7月19日，肯尼迪批准了一个耗资35亿美元的军事集结计划，但没有宣布国家进入紧急状态。他请求国会授权将征兵人数扩大两倍、动员预备役部队、为批准战争准备开支，并贮存防辐射掩体，以防发生核战争。肯尼迪于7月25日向全国发表了不太乐观的电视讲话，他的这些动作是赫鲁晓夫没有想到的。他在布尔绍伊剧院观看芭蕾舞表演时打电话将英国大使弗兰克·罗伯茨叫到了他的包厢里，警告说他的军队将比派往德国的西方军队多一百倍，如果爆发核战争，英国有六颗氢弹就“足够了”，法国只要九颗。
约翰·J.麦克洛伊在7月底拜访了呆在黑海别墅的赫鲁晓夫。作为肯尼迪的首席裁军谈判代表，麦克洛伊一直呆在莫斯科，他和妻子女儿突然被召到了皮聪大。很显然，赫鲁晓夫想对肯尼迪7月25日的讲话作出迅速而直接的回应。在阅读肯尼迪的讲话前，他的情绪很好，邀请麦克洛伊游泳，借给他一条闲置的但尺码太大的游泳裤，搂着麦克洛伊一起照相，打羽毛球，并开玩笑说外交上的争吵就像来回踢足球一样。
然而，第二天早上，在阅读并消化了肯尼迪的讲话后，赫鲁晓夫“真的气疯了”，“说话强硬而好战”。赫鲁晓夫称肯尼迪的讲话是“预先宣战”，因为这等于给他下了“最后通牒”，并重复使用了现在已成习惯的长篇大论的威胁：不管发生什么情况，他都要签署和平条约；西方国家通往柏林的道路将被切断；如果西方国家动用武力，那将是一场热核战争；虽然美国和苏联可能会幸存下来，但美国的欧洲盟国将被彻底摧毁。此时的赫鲁晓夫对肯尼迪恨之入骨，相比较而言，艾森豪威尔则要显得好一些。在会谈的间隙，他赞扬了这位前任总统，并暗示说他希望重新发出对艾森豪威尔访问苏联的邀请，在U-2飞机事件的紧张时期，赫鲁晓夫随便地取消了这一邀请。“我当然是不可能去的，”艾森豪威尔后来对他儿子说：“但是让我费解的是赫鲁晓夫为什么提起这样的事情。”
在会见麦克洛伊一个星期后，赫鲁晓夫在莫斯科召开的一次华约首脑秘密会议上详细复述了他们之间的谈话：“请转告你们的总统，我们接受他的最后通牒与条件，并将以实际行动做出回答。……我们是会以战争来迎接战争的。”赫鲁晓夫说过：“我是总司令，如果战争爆发，我会给部队下达命令的。”如果肯尼迪挑起战争，那他将是“美国的最后一任总统”。[15]
赫鲁晓夫对麦克洛伊的宣泄标志着他胁迫肯尼迪的行动达到了顶峰，同时也反映了他自身的不安。肯尼迪出乎意料的强硬立场并没有动摇赫鲁晓夫认为肯尼迪可以被摆布的看法。相反，他担心肯尼迪会过于软弱，他会被美国的反动派拖入战争。美国“几乎丧失了管理能力”，赫鲁晓夫告诉他的华约盟国说。肯尼迪本人“对美国政策的方向与发展几乎发挥不了什么影响”。美国参议院就像中世纪诺夫哥罗德的议事场所一样，一群特权贵族在那里“大喊大叫，相互扯着胡子，这就是他们决定谁正确的方法”。由于美国政治的不稳定，“什么事情都是可能发生的，包括战争；他们是能够发动战争的”。虽然杜勒斯已经不在人世，但他也害怕战争。不过“如果肯尼迪说出这样的话，他就会被人称为懦夫”。肯尼迪是“政治中的一个未知数”，赫鲁晓夫“对他还处于了解中。……他对于民主党和共和党都发挥不了太大的影响，而这个国家又是如此的强大，因此这构成了一定的危险”。
很显然，赫鲁晓夫认为抑制美国的最佳办法就是通过吓唬的手段打破眼下的僵局。这样的办法就是放弃他不会恢复核试验（除非美国进行核试验）的承诺。尽管到8月底才公开宣布，但赫鲁晓夫在7月份的一次克里姆林宫秘密会议上就已经透露了他的想法。他当然不会想到被召集起来的科学家产生了不满情绪，但是安德烈·萨哈罗夫却敢于说出他的不满，起初是口头的，后来他给赫鲁晓夫写了一封信，说恢复核试验“只会对美国有利”，同时“危及禁止核试验谈判、裁军进程与世界和平”。赫鲁晓夫刚开始并没有做出答复，直到后来的一次盛大宴会上，赫鲁晓夫对科学家们举起酒杯，发表了半个小时的演讲——“刚开始还比较平静，”萨哈罗夫回忆说：“但是后来激动起来，脸色涨得通红，嗓门也提高了。”
