赫鲁晓夫1894年4月15日出生于俄罗斯南部一个名叫卡里诺夫卡的村庄。[1]他的父母亲，谢尔盖·尼卡诺罗维奇·赫鲁晓夫（Sergei Nikanorovich Khushchev）和阿克西尼娅·伊凡诺夫娜·赫鲁晓娃（Aksinia Ivanovna Khrushcheva），与前来村庄里阿恰吉尔教堂参加洗礼的教父母们一样，都是贫苦的农民。尼基塔·赫鲁晓夫在卡里诺夫卡一直生活到1908年，那年他家迁徙到了乌克兰东部产煤的尤索夫卡镇。在他最后五年所写的数千页回忆录里，赫鲁晓夫对他头14年的生活着墨很少。“他从一开始就宣布，”他的儿子回忆说：“他不准备从孩童时代开始讲述他的生活。他不能忍受那种编年史式的叙述，这会使他感到压抑。”但是在回忆录中，他对在尤索夫卡附近煤矿的生活却进行了着重描述，在他的政治生涯中，他一直声称他的父亲不是农民，而是矿工或工人。这种有选择的强调部分是出于政治考虑——一个工人阶级国家的领导人需要一个无产阶级的家庭背景——但是这并不是全部的原因。因为在尤索夫卡的生活中，很多事情是这位具有领导天赋的儿子宁愿忘记或忽略的。[2]
现在从莫斯科到卡里诺夫卡，你需要先乘一夜的火车到库尔斯克，这是一个离乌克兰边境60英里、人口100万的省会城市。从那里向西沿着坑坑洼洼的破旧公路驾车两小时可以到达德米特里耶夫卡，向南到达科马托夫卡［一个拥有6000人的地区中心，该地名源于Khomut（马轭）］，然后再沿着公路向西南就可以到达卡里诺夫卡了。[3]
6月底，赫鲁晓夫村庄周围绵延的草地看上去翠绿而茂盛，虽然不像附近俄罗斯与乌克兰的黑土带那么肥沃，但要比再往北靠近莫斯科的地方肥沃得多。从土地的外观上判断，这些坐落于碧绿田野间的村庄生活应该很富足。然而在赫鲁晓夫出生后的一个世纪里，当每年春天冰雪融化时，那里的乡间小路就成了泥泞一片，要想到那里去，唯一可靠的交通工具就是吉普车。在该地区其他所有的村庄里，主要的街道都是满是车辙印的肮脏道路，农民的房子都是木质的，而且看上去很多都显得东倒西歪。但是在尼基塔·赫鲁晓夫的村庄，情况并不是这样。
卡里诺夫卡的主要街道是铺就的，从科马托夫卡到那里的道路也是如此。当赫鲁晓夫上台执政时，这里第一次铺上了沥青路面，同时在卡里诺夫卡的中心广场竖起了一批令人惊讶的建筑：一个新古典主义的四柱“文化宫”，据说是替代了赫鲁晓夫接受洗礼时的教堂；一座农业大学校园，是从库尔斯克搬到卡里诺夫卡来的，以及一座五层的学校宿舍，同时也用于招待来自全国和世界各地前来参观的客人，他们来这里主要是参观卡里诺夫卡在赫鲁晓夫仁慈的领导下所取得的伟大成就。穿过通过广场的道路有一个巨大的人工湖，而在另一边，沿着从科马托夫卡到这儿的道路，是一排整齐的红砖房。这些房子在英国不会显得不合适，但是它们在1991年仍然是一个集体农庄里农民的栖身之所，这个集体农庄直到1964年才被命名为赫鲁晓夫故居。
从广场步行不远（通过文化宫，沿着人工湖边，从一只山羊在路旁瞅着行人的小路走下去）就到了老城区，那里立着一块像墓碑一样的石板，表明这里就是“尼基塔·赫鲁晓夫童年生活的地方”。他出生时的房子很早以前就坍塌了，但是在原址上建起来的砖墙农舍却显得干净整洁，随时可供人参观。居住在那里的村妇自豪地向我们展示了位于会客室一角的赫鲁晓夫大幅肖像，在他出生时，这里是悬挂圣像的。
1894年的卡里诺夫卡与经赫鲁晓夫时代改造后的模范村镇有着天壤之别。随着1861年农奴制的废除，一些土地转到了耕作的农民手中，但是即使对于境况稍好一点的农民而言，农奴制的结束只是带来了自由，而并非真正的富裕。这种解放所带来的一个严重缺陷是新近获得自由的农奴真正获得的土地少得可怜，而且他们还要支付难以承受的大笔费用。农业生产率未能与人口的快速增长保持同步。此外，沙皇政府越来越重视工业化，加上土地成本的上涨与谷物价格的下跌，其结果是在19世纪结束前夕，出现了席卷农村地区的危机。到1900年，大多数俄国农民靠耕作土地只能维持四分之一的生活，为了贴补家用，他们只好去地主或富农那里当长工，或是租种土地成为佃农，实际上他们又回到了半农奴状态。
