影响较大的是贤妃徐惠。徐惠是当时著名的才女，聪明绝顶，博览群书，还未成年就已经有了很大的名气。徐惠入宫以后，虽然位列妃嫔，但对国家大事也十分关心，经常和唐太宗谈论国家大事，议论朝政，并提出自己的一些见解和看法。唐太宗喜欢她知书善文、纵论古今的才华，把她看做是长孙皇后一样的人物，对她的见解也颇多接受。
贞观后期，由于唐太宗频繁地发动战争，徭役和兵役的征发空前严重，造成了社会矛盾的激化。因此在贞观二十二年（648），徐惠向唐太宗上疏进行劝谏，这篇上疏结构严谨，声情并茂，论据充实，真切感人，深受唐太宗的赞赏。
二十一、多才多艺文治武功
唐太宗不仅是一位杰出的军事家和政治家，而且还是一位多才多艺的君主。他精于弓马，擅长诗书，是一位文武全才的皇帝。
唐太宗以马上取天下，在武力统一中原和边疆的过程中，多得力于骑射战术，因此对弓马特别精通。从晋阳起兵到登基做皇帝，他的生涯几乎是和弓马伴在一起的，他所用的弓箭，比平常人用的要大一倍，命中率高，威力大。他在指挥战争期间，每每乘骏马、持大弓，冲锋陷阵。后来登基做了皇帝，他娴熟的骑射技术仍然不减当年。唐太宗嗜好弓马，特别是对骏马的嗜好以至成癖。昭陵六骏雕刻，既是唐初雕刻艺术的高度成就，也是唐太宗嗜马成癖与他驰誉战场的真实写照。
唐太宗还擅长诗文和书法。他一生写了不少诗文，后来被清朝人编入《全唐文》和《全唐诗》中的就有文七卷、赋五篇、诗一卷六十九首。唐太宗的文章主要是政论、史论、诏敕之类，其中《帝范前后序》、《金镜》等是他的代表作品。唐太宗的这些文章大多是用骈俪文体写成，注重辞藻和排列，讲求对偶与用典，在形式上还没有摆脱六朝以来的绮丽文风。但是，由于唐太宗是一代开国之君，具有丰富的政治经验和艰难的统治历程，所以他的文章政治色彩比较浓厚，开创了富有时代特色的贞观之风。由于唐太宗的倡导与实践，使贞观文坛出现了一派兴盛的局面。
唐太宗虽然爱好和擅长诗文，但却不重文名。他说：“君主要以德政治天下，只靠文章是没有用的。”在贞观时期，唐太宗一直没有答应刊刻自己的诗文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