萨哈罗夫已经“超出了科学的界限，插手政治了”，赫鲁晓夫说。
他的触角伸到了本不属于他的地方。……政治就像那个关于两个乘火车旅行的犹太人的古老笑话一样。一个人问另一个人：“那么，你要去哪儿？”“我要去日托米尔。”“真是个狡猾的狐狸，”第一个犹太人想：“我知道他真的是要去日托米尔，但他却告诉我他要去日托米尔，好让我以为他是要去日摩棱卡。”政治上的事情交给我们——我们是专家。……我们执行政策是为了赢得强大的地位。……我们的对手除了实力以外不会懂得其他任何东西。瞧，去年我们帮助肯尼迪当上美国总统，然后我们与他在维也纳会谈，这本来是可以成为一个转折点的，但是他说什么？“不要过分地要求我。不要让我脱不了身。如果我做出太多的让步，他们会把我赶下台的。”好家伙！他来进行会谈，但却不能做主。我们要这样的人究竟有什么用？我们为什么要在他身上浪费时间？萨哈罗夫，不要试图告诉我们该做什么、怎么做。我们了解政治。如果听了像萨哈罗夫这样的人的话，那我就是只水母，就不是部长会议主席了。
赫鲁晓夫的长篇大论给本来欢乐的气氛投下了一枚炸弹。“大厅里一下子安静了，”萨哈罗夫记得：“所有的人都惊坐在那里，一些人相互交换着眼神，其他的人则面无表情地坐着。”这种长篇讲话也反映了赫鲁晓夫内心的疑惑。如果他如此精明，那他为什么还要“帮助”肯尼迪当选？假如赫鲁晓夫认为险恶的势力控制着美国总统，那他一开始为什么还要指望肯尼迪？
如果说赫鲁晓夫对事情发展的方向感到吃惊，那么负责执行他奇怪路线的人就更加感到惊愕了。5月19日，苏联驻东德大使米哈伊尔·别尔乌辛（Pervukhin）（他1957年时是支持莫洛托夫、马林科夫与卡冈诺维奇，反对赫鲁晓夫的）给葛罗米柯发去了一封信，强调了与乌尔布里希签署和平条约的风险。为了避免西方国家可能采取的经济封锁，别尔乌辛建议签署一份临时协议，即使这份临时协议到期，也不要自动结束西方国家在柏林的占领权利——而这些条件正是赫鲁晓夫在维也纳予以否认的。7月4日，别尔乌辛描述了“签署和平条约后可能产生的更加棘手的问题”（例如，帮助东德建立对西德与西柏林之间空中与陆上的控制，以及西德与东柏林之间边境的控制），他的言下之意是不应该签署和平条约。
根据当时苏联驻东德外交武官尤里·克维特辛斯基的说法，“我们大使馆与［外交部］第三欧洲司的人感到，并一遍又一遍地向德国人重复说我们得表现得更加克制。……”让科尔年科和其他驻华盛顿的人感到担心的是赫鲁晓夫本人并不克制。[16]
苏联最高军事当局也并不感到高兴。如果赫鲁晓夫什么时候真的将他的讹诈付诸实施，那他们只得表示支持。然而由于赫鲁晓夫一个劲儿地进行导弹威胁，西方国家的军备预算正在不断上升，而苏联所吹嘘的洲际导弹的威力实际上并不是那么回事。“在洲际弹道导弹方面，”谢尔盖·瓦伦特索夫（Varentsov）元帅对奥列加·彭科夫斯基上校抱怨说：“我们还是什么都没有。所有的东西都还仅仅停留在纸面上，实际的东西什么都没有。”更为糟糕的是，彭科夫斯基实际上是美国的秘密代理人，瓦伦特索夫所说的一切都被他秘密地转告给了中间人。当1961年冬天赫鲁晓夫对全国进行旋风式考察，努力想使农业生产走上正轨时，苏联的元帅们就已经与主席团委员米高扬和苏斯洛夫进行了会谈，请求增加军事投资。“要是斯大林，他肯定会使劲地敲桌子，肯定会那样的。”瓦伦特索夫后来告诉彭科夫斯基说。然而，这一次他们没有得到任何资金。
7月25日，瓦伦特索夫邀请了一帮好朋友到他的别墅里，庆祝他晋升为上将。在与彭科夫斯基私下谈话时，他抱怨说，支持东德切断西柏林与西德之间主要公路联系的计划是极具风险的。整个方案都是基于这样的假设，即西方国家不会开战，或者即使他们开战，战争也是有限度的。但是就像元帅们了解得很清楚的那样，苏联还没有做好全面战争的准备。