根据1888年出版的俄国农民生活记录，“所有的农民，不管是穷是富，没有太多的例外，都同样居住在狭窄的农舍里，这些家宅长宽在15英尺到20英尺见方之间。在这样的空间内再分隔成一到两个房间，孩子与大人都挤在一起。可供呼吸的空气很少，以致我们的卫生学家不得不承认，这些人没有被窒息而死的唯一原因可能就是墙壁的透气作用”。
一份20世纪初期的报告详细补充、说明了当时的情况：“没有烟囱的农舍仍然很普遍……几乎所有的农舍都是茅草屋顶，经常漏雨，冬天为了保暖，墙壁上一般都涂满了牛粪。农民家庭……一般都分上下两层睡觉，有人睡在板凳上，有人睡在木板上——都在灶台后面。……带浴室的居室更是异想天开。……他们几乎从来不用肥皂。……皮肤病……梅毒……流行病、营养不良。……像肉、面粉、熏肉和植物油之类的食物只有在极个别的情况下才会出现在他们的餐桌上，也许一年只有两到三次。他们日常的膳食包括面包、卡乌斯（一种用谷物酿成的非酒精类饮料），通常还有卷心菜与洋葱，秋天也许会加上新鲜的蔬菜。”
赫鲁晓夫出生前的两年，卡里诺夫卡共有居民1197人，其中男性588人，女性609人。村子里一共有156间农舍，平均每间农舍里居住着八人。19世纪中期，坦波夫省附近维里蒂亚奥村的大多数房子都是光线昏暗、被炊烟熏黑的茅草屋，冬天农户通常和他们的牲畜共同生活于这些茅草屋里。在劳作方面，根据1880年的一份材料，“所有那些描写过俄罗斯农村生活的人——不，所有曾经在俄国农村生活过几个月的人——都知道，他们很难想象还有比那里的农民干得更累的活。”从六七岁开始，农村孩子就要担水，砍柴，跟随他们的父亲蹒跚着在地里干活。到了八九岁，他们就负责放牧牛羊。到了13岁，他们就要跟着父亲从早到晚在地里忙碌了。赫鲁晓夫从他能走路时就开始干活了。不久，他就在父亲干活的地边放牧小牛和羊，后来是奶牛。我们没有尼基塔小时候的照片，但是不难想象一个活蹦乱跳的小孩，直到六七岁还穿着一件仅有的长长的农村大褂，后来才有了用亚麻或羊毛纺织而成的粗布裤子。赫鲁晓夫回忆说，他在孩提时从春天到深秋都是光着脚。“每个村民都梦想着有一双靴子。我们小孩要是有一双像样的鞋子就算是很幸运了。我们都是用衣袖来揩鼻涕，用绳子系裤子。”
对于像尼基塔这样健康、每天在露天呆很长时间的小孩来说，这样的生活好像还可以忍受。但是后来在说到贫苦农民的生活方式时，赫鲁晓夫称之为难以启齿，急切需要变化。像他这样的小羊倌是“村子里最不起眼的人。”他回忆道。赫鲁晓夫在卡里诺夫卡村穿的“鞋子”是一种称为“莱普踢”的韧皮拖鞋，是用窄条的椴树皮编织而成的。在雨雪天这种最需要鞋子的时候，“莱普踢”显得太轻了，几乎不能起到任何保护作用，从中我们可以想象出当时农村的贫困境况。多年以后，当赫鲁晓夫成为苏联领导人时，他还不止一次地说过，他和他的国家已经穿够了“莱普踢”，不可能再回到那种年代了。当1960年秋天在联合国大会上敲打他的棕色鞋子时，他只是在世界人民面前增强了他粗鲁无知的俄国农民形象，这真是滑天下之大稽。
如果说卡里诺夫卡村的田间劳作不可能培养村民的优雅情感与气质的话，那么像斗拳比赛这样有组织的娱乐活动同样也没有起到作用。直到20世纪初，这种斗拳比赛在像圣诞节、主显节、忏悔日之类的节日里还在继续举行着。在维里蒂亚奥，“两队，每队代表着半个村子，在教堂附近的草地上面对面站着。他们穿着节日的服装相互打斗。除了拳头，不能使用其他的任何方式，这是严格的比赛规则，谁要是违背了这一规则，就会被逐出比赛。……参加比赛的不仅有成年人，也有年轻人。打斗先从年轻人开始，成年人后来才加入。每个参与者都会选择一个在年龄和身材上都与自己相当的伙伴（即对手）。例如，老年人会与老年人比赛。有些人会在比赛前喝一些酒来壮胆。整个村子里的人都会前来观看。”
在像赫鲁晓夫家这样的俄国农民的生活中，教育并非优先考虑的问题。1881年，在维里蒂亚奥村的922个成年人中，断文识字的只有46人。到19世纪末，村子里学校的学生数量有所增加，但只有男孩能读两到三年的小学。在他们“勉强能读写”时，他们的父母就会让其辍学。一位村民回忆道，他的父亲在一年春天宣布：“把书本送回学校吧，我们要去耕地了。”
当时的学校有两类：一类是东正教教会学校，另一类是由19世纪60年代大改革时期成立的当地政府机构“宰穆斯特乌”[4]设立的。尼基塔·赫鲁晓夫很显然上过这两类学校，但总共只有大约两年的时间。[5]在这两类学校中，公立学校相对好一些。在维里蒂亚奥，公立学校“不能满足最基本的教育甚至卫生需要”，而在两级制的教会学校，教学质量“更加糟糕”。两类学校的基本课目都包括初级的阅读、写作与算术，以及由当地牧师教授的宗教内容，但是根据1913年对另外一个省的调查，“大多数学生只获得了基本的识字能力——阅读的能力，而没有获得写作能力”。教师的教学不仅要经过严格的组织，而且通常是故意不让学生有独立思考的想法。1887年维里蒂亚奥区办公室的一份指令性文件要求，教师“必须严格遵守规定，不能有与学生分享其在某一具体问题上的所有知识的想法”。
赫鲁晓夫的外祖父属于那种极度贫穷的农民。“他既不会读，又不会写，”赫鲁晓夫回忆说：“他一生中只洗过两次澡——一次是在他出生后接受洗礼时，另一次就是在邻居们准备安葬他时。”当他“离开服役了25年的军队时”，根据赫鲁晓夫的说法，他的外祖父“就回到了农村，做了一辈子的农民”。但是他的奶牛“挤的奶只够染白菜汤”，这样就可以让人看不见菜汤里没有土豆了。赫鲁晓夫的外祖父一共有三个女儿，阿克西尼娅（Aksinia），或者简称西尼娅（Ksenia），她是赫鲁晓夫的母亲。她被送到季斯基诺村和她的姐姐亚历山德拉（Aleksandra）生活在一起，在那里她靠给一家地主擦地板维持生计。
赫鲁晓夫的祖父相比较而言则较为富裕一些。尼卡诺（Nikanor）·赫鲁晓夫出生于1852年，是一个于1816年逃离农奴制的农民的儿子。尼卡诺与辛尼娅的父亲在一个部队里服役。后来尼卡诺的儿子谢尔盖就与辛尼娅结婚，并将她带回到卡里诺夫卡，在尼基塔·赫鲁晓夫的记忆里：“他们回到卡里诺夫卡不久，他的父亲就搬家了。根据当时的习俗，父亲在最大的儿子结婚后要让他分家另过，在他结婚时也不会给他任何的土地或礼物。我的母亲和父亲就离开了家，在别的地方定居下来，但是他们的生活并不富裕。”
与赫鲁晓夫的回忆相反，实际上当时的俄国农村并没有这样的习俗。除非因为分割家产与长辈发生严重的分歧，否则儿子与儿媳通常都与他们的父母生活在一起，他们的收入要上交给家里。分家“要么由父辈提出来，要么由儿子提出来，因为父子之间发生了不可调和的纠纷”。只有在这种情况下，父亲才会将儿子逐出家门，“给予很少或者不给任何财产，或者是独立性较强的儿子在事先没有征求家长同意的情况下（选择）离开父亲的家，这样不仅会引起父亲的不满，而且也有可能丧失财产继承权”。
当时只有在这种情况下，尼基塔·赫鲁晓夫的父亲才有可能说是成了习俗的受害者。此外，尼卡诺·赫鲁晓夫将谢尔盖逐出家门不是一次，而是两次。由于没有土地，财产也很少，谢尔盖·赫鲁晓夫就离开了家，迁徙到了离他家西南275英里的顿巴斯（顿涅茨盆地）的尤索夫卡。根据他儿子尼基塔的说法，在那里谢尔盖“先是在铁路上当了一名普通的劳工。他整理铁路枕木，平整路基，开货车，以及挖掘排水沟。当这种季节性的工作结束后，他就在一家砖厂工作。他负责和泥、垒砖，后来有了经验后就在窑里干活。这种工作也是季节性的，后来他也离开了”[6]。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